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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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又飞刀：左一刀 右一刀 作者：李承鹏
一枚硬币疯狂旋转（1）
1969年，一个叫“胡登辉”的青年用一根绳子勒住脖子，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胡登辉是文革时代中国足球最好的前锋，速度比郝海东还要快，技术比郝海东还要好，因为打成“反革命”，所以在秋天一棵开始落叶的歪脖子树上终结生命。
胡登辉死后，没有人敢去看他的尸体，除了戚务生。中###员和中国队队长的戚务生蹬了一架平板三轮车就直奔“圆明园”去，把胡登辉已经发硬的尸体放上去，铁青着脸回到龙潭湖。
多年以后，当王立仁、蔺新江、徐根宝、王俊生这一辈提到戚务生那天的举动，都要高高竖起大拇指，说：“这人够义气！”
我曾经跟大戚探讨过他的腰，一个58岁的人还能保持这么笔直的腰很不容易，他说：“腰杆直了，好做人”。大戚的“板儿腰”在圈子里是出名的，而比“板儿腰”出名的是他的人品。昨天和大戚媳妇刘学民聊起最近火得不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致的意见是，大戚很像“石光荣”，一个一根筋的人，一个不见得讨人喜欢却绝对值得尊重的够义气的人。
因为“够义气”，所以眼里不容沙子，围绕着区楚良和云南红塔的假球传闻是这个江湖公开的秘密，这让戚务生火得嘴唇都起了大泡，他总觉得“足球不该这么玩，就算玩也不能玩过了”。昨天和他那帮来自天南地北的老哥们儿一起陪他喝酒，喝着喝着，发誓不看足球的他就忍不住打开了客厅里的电视机，然后一通狂找终于找到了“云南二台”，二台正在直播红塔与力帆的比赛。
他不太习惯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指挥比赛，板直着腰很像一个固执守候地头的农民，“冲啊，冲，愣那儿干嘛”，“孙治你脚软什么”，“往里切，又不是黄花鱼溜什么边呀”，“阵型距离要保持，对，注意横向关系”，大戚是不可能离开红塔队的，像他这种踢了40多年球的人真退下来，会和退出军界的石光荣一样郁闷。
然而球还是输了，“红塔二连败”——最后两分钟萨乌的脚后跟进球让大戚居然崩出这句新闻标题式的话。一帮老哥们都不敢看他那著名的铁青色的脸，只说“喝酒，喝酒”。大戚最后端起盅子，一气就“咕咚咕咚”掉。第一次坐在家里看自己球队比赛的戚务生至少5分钟就念叨一句：“不行，这种作风不行，绝不行。”然后冲到楼上不知给谁大骂去了。
我向大戚述说了昨天在重庆采访区楚良的情形，小区很郁闷的样子，他指天发誓称自已没有打假球，并说一定要玩命拼下这场以证明自己。大戚静静地听着，竟静静地回忆起15年前他和区楚良的第一次交情，“那个小孩真好，漂亮的广东仔，全队长得最漂亮的就是他了，才19岁，扑了国家队多个必进之球，是我把他招进队里的，是我……”他说区楚良再高5厘米就是世界第一门将，他说小区的聪明完全可以是个好教练，然后又大口喝酒。
58岁的戚务生与34岁的区楚良都属猴，年维泗曾说：“大戚的腿，小区的手”，在这个领域里他们都有天赋，属于应该踢球的料，但江湖上的波诡云鹬最终让整整15年的交情出现可怕的细隙。这个时代的复杂就在于谁也无法绝对得知真相，在同一件事情上，人的辨别力是弱小的。我真正关心的是，像戚务生和区楚良这两代人，对足球的标准究竟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在这次风波中他们的生存态度是什么。
江湖说：这场球肯定被幕后庄家操纵了；江湖又说：这场球并不止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球员在猫腻。比“红塔假球”更可怕的是中国联赛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而且就在一场球一支队里会分出好几种势力在比赛进程中抗衡——江湖是什么？江湖不是江和湖，江湖是一种无力自拔的漩流！当冲突出现时，我们看不到所谓江湖，而只能看到事件推出了“大戚”和“小区”作为事件形象代言人。
永远得不到真相，所以引起我注意的已不再是真相，而是这两个曾经相濡以沫的师徒在这样一个混乱江湖中的分道扬镳，这是中国足球的悲剧，是江湖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区楚良对我说的是：足球对我意味着全部，我还想发展，还想当国家队教练；大戚说的是：足球对我也意味着全部，我要善始，也要善终。他俩说的是同一种理想，但他俩却永远不可能在同一种理想得到同一种现实，就像一枚硬币，它们都在江湖的桌面上旋转，但A和B永远聚不在一起，就像大戚和小区以后因为这件事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复到过去。
要么赌了，要么没赌；要么是“技术性”的，要么是“非技术性”，这已不重要。在两座城市、两代人的两种答复之间，我看见一枚硬币在桌上疯狂旋转——一个腰杆笔直的像一杆标枪的人，一个是手指颀长得可以弹钢琴的人，一个曾为圈子里传为佳话的师徒关系，从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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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硬币疯狂旋转（2）
