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战争 作者:[英]戴维欧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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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拿不出那么多时间。
　　　　　16日早晨，一个德国军官把一份写好的最后通牒带到波兰前线，要华沙司令在六个小时之内无条件投降。否则，德国人就要把这座城市当做有设防的要塞，并将用对付有设防城市的一切手段对付它。
　　　　希特勒要轻而易举、不流血地取得胜利的命令遭到了拒绝。波兰司令甚至拒绝接受最后通牒。自从9月9日以来，他的不眠时刻都用在准备抵抗德国对首都的袭击上了。他激励城市居民与武装部队一起参加反对侵略者、保卫城市的战斗，所有的防御工事都已加固，郊区的每座大楼都围上沙袋，砌上水泥，围起带刺铁丝网；大楼的地下室有蜂窝般的地道，联接并沟通各个抵御据点，深深的防坦克战壕直穿华沙主要大街，街上设有用无轨电车，石头子，砖头瓦块堆成的路障，公园和广场重炮林立。投降是难以想象的。
　　　　正如勃拉斯科维兹后来报告的：“使我们久经沙场的士兵震惊的是，这些误入歧途的人们对现代化武器的效力一无所知，在他们军队领导人的煽动下，将怎样为他们自己的首都的毁灭做出贡献。”
　　　　在那以前，希特勒曾把对首都的轰炸限于以俯冲轰炸机和高射炮袭击战略目标。一百万居民和近二百名外交官的存在，可能使他不得不有所克制，可是显而易见，他的时间表迫使他再也按捺不住了。16日下午3点，德国空军飞机在华沙上空撒下几吨的传单，要求城市居民在十二小时之内从两条特定的道路上撤走，希特勒下令第二天将进行饱和轰炸。
　　　　华沙人民一直没能利用传单所提供的帮助；因为受到某种难以置信的监管，没有人能把这事通知给德国地方军事指挥官们。结果，他们当然用重炮火控制了这两条路。将近午夜时分，希特勒命令停止原计划中的轰炸。
　　　　　17日中午，德国人从华沙广播电台监听到一条消息，要求他们能接待一位打着停战白旗到他们阵线去的波兰军官。他的任务将是谈判释放居民和外交使团。
　　　　希特勒立刻开始怀疑波兰司令在拖延时间——他打算进行逐屋争夺战，拼死抵抗；而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很容易变成累赘和只吃饭不干活的人。因此，最好把华沙的居民困在城里。
　　　　下午6点，德意志广播电台向波兰军队发出一项邀请，让他们派军官到德国前线参加下午10点开始的谈判。与此同时，凯特尔给勃劳希契打电报说，由于城市居民没能在最后期限到来前早一点离开城市，那项提议现在作废。
　　　　任何参加谈判的波兰军官都将被告知，要向自己的司令提交一份最后通牒，要求首都在第二天上午8时无条件投降。根据请求，将为外交使团的撤离做好安排，但是市民不得离开。又撒下了大致相同的传单。
　　　　到18日上午11点45分，德国前线还不见波兰军官的到来，希特勒就命令勃劳希契和戈林立即作从普拉加东郊攻打华沙的准备。他曾力图不经流血就获得城市有条件的投降，此刻他命令把死亡倾注于这座城市的一百万居民身上，这足以使他心安理得了。
　　　　　波兰政府和军事指挥部已经逃往中立国罗马尼亚去了，因次，俄国人现在可以宣称，和他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波兰不复存在了。“为了保卫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两个苏维埃军团于9月17日午夜过后入侵了东波兰。这消息很快传到了希特勒所在的火车上。他取消了原订的飞往科拉克夫的计划，并且在大约上午4时走进了他的火车上的指挥车厢，发现施蒙特和凯特尔、约德尔都在那里等候。在里宾特洛甫到来之前，他们一直围着波兰地图推测着苏联军队的行动，里宾特洛甫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正向惊讶的将军们披露与莫斯科为波兰做出的秘密安排的细节。“我们已和斯大林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即沿着四条河——比萨、那累夫、维斯杜拉和散河——划定一条分界线。这位外交部长一边解释，一边在地图上粗略地标出那条线；将军们冷冷地指出，俄国飞机现在还显然不知道德国的主要部队在什么地方，就要起飞了。德国军队为了占领秘密商定的分界线那一边的一百多英里的领土，曾遭受严重伤亡。现在和俄国官员举行的联席会谈必须立即开始——里宾特洛甫不怎么得体，地向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提议，把俄国在第一次大战中蒙受耻辱的地方当作双方会谈的地点——同时德国的最前面的部队必须立即脱离战斗，撤退到原来商定的分界线。
