大事背后-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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蟛糠衷惫ぃ济挥凶龉庵�24小时直播频道。编辑、播出的电脑软件是国内大洋公司刚开发的，俗称大洋系统，没有录影带，完全是用光纤传送影片，播出系统虽然先进，性能却不稳定，经常在直播节目马上开始的时候，它断线了。
机器是新的，系统是新的，人员是新的，主播是新招来的，对于凤凰本身，资讯台也是新的，每个系统每个组织每个成员都需要磨合。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大陆和台湾人听不懂粤语，沟通要靠翻译，而普通话又分台湾式、港式、内地式三种，遣词用句上多有不同……
说来说去，怎一个乱字了得？资讯台在乱烘烘中锻炼，在乱烘烘中成长，企图乱中取胜。为了纪念这段难以忘却的往事，程鹤麟写诗一首，以示难忘：
《壮丁谣》
凤凰儿女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搭时间，先垫钱，
应急部队乱哄哄，
说你行，你就行，
实在不行倒栽葱。
（白）不行就别混！
忽然雨，忽然风，
忽上忽下忽西东。
指到哪，打到哪，
身经百战不倒翁，
凤凰个个是壮丁，
风烟滚滚唱英雄。
钟大年谈地位：凤凰卫视是略等于无吗？
（钟大年 凤凰卫视节目副总裁。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留校任教，曾任该院电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1996年加入凤凰卫视。）
第二部分直播：无准备之仗（2）
2004年下半年，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评价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在大陆成功的唯一前提是大陆官方对它网开一面，使它有更宽松的新闻政策，一旦大陆媒体与境外其他媒体同场竞技，则没有凤凰卫视的立足之地。”“跟国内电视台相比，凤凰卫视可以高枕无忧。跟大陆民间报刊比，凤凰卫视主要是补充了现场画面。跟国外主流电视媒体比，凤凰卫视略等于无。”
我觉得说什么，怎么说，是别人的权利，我们管不着。但是凤凰卫视是有，是无，不是他说了算的。现在美国官员要对中国透一些敏感的信息，肯定找凤凰，他不找别人。比如鲍威尔，先后四次接受凤凰的专访，美国国会的一些要员也给我们发电子邮件，表示愿意接受凤凰的采访。还有普京、希拉克、阿拉法特、阿罗约等百余名外国政要都接受过凤凰卫视的采访。台湾政要想说话时，也会找我们。阮次山说过，外国政要接受采访看两点，一个是你的媒体的影响力，一个是采访者的影响力。如果你的媒体可有可无，让你采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咱们这个台，我觉得对大陆新闻界的意义，一是推动了整个媒体业的发展与变革。比如把“读新闻”变成“说新闻”，先锐的新闻评论和深度报道，主持人的风格打造与明星包装，都对大陆电视业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二是推动电视节目形态的变革，凤凰的节目改变了国内电视节目的惯性思维，咱们每推出一档节目，马上就有人模仿，无形之中，节目的叙述方法、样式、包装有了大的进步。三是我们充分的、宽松的话语空间给国内媒体带来了一股清风，也带来了一种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改变。四是对重大事件的直播，也是我们一直在前面探索。
香港回归60小时播不停，是凤凰卫视在直播方面第一次试锋芒。中央台当时的直播基本以中方活动为主，对英方的活动报道很少，所以在整个回归报道中，让人家觉得缺一块东西。而我们比较最出彩的点，有这么几个地方：
一是我们博采众长，我们不仅有自己拍摄的画面，而且大量采用CCTV、香港无线、亚视、英国BBC的画面。谁的画面好我们就用谁的。6月30日下午，港督彭定康在蒙蒙细雨中主持港府降旗仪式，天气和人的表情都大有深意，我们的直播让人浮想联翩，回味历史。
二是我们有一些独家画面，比如江泽民、卓琳在海逸酒店里的镜头，就是刘长乐自己拍的，这些东西与官方的图像给人感觉就不一样。彭定康和妻子、女儿在添马舰上船时，其女儿伤感的眼泪和他回头招手的表情，给人印象比较深。
三是我们以一个平民化的角度去看这个大事，包括主持人的表现，跟国内的电视直播感觉就不一样。老百姓觉得亲切。中央台的记者和主持人说什么，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说完以后就冷场，经常大段的沉默，信息量显得比较少。而我们的主持人就比较放松，可以在大的框架下自由发挥。
再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咱们确实当时比较小，人比较少，指挥比较灵活，调头好调。不过我们问题也很多，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现场指挥还是有点手忙脚乱，乱成一团。
