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1-鲁迅杂文精编-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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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我之常常将这些当作半张“求己图”看，乃是我的杞忧。
第一部分论照相之类（2）
三无题之类
照相馆选定一个或数个阔人的照相，放大了挂在门口，似乎是北京特有，或近来流行的。我在Ｓ城所见的曾大人之流，都不过六寸或八寸，而且挂着的永远是曾大人之流，也不像北京的时时掉换，年年不同。但革命以后，也许撤去了罢，我知道得不真确。
至于近十年北京的事，可是略有所知了，无非其人阔，则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不见，比电光自然永久得多。倘若白昼明烛，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则据鄙陋所知，实在只有一位梅兰芳君。而该君的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确乎比那些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东西标致，即此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其一面又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盖出于不得已。
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继起的模仿者们的拟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怜的苦相，也就会立刻悟出梅兰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地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
惟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
我所见的外国名伶美人的照相并不多，男扮女的照相没有见过，别的名人的照相见过几十张。托尔斯泰，伊孛生，罗丹都老了，尼采一脸凶相，勖本华尔一脸苦相，淮尔特，穿上他那审美的衣装的时候，已经有点呆相了，而罗曼罗兰似乎带点怪气，戈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虽说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迹来罢，但总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假使吴昌硕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画的润格如是之贵，则在中国确是一位艺术家了，但他的照相我们看不见。林琴南翁负了那么大的文名，而天下也似乎不甚有热心于“识荆”的人，我虽然曾在一个药房的仿单上见过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谢丸药的功效，所以印上的，并不因为他的文章。更就用了“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字来做文章的诸君而言，南亭亭长我佛山人往矣，且从略；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铜板而已。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解读
全篇分三节，一讲“材料之类”，说的是照相术最初传入时怎样被小城百姓视为“妖术”，而引发出种种可怕的今天读者看来又不免是可笑的传言——这背后其实是一部外来新事物的接受史。三讲“无题之类”，由照相馆里的“阔人的照相”，说到梅兰芳的“黛玉葬花”照，并由此而大发议论：“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鲁迅正是从这样的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艺术中，看到了中庸之道下的中国民族病态心理，以及封建性压抑下的性变态。这种心理是人们所不想说、不便说的，鲁迅一语道破，就成了“刻薄”。
而我们这里所要着重讨论的是第二节“形式之类”。且看鲁迅如何娓娓道来：先承上文，讲“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但强调的是“三十年前，Ｓ城指绍兴——编者却已有照相馆了，大家也不甚疑惧”，虽然也偶有例外，如闹“义和拳民”时，“要之，Ｓ城早有照相了”；却又说“但是，Ｓ城人却似乎不甚爱照相”；反过来再说：“然而虽然不多，那时却又确有光顾照相的人们”，但接着就声明：“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人物，或者运气不好之徒，或者是新党罢。”——请看，“……却……虽然……但是……却……然而……虽然……却……也……”，竭尽旋转腾挪之能事，文章也渐入要紧处：读者的兴趣、注意力终于集中到一点：看看这些中国最早“光顾照相的人们”照的是什么相，照相这种新技艺引起了他们什么样的想象吧。……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出下面的故事：这才是全文的“核”——……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飞跃：“求己图”中“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具体图景，上升为“主”与“奴”的关系，显示了“既为主，又为奴”的自我身份的二重性，即所谓“二我”。鲁迅又因此而联想起中国历史上三国时吴国最后一个皇帝孙皓：“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这也是鲁迅思想的特点，他对中国的历史烂熟于心，几乎是顺手拈来就把问题的讨论追索到历史文化的深处。随即又联想到“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这里又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证实和加深前面的论断。最后以鲁迅所特有的幽默，对这幅故乡照相馆的“求己图”做出了如下评价：“将来中国如要印《绘画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这实在是一张极好的插画，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讽刺画家也万万想不到，画不出的。”——我们自不难读出这背后的焦虑：涉及的正是中国国民性的“根本问题”。
——钱理群《结束“奴隶时代”》
第一部分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ＴＹ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狁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那里去了？
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解读
虽然不是全部，如鲁迅所断定，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鲁迅通过这种症状诊断出的正是中国国民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致命病：将病态的社会用瞒和骗虚化为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无缺陷无不平因而也就不必改革、不必反抗了。……
中国传统式的破坏有两种，一种是寇盗式的破坏。……另一种是奴才式的破坏，比寇盗式的破坏更普遍更平常，危害更大。这种破坏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不论是寇盗式的破坏，还是奴才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但可悲的不是瓦砾场，可悲的是“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毁了照着老例修；修了照着老例毁，毁毁修修中不变的是老例——多么可悲可怕的轮回循环啊这样的国民，这样的国家，希望在哪里﹖
由报纸上看到的雷峰塔倒掉的消息，通过广泛的联想，一层一层地引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弱点中的“十景病”，“奴才式破坏”，“瓦砾中修补老例”的剖析批判，在震动魂灵的批判之后，鲁迅在文章的结尾处呼唤“内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的破坏者”。鲁迅正是这样的破坏者、批判者。有力的结尾，使我们在对国民性弱点沉重的反省中，精神为之一振，从沉思中抬起了头，看到了前行的路。
——李文儒《走进鲁迅世界》
第二部分看镜有感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