　　　　到9月19日希特勒和他的官员们驱车进入但泽时，波兰战役几乎结束了，战役只持续了十八天，一个使他的所有敌人都惶惑不安的惊人的胜利。他在背地里是怎样嘲笑那位预言战争将带来灾祸的外交部里的凶事预言者！（参看未公开发表的赫维尔的1940年10月10日的日记：（和元首）得意洋洋地谈论外交部。谁在1939年相信胜利？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威兹萨克）？’）现在只有华沙、莫德林和海拉的驻军仍在坚持。这是个土兵的世界。他昨天晚上花了二个小时同隆美尔谈关于战争的问题。“他对我特别友好，”隆美尔写道。
　　　　当得胜的元首第一次驱车驶过但泽大街时，鲜花从窗口雨点一般洒下来，纳粹党旗高高悬挂在大街上，德国的但泽人群欣喜若狂。当汽车护送队在古老的阿图斯霍夫外面停下时，听到施蒙特对一位见到这种接见场面而极为兴奋的新官员评论说：“到处都是如此——在莱茵兰，在维也纳，在苏台德地区，以及在默默
　　尔。你还怀疑元首肩负的使命吗？’在一所建于十四世纪日耳曼骑士阶层全盛时期的长长的圆柱大厅里，希特勒作了一个准备了好多天的冗长的讲演。他委婉动人地把他用来打这场战争的人道精神和毕苏斯基逝世后波兰人对待德国少数民族的作法进行了比较。“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被虐待，被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这些暴戾恣睢的野兽们尽情地发泄他们的邪恶的本性，可是——这个虔诚的民主世界却眼皮不眨地袖手旁观。”演说的结束语里，他没有说上苍保佑的话，而说的是，“全能的上帝，他已赐福于我们的武器”。
　　　　演说结束后，他的下属从一直挤到外面的集市里的缓缓向前的但泽人群中为他清除一条路来。汗流浃背的元首到一个贵族家洗了个澡，又把自己的讲演整理成文，准备由新闻界发表。然后他到但泽附近的索波特海滨区的宽敞的卡西诺宾馆里住了一周。里宾特洛甫、拉麦斯和希姆莱也在这里为自己及其官员找到了房间。希特勒在他的二楼的251，252和253号的房间里，接见了不少来访军官，与此同时，一个军事会议正在约德尔的一套房间
202和203号进行。希特勒兴致勃勃，乐不可支。在两天后的一个午夜，两个男仆端着盛有香槟酒杯的银盘跟在他后面，他闯进了约德尔的房间，一些将军正在那里庆祝凯特尔的生日。尽管房间里烟雾缭绕，他还是在那儿呆了一个多小时，边喝边谈。他在波兰的胜利已经使他确信，他所创建的武装部队能出色地完成他所部署的一切任务。
　　　　在索波特这里，希特勒开始考虑一项行动的进程，这项行动和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正在波兰所从事的勾当同样骇人听闻，即“安死术”，或者称之为“无痛苦致死术”。这项正式决定的公开理由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德国的精神病院需要大约二十五万张病床，
　　德国的精神病人的数目多得异乎寻常（几个世纪以来，不严肃的无选择的婚姻法造成的后果），总共有七、八十万人，其中有百分之十终生住在精神病院里。其余的有时住院，有时不住院。他们占了床位，浪费了医术高明的医生的精力，这些都是希特勒为治疗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的伤员而目前正急需的医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人是遗传学上地地道道的混血儿，败坏了日耳曼种族的血统。据他的私人外科医生卡尔。勃兰特说，希特勒想要把
40—60％终生住院的精神病人偷偷地杀掉。
