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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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联邦成立时，应尊日本国王为联邦皇帝。四、中日联邦成立时，中华应改民主为
君主，尊孙文氏 〈为〉中华国王。
五、中日联邦成立时，中日两国民党之劳绩卓著者，应由联邦皇帝叙爵赏勋。
六、中日两国与他国开战时，中华海陆军须受日本
政府之管辖，平时则否。
七、中华政府与他国有交涉时，须受日本外务省之指导。
八、中日联邦成立时，两国平时内政，彼此不得干涉。
以上8条，规定了两国的政体和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接着4条，规定“日
本民党”援助“中华民党”的义务，如：“凡中华民党，在日本者，日本民
党应请其政府格外优待”；“凡中华民党在中华有危险时，日本民党应请其
政府饬驻中领事妥为保护”；“中华民党当起事前后，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
接济军火及军费”；“中华民党当危急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助以兵力”
等等。其次6条，为“中华民党”应允给予日本的利权：
十三、中华民党成功时，应以满蒙一切特权让与日本。
十四、中华民党成功时，应割福建与日本。
十五、中华各行政机关，应聘日人若干名为顾问。
十六、中华路矿诸政，应许日人以投资之优先权。
十七、中华海陆军，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
十八、中华各学校，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并加日语科……
最后两条，规定中华民党不能成功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位置中华民党
的重要人物，并说明协约发生效力的时间及修改的有关问题，不录。
笔者不想为孙中山作全面辩护。在还没有认识到必须“以俄为师”之前，
为寻找支援力量，孙中山确实对日本政府存在过幻想。但是，这份《协约》
却是地地道道的假货。
作伪者很费了一点心思。他知道孙中山和犬养毅关系密切，也读过孙中
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的《誓约》，因此懂得使用“创制五权宪法”一类的词
语。但是，作伪的痕迹仍然很明显，例证之一就是“组织中日联邦”。在中
国近代史上，康有为确实有过类似想法，但孙中山则从未有过。例证之二是
“中华应改民主为君主，尊孙文氏〈为〉中华国王”的条文。孙中山是坚定
的民主主义者，他怎么会想自己当“国王”呢！例证之三是所谓“应尊日本
国王为联邦皇帝”，日本只有“天皇”，没有“国王”，作伪者竟连这一点
常识都忽略了。
袁世凯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伪件呢？大概是：自己想当皇帝，便说孙
中山想当国王，自己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便说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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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这样就彼此彼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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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对日 《秘密意见书》
在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所藏档案中，有一通段祺瑞致田中义一的函札，是
研究皖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重要资料。函称：
慨自庚申政纲失统，人怀异志，军权旁落，兵日加多，国困民穷，而曹、吴不悟，是以有
甲子戡乱之师。当时国人望予出扶危局，恳切推勉，至再至三，义不获已，始就临时执政。自
维国家多事之秋，民心厌乱之日，首宜安内以御外，节用以理财。是以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
会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同时即由该会议产出 《国民会议条例》。现正从事筹备，冀以
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平统一之效。其于临时期内建设者，有临时参政院、军事整理委员会、
财政整理委员会，而于裁兵、理财诸大端，皆国内老成优秀之士，无日不殚精竭虑，期底于成，
此亦予年来所抱安定内政之政策也。
贵国与我国唇齿相依，利害密切，允宜时时互相借助，以保极东和平。然亦宜亟谋两国经
济上之发展，速使商民得以及时恢复于灾惫之余，此为两国并立共存之机所不容缓者，想阁下
虑之熟矣。兹乘吉田总领事荣归之便，藉布区区，以慰远念，尚希时惠德音，以匡不逮。
末署“段祺瑞拜手，五月二十八日”。信中说：“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会
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现正从事筹备，冀以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
平统一之效。”据此，知此函作于1925年。
庚申，指1920年。当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率兵北撤，同时联合奉
系军阀张作霖，向皖系挑战。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大败，段祺瑞通电
下台。“政纲失统”，指此。甲子，指1924年。当年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
国民军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11月，冯玉祥、张作霖达成妥协，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1925年2月，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
开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善后会议”。3月至4月，先后通过《军事
整理委员会条例》、《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国民代表会议条例》
等议案。4月21日，善后会议结束。本函即作于此后。
段祺瑞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由来已久。从 1916年起，他就曾派曹汝
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款额就
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1924年上台后，又再谋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致田中义一函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写作的。信末附有 《秘密意见书》，它是段
祺瑞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物证。 《意见书》共分三部分，其中重要的是
第一、第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执政府对外之政纲》，共四条：
一、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信；
二、维持国际平等国交；
三、联合日本，以确立东亚永久之安宁，预防世界未来之战乱；
四、泯除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
当时，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
权。段祺瑞上台后，即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权益。
本函再次表示“尊重国信”，奴颜婢膝之态宛然可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
期推行侵华政策，中国人民昂扬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是正当的、爱
国的，然而段祺瑞却称之为“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表示要加以“泯除”，
这实际上是在向田中保证，他的政府要大力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
《意见书》第三部分为《执政府对日本之希望》，共五条：
一、对于上项内外政策之实施，希望贵国朝野之谅解，并予以实际上之充分援助，以期达
到东亚永久安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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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国提携，应自泯除国民误解入手，希望贵国对于以前之中日悬案，放弃目前小利，