凤凰卫视能有现在的地位，是因为它有一批憋着一股气想干事业的人。媒体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才，但是由于时代比较浮燥，有些人就是雇佣思想，能干就干，不能干转身就走。凤凰卫视的不同，在于它的人才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实现心中的一个梦想。凤凰卫视的老板、院长他们最难得的一种精神，就是扎扎实实、数年如一日地干一个事业。有这帮人在，要想撼动凤凰卫视的地位，恐怕比较难。
郭方说规矩：火凤凰 内火旺
（郭方 女性，凤凰资讯台采编部副采访主任。1992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1998年获美国德州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理学硕士学位。曾在香港无线卫星电视（TVBS）、香港中天电视（CTN）供职，1999年加入凤凰卫视。）
我和凤凰卫视的渊源要回放到香港97回归。当时我正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趁放暑假回港找短期工。那时根本没听说过凤凰卫视，通过一位曾在香港中旅集团共过事的朋友介绍，进了凤凰做短期记者。上班第一天就发现，不少以前在无线卫星电视（TVBS）的同事都在这儿，像曾漪和闾丘露薇，而曾在TVBS招募过我的关伟，又将我招进凤凰，所以世事有时很有趣。
加入凤凰，发现除了剪辑机和一个录像厂能让我知道这是一间电视台之外，其他方面我真感觉不出和电视台有何关连。对于凤凰不说自己的节目是新闻，而是资讯，我也不能理解。另外，“不专业”的地方还表现在，除了记者是做新闻的，摄影师不是专拍新闻的，剪辑师并不专门负责剪辑，还要负责播出。
总之一句话，这里和我在TVBS新闻部的反差很大。TVBS那里文字记者是文字记者，摄影师就是摄影师，剪辑师就是剪辑师，壁垒分明，分工很细。进了凤凰，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是：先降低制作要求，但不降低文稿内容的要求。
出外采访以及约访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没人知道凤凰，每次要费好一番口舌解释，有时还稍微夸大一些凤凰的影响力，以便说服受访者。好在97回归前后，香港聚集了许多全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那些受访者也不大理会来约访者的底细，就当是多一次曝光机会。
第二部分直播：无准备之仗（3）
凤凰没有资讯台的时候，中文台的新闻时段只有一个时事直通车，就算增加了早班车，新闻量也没有增加多少，而且是到晚上九点才播出，所以活儿不急。但资讯台是24小时运作，新闻量要求很大，而且要求随时有新内容。因此资讯台开台时增加了不少人力，单是负责采访的记者就从四个增加到十几个，编译组，更是十几倍的增加。和凤凰的膨胀度差不了许多。
来自不同机构，做过媒体的，没做过媒体的，香港的，大陆的，台湾的，都有着各自的背景。不少人没有做过电视，或者说没做过电视新闻，令大家磨合起来，火花四溅，开句玩笑来形容的当时的情形的话，可以说我感觉那时的凤凰是只火凤凰，内火旺盛。
最大的挑战，是“报纸人”和“电视人”的磨合。
凤凰一下子扩张，不少在平面媒体工作多年的人转入了电视行业。我一毕业就做电视，对于平面媒体的经验只有校报记者那么一点儿。电视新闻画面的要求是最高的，细节内容可以慢慢再补充。而文字的运用，我一向不太执着，对编审（多是报纸出身）执着于文字用词的恰当很不感冒。心里总是嘀咕：干吗那么较真呀！有时在赶片子的情况下，对他们提出改词的要求更是反感，不免和编审顶撞两句。可是，在这种火花不断的情况下，发现原来遣词造句准确和适当，可以为一条新闻增色不少。
还有快和慢的冲突。电视新闻对时间的要求也是最高的。采访完毕一定要将新鲜热辣的东西呈现给观众，以满足他们的第一时间知情权。但现实经常是，记者紧赶慢赶，不断催着剪辑师快马加鞭，可是到了主编（负责编排一节新闻的次序）那里（他们多数都是报纸人），他却说出一句：排不上。而这时明明离开播还有5分钟，甚至10分钟。死赶活赶出来的片子播不了，这对记者士气打击很大。经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后，很少有记者再主动赶写新闻。除非跟他说：这条片要赶几点钟的新闻。
后来才发现，这也不能完全怪主编。因为我们使用的大洋系统，无法配合。比如，剪好的片子，虽然同样在计算机里，但是主编要用这条片子，就要上传一次，才能到达播出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
说起大洋系统，这是转入资讯台之后的另一个大挑战。系统最初设计的缺憾以及计算机罢工（通常是在赶稿时），总能把人搞得发狂，却又不知向谁发脾气。结果公司负责大洋系统的三位同事最惨，不仅24小时随时被我们电召来修理大洋，每次还得听我们对大洋系统的严词批评。
三位同事的EQ都极高，帮我关机，重新开机之后，放软声音说正在提升大洋的能力。我想每个迈进计算机时代的人都有同样的经历吧。经过两次全面的提升，大家对大洋系统的咒骂声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此起彼落了。虽然偶有死机情况，但也都学会了一手对付大洋的招式，就是重新开机；而下班之后，谨记熄掉计算机，让它在繁忙一天后，也有喘息的机会。
