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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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读过关于冯婉贞的这一篇文章，很遗憾，虽然身居北京多年，
却从不曾想到过去调查。听了有关史学家的介绍后，除了敬佩其科学精神外，
我就想，这也许是一篇小说。作为史学，该文没有任何价值；作为文学，其
价值就不低了。
研究工作中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要查
找一项资料，却怎样也找不到；有时候，它却不请自来，跃入你的眼帘。某
… 36…
日，我在查阅1915年3月19
日的《申报》时，突然发现，它有一个专门栏目，名为“爱国丛谈”，
其中一篇就正是 《冯婉贞》。它的作者是陆士谔，徐珂只是将它收入了自己
所编的书。“类抄”者，正说明了徐珂是编者，而不是作者。
陆士谔是何许人呢？再查。原来此人名守先，江苏青浦人。自幼习医。
后在上海以出租小说为生。久而久之，自己便也写起小说来。由短篇而中篇，
由中篇而长篇，先后出版了《三剑客》、《白侠》、《黑侠》、《红侠》、
《八大剑侠》、《北派剑侠全书》、《南派剑侠全书》、《新三国侠义传》、
《新梁山英雄传》等大量武侠小说。他有时也写清代历史或宫闱小说，如《顺
治太后外纪》、《清朝开国演义》、《清史演义》等。他大概做梦也不曾想
到，他的那末多长篇小说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一篇小小的《冯婉贞》
却在新中国受到重视。
《冯婉贞》在《申报》发表时，篇幅稍长。徐珂收入《清稗类抄》时不
仅改了题目，而且对描写人物和作战气氛的部分细节作了删节。末尾作者有
一段议论：
救亡之道，舍武力又有奚策！谢庄一区区小村落，婉贞一纤弱女子，投袂奋起，而抗欧洲
两大雄师，竟得无恙。矧什百于谢庄，什百于婉贞者，呜呼可以兴矣！
这是对《冯婉贞》一文主题的最好说明。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日本帝国
主义者正压迫袁世凯接受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全国人民的爱国
热潮汹涌澎湃。作者塑造冯婉贞这样一位女英雄，也是有寓意的吧！
… 37…
由“爱斯不难读”说起
多年前，编过一份资料，收入柳亚子的《与杨杏佛论文学书》。该文原
刊于1917年4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其中有一段话：
彼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中
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
而文学犹必占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相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
文中所说的彼，指胡适。“五四”前夜，柳亚子对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
有意见，对他的白话诗更不佩服，认为中国文学有着永恒的美学价值，不必
搞什么“非驴非马”的“革命”。全段意思清楚明白，只是“爱斯不难读”
（前后括弧为原文所有）云云，不知何解，似乎也没有什么书可以查考，斟
酌再三，不敢不懂装懂，只好加了个注释：“此处疑有脱误。”多年过去了，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总觉得有负于读者，于心不安。
前两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柳亚子选集》一书，恰巧也收了这篇《与
杨杏佛论文学书》。编者将“通行”二字断归上句，将（爱斯不难读）断归
下句，然而，我仍然读不懂，这个“爱斯不难读”到底是啥玩艺儿呢？
前些日子，读清末的 《时报》，偶然从夹缝中看到一份上海世界语学社
的招生通告，中云：“世界新语即爱司泼兰多，亦名国际语。”
天哪，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爱斯不难读”
者，不就是“爱司泼兰多”吗？“爱司泼兰多”不就是世界语Espranto的音
译吗？
世界语是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种类很多，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爱
斯不难读”。1887年由波兰人柴门霍甫创造，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当时在
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以及上海、广州等地，都有一些人提倡和推
广世界语。“五四”时期，钱玄同更主张废汉字、汉语，代之以世界语。柳
亚子的文章是极而言之，意思是说，即使他年“世界大同”，通行世界语，
中文中语都淘汰了，中国文学也将如希腊、罗马古文一样，永葆艺术魅力。
至于“爱斯不难读”前后的括弧，想是柳亚子不熟悉新式标点符号，误当引
号用了。多年积疑，一旦冰释，不无欣欣。然而，欣欣之余，又有些想法。
“爱斯不难读”译得很巧妙，不仅发音近似，易于记忆，而且鼓励人们
学习，译者显然费过一番心思。然而，谁会想到它是外来语？
其实，不仅这种“中国化”的外来名词认明正身难，即使是严格音译的
外来名词，认明正身也很难。1915年，梅光迪赴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胡适写