这种悲哀让人透骨冰凉！
像士兵一样战斗！
那天晚上，我的战友潘超在巴黎十三区灯火阑珊的一家桥头酒吧告诉我：“要是再有战争，我就是《足球》报第一个申请当战地记者的人。”潘超的理由很简单，他喜欢激烈的工作状态，像电影《We Were Soldiers》一样，在硝烟中烧烤青春。
这部中文译名为《越战忠魂》的电影被大部分足记奉为教科书，是因为它对战争状态的极端体验——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可完成的任务，AK47有节奏的点射，“格林”机关枪大雨倾盆的洗礼，有时可以精准射杀200米外“猫耳洞”里点烟的敌人，有时3天3夜都嗅不到对手的一丝狐臭，直到被一个加强营的北越士兵包围。战争对士兵的诱惑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在过程中的反复绝望。
2002把我们猝不及防地推向前沿，这一个故事的混乱性与重大性并存，每一次你都来不及反应，满脸迷彩的敌人已经出现在离枪尖只有3公分的地方。反黑、世界杯、留洋、选帅、“西安事件”……能经历这一年的战斗，等于读4年上海体院新闻系，多年以后，新闻史可以证明它的显赫地位。
“我们曾是士兵”，在今年3月与赵震、徐杰一并加盟《足球》后，姬宇阳这样总结这一年的记者经历。《足球》大部分记者都有士兵的潜质，有观察家的眼睛，有狗仔队的执着，在七大经典战役中布满他们的体味和思想。
告诉公众“事实背后的真相”，这是《纽约时报》的铁定法则，作为一张严肃报纸的严肃士兵，我们必须做的是深入新闻事件躯体之内吸食养分，正如蚂蝗一样，客观来源于深入，真理来源于直接——绝非为现象编织解释。
当然，正如曾经的战地记者和体育记者海明威说的那样：我们写的，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八分之一。当严肃精神与事件的隐秘性发生矛盾后，我们托不起整座冰山，但八分之一足够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剩下的八分之七，历史自己可以完成。
鲍勃·迪伦的摇滚在轰鸣，“We Were Soldiers”！一个接一个的战役被拿下前充满绝望，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敌人的准确位置在哪里，我不知道战斗最后的结果将怎样，只有一种希望支撑——熬到天明，总有直升机会载着我们回家，所幸，我们等到了。
像刺客一样紧紧相随
2002年11月12日巴黎时间下午15时10分，我们的车经过塞纳河畔一座“下穿式”隧道，那是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的地方，我们下车，点燃一支香烟插在公路边上的泥地上，用足3分钟向戴妃致敬。这一刻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帕帕拉齐’？”
这个问题曾经痛苦地折磨我，直到我们把“阿里·汉”这个答案像恐龙化石一样从地底艰难挖出，我给自己的回应是——“如果公众需要，我们就是‘帕帕拉齐’，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伤害到公众的利益，没有让明眸善睐的戴妃随风夭去，我们就是——光荣的——帕帕拉齐！”
潘超后悔的是，我、路东和他“横行欧洲的经历没有用摄像机记录下来”，那将是中国记者最高采访能力跟踪的写照，可以作为新闻系的课外教材，一个让中国足记可以释然的情节：《图片报》《队报》的大牌记者们与中国同行每天“狗影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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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大名鼎鼎的菲利浦·关托在寒风凛冽的塞纳河边守候了3个小时；有一天，《北荷兰日报》的摄制组在零下6摄氏度冰天雪地里把手指差点冻坏……在我和刘晓新的争论中，我们发现必须为“狗仔”正名。
刘晓新认为：“只要现实需要，我们就可以是狗仔”，我认为：“做一个狗仔，中国记者不一定合格”。一个真正的记者，必须“身体力行”，必须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掌握蛛丝马迹，他才有资格向公众发布信息。对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编织情节，“意淫评论”的家伙，我回击是——你都没吃过葡萄，凭什么批评葡萄的味道？
作为专业足球记者，中国人不是做得太过，而是做得不够，拿到红包的次数永远与拿到新闻的次数成反比，“大腕是怎样炼成的”，现实需要中国足记像刺客一样对事件紧紧跟随。
“猪湾事件”、“越战最高机密”、“水门事件”一个个光荣的揭发离不开光荣的“狗仔”，记住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兼总编雷斯顿说的：“不揭开盖子，我将终身寝食不安。”
2002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狗，并越来越讨厌矫情的猫了——谨以此文献给可爱的戴安娜王妃。
出来混，该还的已经还了
蓝西服，黄尸袋，绿菊花，白血病，以及浅灰色的“死亡卡”……“黑哨”龚建平死去的时候竟然和这么斑斓的颜色混在一起。
