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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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是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总数达到36887家，其中工业企业27771家，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6。2％。
1994年颁布的《温州市股份合作企业管理规定》中则进一步将两个以上的投资者组建的企业纳入“股份合作”的范畴，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只是将其仅视为“必要的补充”。而这一点直到1999年才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
这种地方政府对于非国有经济的确认，是促进温州经济发展的一种政治财富，也是使其在全国地级市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温州市政府的大胆“作为”，实质上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看得见的手”即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没有碍着“看不见的手”，而是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突破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中国首份（批）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正如一些温州企业家所说的，没有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温州企业会一直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小作坊时期。
第七章 有为温州有为而导（2）
“本店拒卖温州货”
这曾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商界怪异的“店堂告示”。
温州的形象和声誉一度出现空前严重的危机。
1987年8月8日，温州产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
稍后，在南京的销售专柜被消费者愤怒捣毁。
继而被十多个大城市逐出市场。
还有一言难尽的永嘉假广告、苍南假商标……
1990年3月，国务院要求查处乐清的无证、伪劣低压电器，苍白的信誉大大增加了温州产品在市场中实现价值的成本。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对温州在政治上的争议基本结束，但区域性的产品质量问题，成为影响温州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杭州武林门火烧劣质温州鞋、乐清伪劣低压电器的阴影仍笼罩着温州，在许多地方，温州产品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温州的信誉危机，强烈地震撼了温州市政府。为此，温州市政府转入加强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开始全面整顿，加强质量管理。
与有些地方政府对当地产品的地方保护主义，阻拦外地产品进入当地市场不一样，温州市政府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皮鞋、低压电器等部分产品出境实行准运证制度，严堵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外地，恐怕也是一种特殊的“有为”。
“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质量上，则温州兴；质量下，则温州衰。”
在整顿的基础上，温州进而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制订“质量立市”地方性法规。1992年温州市政府继而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树立质量意识、品牌意识，使温州产品的声誉得以恢复和提高。在此期间，温州形成了一批以正泰、德力西、奥康、报喜鸟为代表的民营骨干企业。
90年代中后期，温州企业处于市场开发能力强，技术能力弱，规模“小弱散”的状态，温州模式危机四伏。因此温州市政府明确“百项产品升级计划”，进行100个1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政府投入5000万元用于技改贴息；政府还认为1997年经济低谷正是各个企业调整结构的大好机会，为此出台“858工程”、“358工程”。这时，政府的“有为”显然是“引导”，设立一标准线，一旦达标，企业均可获得政府在技改方面的支持。
1999年8月8日，也即12年后，铭刻有温州之耻的杭州武林广场再次大火熊熊，不过这一次烧毁的是假冒“温州品牌”的劣质皮鞋。
温州人记得，十二年前，那把火点燃时，也是8月8日。温州人懂得，是政府的“质量立市”挽救了温州。
在2003年全国评出的153个中国名牌产品中，温州占11个，目前温州已有7个产品获全国驰名商标称号，15个产品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无信不立，信者行之基。”温州对此有切肤之感。
就在“全国工商联等27家单位将每年的9月19日定为我国诚信日的倡议”未有下文之时，2001年8月2日，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从2002年起，每年的8月8日为温州〃诚信日〃。这种通过法定程序设立诚信主题的区域性纪念日的做法，开了全国的先例。