过一首诗送他，中云：“但祝天生几牛敦，还求千百客儿文，辅以无数爱迪
孙”，“自言但愿作文士，举世何妨学倍根，我独远慕萧士比，岂敢与俗殊
酸硷”，“居东时时游康可，为我一吊爱谋生，更吊霍桑与索虏，此三子者
皆峥嵘。应有烟士披里纯，为君奚囊增琼英”。其中，牛敦、客儿文、爱迪
孙、倍根、萧士比、爱谋生、霍桑、索虏是人名，康可是地名，烟士披里纯
是抽象名词，读者试一一认明正身看！幸亏胡适加注了原文，不然，可就费
事了。
由此想到，整理近代典籍，出版学术著作，凡涉及中外关系者，似均应
附译名对照表或加注原文。是不是应该有一部外来语词典，将中国自翻译印
度佛经以来的各种译名，一一收罗诠释？
… 38…
汉字“横行”与钱玄同
现在汉字以“横行”为主了。
余生也早，躬逢汉字“直行”的一统时代。书报，一律从上往下排。读
书时，脑袋须一上一下地移动。遇到其中夹有西洋文字，便须把书侧转过来
看。写字作文时，先从上到下一个字一个字写，然后一行一行从右向左移。
如果墨汁未干，那手腕上便会沾满斑斑墨迹。此情此景，而今的年轻朋友也
许不大能够体会。
诚然，除整理古籍、书法艺术和报纸调剂版面外，汉字应该“横行”。
那末，谁是汉字“横行”的提倡者呢？手头有一份钱玄同的书信手迹，
文曰：
独秀、半农、适之、尹默、孟和诸兄均鉴：上月独秀兄提出《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横行
的话，我极端赞成。今见群益来信说：“这么一改，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照此看来，
大约改用横行的办法，一时或未能实行。我个人的意思，总希望慢慢的可以达到改横行的目的。
此信写于1918年11月26日。当时，钱玄同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成员，收
信的几个人也都是。不知为什么，此信未在 《新青年》上刊载，似乎也没有
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从信中看，陈独秀提倡“横行”而钱玄同“极端赞成”，
似乎陈早于钱。然而，且慢。
1917年5月15日，钱玄同致陈独秀函云：
我固绝对主张汉字须改用左行横移，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
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
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故无论汉字、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
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移而出，则无一不便。
同年，大概是7月吧，钱玄同再次致函陈独秀，要求《新青年》从四卷一号
起，改用横式。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
行除旧布新，所有认做 ‘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
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这样，提倡“横行”的还是钱早于陈。
汉字由“直行”改“横行”，看来是小事，却也还需要一点勇气。因为
我们的老祖宗，从用刀在乌龟壳上刻字时便“直行”，此后相沿不改，成为
定规。清末时，西方文字传入，因为与我们的“祖宗旧法”不合，所以被轻
蔑地称为“蟹行”文字，意思是像螃蟹一样横着爬。当时的《国粹学报》有
一段名文曰：“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哉？”中国人读了几本
西洋书，便被视为黄帝子孙的灾难；如果汉字也“蟹行”起来，那还了得！
所以，单以提倡“蟹行”这一点来说，钱玄同也配授以勇士称号。
不过，话说回来，提倡归提倡，《新青年》却一直未能“横行”。其原
因，既由于经费困难，也由于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所以虽有陈望道的激烈的
批评和呼吁：“诸子既以革新为帜，我狠愿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顾忌，
勿使 ‘后人而复哀后人’才好。”但是，钱玄同还是表示：“因印刷方面发
生许多困难的交涉，一时尚改不成。”这个“一时”也就长了，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国家明文规定，汉字以“横行”为主，钱玄同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我们这个“五千余年古国古”的泱泱大国里，要想搞一项改革也真难！
古语云：闻鼓鼙而思将帅。因作此文，戏拟一语曰：忆“横行”而望勇
士。
… 39…
钱玄同自揭老底
“五四”时期的钱玄同，确实是位勇士。他写过不少犀利的文章。其中
有一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所谓学问，所谓道德，
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十分之
八是教忠教孝之书；所谓史，不过是“大民贼”的家谱或“小民贼”杀人放
火的账簿；要使中国不亡，使中国民族成为“二十世纪文明的民族”，必须
以“废孔学”作为“根本之解决”。这些话，在今天看来，难免显得偏激，
但当时，在推倒偶像，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又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然而，谁想到，钱玄同还曾是个复古迷呢！