北京304医院的太平间在地下二楼，在那间30余平方米的房子里，病例号“290016”的龚建平和其它7个已经过去的人躺在一起，属于他的是一间靠里的铝合金停尸柜，属于他的还有一袭黄色的标准尸袋，靠胸口处是二三十朵中国刺绣的淡绿色野菊花——室温22℃，一切都很平静，据看到他遗容的人说：龚建平的样子非常平静，非常平静，就像根本没有经过非常痛苦的切喉手术，就像很多事情根本没在他的生活中发生。
长长的拉链合上黄色的尸袋后，一个曾经搅起中国足坛惊涛骇浪的人物就去了，就在北京一场大雨中去了。
龚建平，男，生于1960年7月，就职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国际级足球裁判，于2002年4月17日因涉嫌受贿被正式批准逮捕。属鼠，终年44岁。
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串文字，当我们得到“龚建平死于白血病”的突然消息，有一种极度难言的感受——“为死者讳”，中国人的传统是不能去说死者的坏话的，即使他生前再作奸犯科，但人去了，一切将随他之去而去……何况在我们已知的圈内秘闻里，他并不算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何况在他去了之后，留下的是一对孤苦伶仃的母女居住在北京石油学院那间破筒子楼里……
无法评说，无法面对，当你这时候面对“龚建平”这个名字和事情时竟然和一年半前有着相当迥异的滋味，虽然那时候新闻界因抓住一条大鱼而群情激昂，但因为他死了，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悲剧的一生。龚建平的悲剧与中国足球的悲剧连接在一起，这个曾经的有志青年，这个曾为考上国际级裁判发愤用功的人民教师，这个早年甫一出道就被中国足协某###人士拍案叫绝“好苗子！”甚至震翻茶杯的裁判天才，随中国职业联赛而生，因中国职业联赛而死，像命中注定的一轮升腾和堕落。
——“中国足球”还有多少这样悲剧的人和事？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因谋求幸福在个人奋斗路上渐行渐远之人？不追究龚建平是因为“当我们经过坟墓同样站在上帝面前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那些没有经过坟墓，不敢站在上帝面前的人和事呢？你总不能说因为没有呈堂证供没有白纸黑字没有“现金已讫”没有白血病就认为天下一切太平了吧！
作为龚建平个人的罪孽已经了结，作为中国足球整体的罪孽却没有了结。
我不知道这次死亡事件应当成是一次法制类警钟还是足球类训诫，但中国足球不会因一个“黑哨”的死亡而变得洁白，街市不会因龚建平去了太平间而清静太平——我倒宁肯这是一次人性的触动，为了妻儿，为了父母，为了学生，为了阎主席的语录，悠着点玩儿！
像一次命运的安排，曾经搅起中国足球史上最大风雨的龚建平在北京的一场大雨开始的时候被送进304医院，在这场大雨还没有停歇的时候被送进太平间。“出来混的，迟早要还”，龚建平该混的混了，该还的已还了，死亡——对于极度压力之下的人是最好的解脱，无论是之于“白血病”还是之于“黑哨”恶名，都是一种很好的解脱。
足协搬家记（1）
多年以后，当冯剑明回想起很多年以前的这一天他穿过足协悠长晦涩的走廊跑来跑去，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物什理顺、码齐，再努力澄清自己纷乱的头绪时，一定有些破碎虚空……
但现在他仍然感到幸福。从2楼搬到3楼，坐在中国足球史上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前专职副主席王钧空下的“301”室里，他觉得宽敞多了。这次“轮岗”，虽然他和郎效农被机关里的人们认为是“被阎世铎拔掉的两大炮筒子”，但远离了“新闻办”就远离了最纷乱的家长里短，远离了米卢和记者们的争斗骚扰，他还是很惬意。他像个辛勤的小蜜蜂在房间里搞来弄去，把王钧留下的那张足协最大的办公桌倒腾了几个方向，才踏实地坐下来。“我脚下就是王俊生”，他蹬了蹬地板，作阴笑状……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马桶，据说王钧上任时就是坏的，过两个春节了还在“滴滴答答”讨厌地作响。“足协工作效率太低了”，冯剑明说。
足协的这次“轮岗”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也就有了史无前例的搬家，谁也说不清轮岗的重大意义在哪里，因此谁也说不清楚搬家有何作用。但“搬家”，对于中国人而讲绝对是一次最好的心理流露。
没有多余的空房，所以这次搬家必须像一次“多米诺骨牌”，冯剑明第一个搬出来，接下的人才能蚂蚁串线一样依次折腾起来。穿着黄背心的“搬家公司”小工与拿着相机、录音笔的记者们在阴冷的走廊上神出鬼没，身形诡异。
杨一民原来在技术部当头头，人多必然势众，而且谁都知道杨一民现在红透半边天，高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冯剑明刚搬出来便有人抢身而进，把地板擦得锃亮让杨主任进场。郎效家继续他千年不变的凝重脸色，抱着一大摞卷案寻找去处——那堆纸是老郎的心血，甲A联赛的历史就在这里面，中超联赛的蓝图也在这里面。老郎是足协干才，抱着那些纸的他就像一个“君子固穷”的秀才抱着无人理会的诗作，很彷徨、也很自尊。
除了外事部、财务部，足协各部门几乎都在搬。旧秩序不打乱，新秩序无法建立。“裁委办”要搬、开发部要搬、综合部也要搬。碰见据说已被阎世铎架空调入女子部的张健强，他笑得意味深长的说：“这证明老阎重视女足工作……”秦小宝则率众搬到二楼，有人说二楼太“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