又是8月8日，这个凝结着温州人质量情结、信用情结的日子，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它的背后其实是温州政府建设“信用温州”的强烈意愿和系列动作。
加大信用宣传力度、建设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用奖惩制度，从率全国之先提出建设“信用温州”之后，一整套手段使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四方面的信用体系建设初具成效。特别是在政府信用建设方面，明确了职能定位，强化了服务意识，修订了一系列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放开了非公有经济的市场准入领域。温州的对外整体形象和信誉有了较大的提高。
温州的商会也是名声在外，与其它地方的“二政府”不同，它是地地道道的民间组织。这离不开政府“退居幕后，充分授权”的导引之术。
温州市政府在调整企业（主体）、市场（客体）、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通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作用，对政府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变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比如，一场温州打火机应诉欧盟反倾销事件——中国企业取得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起胜案，就是在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的操作下完成的。在这一事件中，民间商会成为沟通市场各主体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通道，努力寻求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再比如，在纳税和诚信经营的问题上，以往人们都把它看作应是政府抓的事务。而在温州，因为有民间商会的有意识倡导，使得诚信经营成为许多企业自觉的市场行为——一旦某个企业弄虚作假、不讲信用，经商会公布后，它就很难在行业内继续发展下去。
政府的积极引导鼓励使得行业协会争创行业品牌的热情高涨。目前温州已拥有“中国鞋都”、“中国低压电器之都”等19个国字号基地。
有些地方看到温州民间商会的成功，观摩、取经之后依葫芦画瓢地成立了不少行业协会，但一年过去，鲜见有成功者。为什么？因为缺乏当地政府的规划、引导、监督和服务。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温州市城建设计院一位副院长曾经感叹，温州公用事业没有钱，纳来的税，国家拿掉大头，剩下的在市政上只能修修补补，每个部门补贴一点，说难听点交警部门连划路上白线的钱都没有。
“二次创业”以来，在全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温州市政府大胆改革传统的投资融资体制，运用市场化机制，使社会投入成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的主渠道，如让民间（受益者）出资、民间和外商共同投资等多种形式，或者卖点地皮。
无钱的温州市政府愣是把应属行政行为的市政建设活动转变为企业行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也有人戏称为“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外部环境。如集资建造飞机场、股份合资建设金温铁路和集资建造东海长堤，都是全国首创，有媒体称温州市政府是空手办起了一家“航空公司”。
第七章 有为温州又将何为（1）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在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两种过渡：一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内地有很多地区正处于这一阶段；另一种是由原始的市场经济，即靠个人与个人关系的市场经济，向法治市场经济过渡。法治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法治既约束经济人的行为，也约束政府行为，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温州还没完成这个过渡。
这样一个状况，对政府来说，恰如其分地把握自己的角色显得更加困难也更有必要。
而此时的温州已不再有改造这块“资本主义温床”的政治使命，政府仅仅停留在对市场经济的呵护上己显得远远不够。
温州也不需要充满激情的大无畏改革型官员。它已经从一个依靠勇气进行变革的时代过渡到需要在技术层面重构秩序的时代。
在旧秩序和新浪潮的夹击下，政府能营造一个令人羡慕的“经济生态园”吗？
“效能”
浙江雁峰塑料机械总厂在办理厂房的土地证时，经办此事的工作人员用日记的形式记下了这70天奔波的每一次详情。
每一次去办理时，不是办事人员下乡不在，就是手续证件不够需要补齐，甚至个别经办人连“手痛不能写字”也成了推诿的一个理由。
70天后，结果依然等于零。
平阳县人大代表、该企业负责人陈志淡愤然拿着这记录机关效能的日记去温州市平阳县效能革命投诉中心反映。然而，“效能日记”公开后，却又惹来了无限烦恼，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一事更加举步维艰……
事后，平阳一些企业老总纷纷打电话给陈志淡向他表示感谢，“你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把我们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陈志淡却为此感到有点后悔。对他的关卡更多了。