出以公正宽大之牺牲的态度，挽回中国国民之同情，而谋两国国家永久远大之共同利益。
三、对于西原借款，依上列尊重国信之精神，于中央政府巩固时，谋正当之整理，希望贵
国当局及舆论方面，暂持傍观态度，免招各方之误解。
四、希望临时垫款五千万元，以充收束军事及建设新政府之用，并继续周旋善后大借款四
万万元，以充整理内外各债及全国统一善后之用。
五、希望投资共营煤铁等矿业。
段祺瑞上台后，政权并不巩固。这五条，反映了他急于取得日本帝国主义政
治和经济支持的迫切心情，也反映了他对自身地位不稳的忧虑。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华政策往往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段祺瑞
要求日本政府“放弃目前小利，出以公正宽大之牺牲的态度”，正是要求田
中义一对这种侵华政策加以粉饰，使之带有欺骗性，从而“挽回中国国民之
同情”，维护中日两国反动统治者的“永久远大之共同利益”。由于西原借
款旨在独占中国主权，支持段祺瑞扩大内战，早已声名狼藉，但段祺瑞仍然
表示，“于中央政府巩固时，谋正当之整理”，不仅如此，段祺瑞并力谋通
过田中，获得四万万五千万元的新借款，其数量之大，令人惊愕。不过，大
概正因为数量大，皖系又已成了风前之烛，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贸然投入这样
大的赌注。此函去，不见下文，大概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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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出宫、胡适抗议及其论辩
溥仪出宫本来是1912年制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此项条件共八款。
其第一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变。中华民国以待各国君
主之礼相待。”其第二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百万两，俟改铸
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其第三款规定：“大清皇
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当时不
少革命党人就对这一优待条件表示不满，认为“存废帝之名，辱我民国；糜
四兆之款，吸我利源”，它“貌袭文明，实伏乱源”，要求修改或推翻。孙
中山虽同情这一主张，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无力改变。民国初年，清室曾经
有过按优待条件搬往颐和园的准备，但因感到袁世凯无相逼之意，也就在紫
禁城里住下来了。此后，经过张勋复辟，社会上不断有人呼吁废除溥仪尊号，
令其出宫，但历届北洋政府均意在优容，这就使得溥仪在“黄圈圈”里继续
做他的小皇帝。这种情况，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才得以改
变。当年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主要内容
为：“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
室家用50万元”；“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但
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次日，溥仪被迫出宫。有关情节，电视剧《末代
皇帝》有很多生动的表现。
废除溥仪尊号，令其出宫一事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章太炎致电
黄郛等人，誉为“第一功”。他认为，溥仪身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妄行
复辟，制造内乱，本应受刑事处分，现在饶他一命，令其出宫，“仍似过宽，
而要不失为优待”。孙中山也致电冯玉祥，认为“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
自固”。即使是溥仪本人，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不得不在对记者谈话时表
示：“余极愿为一自由之人，长此困守深宫，胥为礼法束缚，余甚难堪。此
次出宫，为余夙愿，今始克偿，故并无其他不便之感。”但是，出人意料的
是，被认为是“新文化领袖”和“新思想代表”的胡适却提出了抗议。11月
5日，胡适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内称：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
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皇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
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
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正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
事。
函中所言“欺人之弱”，意指溥仪为弱者；所谓“乘人之丧”，则指半个月
前瑾太妃去世。胡适发出此信后，还亲赴醇亲王府向溥仪表示慰问，声称“这
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的抗议信部分发表于11月9日的《晨报》。除了溥仪的英文老师庄
士敦致函胡适表示赞许外，进步人士纷纷指责。周作人致函胡适，认为在民
国放着一个复过辟而保存着皇帝尊号的人，在中国的外国报纸又时常明说暗
说的鼓吹复辟，十分危险。他说：
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
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
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12日，胡适复函周作人，回忆他1922年和溥仪的第一次相见，认为溥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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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就诚心诚意要求“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并称庄士敦也“没有
什么复辟谬论”，因此，完全可以从容办理，多保存一点“绅士的行为”。
信末，胡适表示，倘要讨论“什么是极正当”，那就非25万字不可，自己不
愿继续讨论下去。
继周作人之后，李书华、李宗侗也致函胡适，对他的言论表示“非常骇
异”。信中说：
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
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
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迟了十三年了。
针对胡适所谓优待清室乃是一种“国际信义”和“条约关系”的说法，信中
提出：“这是民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当然不能相提并
论。”针对胡适所谓“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的说法，信中指
出：“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能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
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 ‘乘人之丧’的理由，
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
拉在一齐？”
对二李的批评，胡适复函称：“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
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他满腹牢骚地说：
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
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
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漫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
陋空气而已。
他表示：
你们既说我是“根本错误”，我也不愿申辩。我只要指出，在一个民国里，我偶然说两句
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
太迟了。
胡适的这封信明显地离开了原来论辩的主题，因此二李于12月5日再次致函
胡适，说明：“我们的信，不过是与你辩论是非，并没有一点干涉你自由说
话权利的意思。你的信中，屡次提到言论自由，似乎已到题外。”二李并指
出，“英国不废王室”确是事实，但英国只能算作君主立宪国，而不能称为
民国；法国虽“容忍王党”，但却没有保存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