那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热衷于复古。当时有句流行的口号，
叫做“光复旧物”。有的人考证出，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是在夏、商、周三
代。据说：有一种“通天屋”，比现代的摩天楼还好；有一种“深衣”，穿
起来满惬意；有一种 《鹿鸣》之曲，听起来可以感到“皇汉”民族的尊严；
还有一种“干舞”，跳起来可以不失“陶唐氏之遗风”。受此影响，钱玄同
也觉得：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应该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
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
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而同是汉族
的，则愈古愈好。钱玄同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武昌起义之后，“辫发
胡装”自然可以免去，但西装革履也非所愿。怎么办呢？他想起了“深衣”。
古书上记载，这是诸侯、大夫和士平时在家闲居时所穿的一种服装，上衣和
下裳相连，大概是一种男式连衣裙吧？古代没有摄影术，也没有裁剪大全一
类的书籍，具体式样早已失传。好在钱玄同曾经从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考
证是拿手好戏。于是，从1911年12月中旬起，他便参考《礼记》、司马光
的《书仪》、题为朱熹所著的《家礼》以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
言、黄以周诸家的论述，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并且照所说的
做了一身。1912年3月，钱玄同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当科员，便穿上这一身
自制的套服：头戴“玄冠”，身穿“深衣”，腰系“大带”，上办公所去，
其结果是赢得大家笑了一场。
上述故事，见于钱玄同的一篇回忆文章《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态度底变
迁》。文中，钱玄同还坦率地承认，更早的时候，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崇拜清朝“皇上”；为此，撕毁过谭嗣同的《仁学》；指责过具有革命思想
的朋友：“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钱玄同写这
篇回忆文章是在1924年末。那时新文化运动早已“铙歌奏凯”，钱玄同也早
已成了名人了。
世事多艰。人难免要做错事，走错道，贵在能不断总结，弃旧图新。钱
玄同复了一阵子古，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大受刺激”，“知道凡事总
应前进，决无后退之理”，于是进而“疑古”，这就好；又进而在成为名人
之后，仍能自揭老底，以自己做错的事、走错的路昭示来者，这就更好。生
活、事业都需要这种精神。
有些人，总想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圣哲形象。讳言错误，讳言失败，明
明有错，却硬不认错，甚或饰非为是，又甚或打击别人，以非作是。这种人，
在钱玄同精神面前，是否感到汗颜呢？
… 40…
柳亚子不当新顽固
刚写下题目，一位朋友就提出：“世上只有老顽固，何来新顽固？”看
来，先得交代来历了。
大概是1924年吧，吕志伊写信给柳亚子，反对新诗。同年6月，柳亚子
复信吕志伊，为新诗辩护，谆谆告诫：“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
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考吕志伊其人，字天民，云南思茅人。
1905年参加同盟会，致力于反清斗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司法
部长，是位鼎鼎大名的革命派。他与柳亚子同隶于当时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彼此相交甚厚，因此，柳亚子才有上述告诫。“新顽固”指的是曾经走在时
代前面而后又落伍、守旧的那种人。
其实，柳亚子也险些当了“新顽固”呢！那是在1917年。胡适正在兴致
勃勃地提倡以白话写诗，有一首题为 《朋友》的诗说：“两个黄蝴蝶，双双
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柳亚子对此类诗看不惯，写信给杨杏佛，批评胡适所作的白
话诗，“真是笑话”。他认为，文学革命只能是内容的革命，“所革当在理
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白话诗断不可作。对于柳亚子的这
一观点，胡适讥之为“不成理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
《清庙》诗，据说是周公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有一首《生民》，据说是周公
祭祀第一代祖宗后稷之作，都以四言为主，自然古色古香，佶屈聱牙。胡适
以此为例，责问柳亚子，既然你主张“形式宜旧”，那末，南社诸君为什么
不以此为楷模，而要写作唐宋时代才发展起来的“近体诗”和更“近体”的
词呢？
柳亚子终于渐渐想通了，转变为白话诗的热烈拥护者。在给吕志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