资讯台是24小时新闻台，要求采访回来马上写稿，随时完成随时播出，但“马上“是多长时间？也没人真正要求过，可以短到半小时，也可以长到数小时。因此限期是自己给自己的。我给自己的要求是一定要在活动结束后一小时内完成，所以经常是在坐车回公司途中就已想好了文稿架构，该怎样开头，用什么画面，用哪段同期声等等。有点像出差赶卫星传片。而当真正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时，很有成功感。
记得资讯台开台不久，菲律宾发生民众不满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腐败而要求他下台的集会示威，上万民众包围总统府，大有推翻政府之势。
凤凰决定派人采访。我和摄影师还有“小莉看时事”的撰稿人陈保聪，接到命令时是下午，而飞往马尼拉的最早一班飞机是当晚九点多。我马上回家拿了护照以及简单行李，再回公司取机票。陈保聪因为要完成第二天播出的小莉看时事后期工作，不得不劳驾他的哥哥将他的护照送到公司。
像这样一决定就马上出发采访对我是第一次，订机票和酒店可以有同事帮忙，但出差费用却不知向谁要。按一向的做法，我要填表，找部门主管和财务主管签字，再从银行取钱。而当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财务主管签字了，但银行已关门了。大家只好东拼西凑。当时的上司伍淑娴用提款卡提了二万港元（每天的最高限提额度），吴小莉再提二万港元，再加上我自己的数千元（月底发薪日前夕，账户上没什么钱）和两张信用卡，在谁都不知道会在马尼拉呆多久的情况下，就靠这些钱了。
第二部分直播：无准备之仗（4）
我们到马尼拉已是午夜，放下行李就连夜赶到市中心广场。大批的示威者席地而坐，空气里弥漫着汗酸和食物混杂的味道。做完访问已是凌晨三四点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则先去了总统府，离闸门200米的地方聚集了不少示威者，但这次是支持和反对总统的两派人对峙。中间一大块空地是由军警用铁栏杆隔开的。只有记者能走进去采访。对于我们的采访，两边的人都很合作。到了下午局势急转直下。埃斯特拉达失去大主教的支持，黯然宣布下台。阿罗约夫人在大主教的见证下，宣誓成为新总统。两派示威者同时要冲进总统府。
当时我身处这股不断往总统府冲的人群中，心里开始感到有些害怕：其中不少人手拿着长棍，他们因为已等得不耐烦了，所以特别起劲地边叫边冲，不时打烂路边见到的东西，以发泄情绪。而当时我正在和香港总部做现场的电话连线，一边找地方躲一边报道所看到的现场情况。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狼狈。终于躲到路边一根电线杆后完成这个电话连线，这时才发现摄影师和陈保聪都不见了，打电话也不通。也不知道他们怎样，马上又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只好跟着不断涌向总统府大门的示威者走，并且伸长了脖子找他们。后来还是他们打来电话才能汇合，原来他们爬上一个高处拍民众冲向总统府的全景。
那次事件的主播是胡一虎，我还是第一次和台湾主播做现场直播的电话连线，真让我见识到了为何他小有名气。
胡一虎提出的问题快让我招架不住了。因为我是临时受命采访这种国际性新闻，对许多背景的东西并不是太了解。我现在还记得他第一个让我打怵的问题是：阿罗约夫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幸好，我刚到马尼拉那晚，在坐车去市中心广场的路上，好奇地问了当地司机有关阿罗约夫人的一些背景。但因为司机所知也并不太多，只知道她是前总统的女儿，接受西方教育，曾在政府为官，政绩还不错，民众普遍较接受她。所以就将这些讲了出来。当时真是冒了一头汗，心里直后悔出发前没多找些资料。
自此之后，我再出外采访，就会带上自己的手提电脑，随时可以查找背景数据；而平时也多加留意国际新闻。连编译组的文稿配音也很乐意去做，因为配音的过程就是在了解国际时事动态。
经过这次之后，公司在采编部设立了一个”小钱箱”，若再遇到这种临时出差采访的情况，可以随时拿钱。资讯台开台后，一有重大事件发生就出发采访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做了记者，就会有心理准备面对阴暗，生离死别等等悲惨的事件。但当自己真正面对时，如何控制情绪，不影响工作，原来比我想象的难。国航2002年在釜山发生严重空难事件，中韩两国都有人丧生。我和摄影师王方宁又是连夜出发，赶去采访。在那次空难中，国航机长侥幸生存，但受了重伤。他的太太来探望他，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我成功地对她做了独家专访。在专访时心里很同情她，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不得不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尖锐的问题。看着她偶尔红着眼圈来回答我的问题，心里真的很犹豫，是否还要追问下去，真有些憎恨自己的这份工作了。这让我又想起在美国读研时，教授在课上提出的讨论问题：是专业第一，还是人性第一。说实在的，到现在我都不能确定是否知道答案。
第二部分911；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1）
吴小莉说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