“我们办理的土地手续都有正当理由合情合法，所以当时没想要靠开后门走捷径。”为该企业办理土地证来回奔波的陈绍云有同感说：“我现在想想很后悔，如果当时找熟人托关系的话可能早就办妥了。”
此事正发生在温州“效能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刻。
外地一记者在温州采访中了解到这样的故事。有一家企业，想来温州投资10亿元建发电厂，因为温州一向缺电。但是，到了温州之后，政府方面却无人接待，最后原本想投资的企业改投其他地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出现在内地的市县，也许当地一把手会亲自出面接待。
长期以来“宽松管理”，固然释放了民间的创业激情，但同时也使自己养成了惰性，没有像苏南的许多地方一样向服务型政府靠拢，尤其是基层政府，服务的意识还比较差。
温州的企业主也反映，这几年，温州的城市建设、道路建设进展非常快，但是政府的服务意识却似乎没有跟上。这也正是许多人抱怨温州投资软环境不理想的原因。
同时，由于温州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发展超前性，由于温州政府财政投入少，也由于温州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权力能力限制，也由于全国大形势下出现的政府官员腐败现象，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需求相比，政府的作用还是肩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此前，温州也曾开展“百家企业评政府”等活动以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办事效率。政府也有过大刀阔斧地简化和减少行政审批手续。时下，一场被称为“铁腕治吏”的效能革命正在深化之中， 而“画眉深浅入时无？”，还得问问老百姓。
第七章 有为温州又将何为（2）
“信誉”
如果以为温州品牌在信誉上可以高枕无忧，将会铸成大错。
尽管温州官员与民间的正名之举不绝于耳，1995年，温州产品质量合格率就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可全国的消费者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就以鞋为例吧，它是温州质量的最醒目“标签”和最敏感的“神经”。
2001年，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要录制一个名为“新鞋子旧鞋子”的专题。
可以想象得到，这时的“温州鞋佬”是如何的躇踌满志。驰名商标、真皮标志、免检产品，样样出尽风头。
可是，2001年2月18日，名嘴崔永元与现场观众的对话给温州人和温州货当头一盆冷水。
主持人：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数字不太相信，说温州产的鞋每年有10亿只。10亿只，我算了算，如果有10亿只的话那咱们每一个人脚上都应该有一只鞋是温州出产的，那我就在现场做个调查好不好？您好，穿鞋来的吗？噢，穿着呢，哪个鞋是温州产的呢？
观众： 我原来买过温州的鞋但是早就没影了。
主持人： 原来是什么时候？
观众1： 头两年的时候那会儿挺火的，那温州鞋在市场上买的。
主持人： 是因为它便宜是吗？
观众1： 便宜，可是穿了也就没有几天吧，20来天就没了，就坏了。
主持人： 天天穿着它爬香山是吧？
观众1： 不是，因为我喜欢活动，我喜欢跳舞，我觉得那鞋样子挺好看的，结果跳了几场舞就完了。
主持人： 当时正在跳舞的时候鞋坏了挺尴尬的吧。
观众1： 对，是。
主持人： 还是穿着那个鞋走回家了是吗？
观众1： 对，就是开了不知道，还在那儿傻跳呢。
主持人： 我跟您说，您是幸运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事，下着雨，穿着这个鞋走，后来，人还继续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儿的鞋这个？
观众2： 我这鞋不是温州的，上海的。
主持人： 您从来没穿过温州的鞋吗？
观众2： 我没穿过，听说那鞋不好我就从来不穿。
主持人： 如果我告诉您一个消息，您穿的这个是上海产的鞋有可能就是温州生产的，您信吗？
观众2： 那可能。
主持人： 可能？
观众2：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那儿产的，但这上面写的是上海的。
主持人： 问问这位小伙子，穿过温州鞋吗？
观众3： 穿过。
主持人： 什么时候穿过？
观众3： 去年。
主持人： 去年还穿过？
观众3： 去年穿过，就是不好。
主持人： 啊。
观众3： 就是不好，别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不好。
主持人： 有什么不好呢？
观众3： 穿穿就坏了，断底开胶，开胶断底。
主持人： 是温州产的吗？
观众3： 木樨园买的，浙江村啊。
主持人： 那以后还会不会再买温州鞋？
观众3： 再买就傻了。
主持人： 我告诉你温州的鞋现在已经变好了你信不信？
观众3： 好了也不能信了，一次上当全上当了，听这名都害怕了。
……
中国•；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是应邀参加录制的唯一“鞋佬”，他在自己产品包装盒上打上的产地是“浙江永嘉”。可崔永元不依不饶：“为什么不写上温州永嘉呢？是欺负我们不知道永嘉在温州吧？”
节目播出后，大为震惊的温州人连叹“比窦娥还要冤”：没想到，北京人对温州货还是十多年前的印象！
王振滔还透露，当时也有不少为温州正名的声音，但并未引起“小崔”更大的兴趣。
明明是自己的优质产品，别人却不知晓、不领情——当年温州货触目惊心的假冒伪劣在中国人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
参加该期《实话实说》对话的原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席武高汉概括了五句话：第一句，先入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