　　　　元首把他的保健医生和医务顾问召集到卡西诺宾馆他的那套房间里，特别召来了帝国总理府长官汉斯·拉麦斯和帝国首席医疗官伦纳多，康蒂医生，一起来的还有无处不在的马丁·伏尔曼，“元首总理府”（实际上是个党的权力机构）的官员菲立普·布勒也在场，来的原因不久就会清楚。希特勒指示康蒂医生，由于战争一个无痛苦地杀害不能治愈的精神病人的计划应该开始实行；这样，国家将给病人以更大的优先权，为他们腾出急需的病床和医护设备。看来康蒂医生把这个计划只限于那些最没有希望的病例上，他好象还询问了有没有科学根据能证明采取这项计划：将会为优生创造有利条件。他相信，当局只为这些病人提供死的助力该是有道理的，比如，促使晚期瘫痪症患者从最疼痛的阶段一下子结束生命。会议期间竟然使用了“无痛苦致死术”这个词，但是希特勒明白地告诉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死者至亲们泄露致死的原因。对这计划的具体问题又进行了一番讨论。康蒂医士提议使用麻醉剂，使病人一睡不醒，但是在与勃兰特医生单独讨论中，希特勒懂得了巴比土酸盐的效果太慢，太不“人道”，而多数医生认为，如果不过分局限于用医学上的办法，那么一氧化碳是最快、最安静的致死气体。接着，希特勒让勃兰特调查一下，哪—种方法最快，产生的痛苦最小。
　　　　　在这次索波特讨论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实际上，康蒂医生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和拉麦斯，和司法部，和精神病专家，法律专家的长时间讨论上，探索着希特勒提议中说的既合乎法律又合乎道德的根据。拉麦斯赞同颁布一条可以保护医生和护士从事这项计划而不受潜在犯罪指控的秘密法令。这一拖延的结果就使希特勒绕过了拉麦斯和康蒂，断然将一条口述命令记录在他的一张私人信笺上，上面有凸起的金鹰图案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字样。这条命令既简单又非正统，而且大大地扩大了·无痛苦致死术”的范围：
　　　　兹授予国家官员布勒和勃兰特医学博士以全权，二人有权扩大若干专门医生之权力，当以其医疗条件能诊断出危患时，他们可让那些目前医疗水平尚不能医治的人无痛苦地死去。
　　　　阿道夫·希特勒（签字）
　　　　这项元首命令的日期被提前到9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曾设想的“最初的西里西亚战争”的开始，这就难以捉摸地证实了希特勒直到最后都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德国的斗争。现在这已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是一场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在这场战争进程中，德国人民将因为厮杀而变得高贵，因为清除了他们血统中的杂质而变得纯净；从布勒的官邸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假招牌的组织；从1939年10月9日起，一份份称为统计调查的表格从医生们和各医院循环回到布勒的官邸；在这些表格上分项目填写着年老体衰、犯罪精神病和非日耳曼血统的病人。然后，三人医学顾问小组就凭这些表格决定每个病人生与死。希特勒曾告诉布勒，他想不受繁琐拖拉的公事程序的约束。他抵制拉麦斯要把这个程序编入帝国法律所作的一切努力，因为这样做会使更多的部长和官员知道在进行什么。
　　　　从二十年代起，希特勒就是个复兴日耳曼民族的狂热鼓吹者，对孟德尔派遗传学法律的一知半解，为他的信念提供了证据。（其实，“消极优生学”的进程是非常的缓慢：比如，如果所有活着的癫痫病人都被绝育了，那么总人口中的癫痫病发病率减少四分之一，也要三个世纪才能实现！）但是，在1929年，希特勒曾残忍地将其观点总结如下：“如果德国的出生率为每年一百万，杀掉其中的七、八千弱者，那么，最终结果可能是力量上的净增。”据一些权威人士说，德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有遗传性生理缺陷，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掌握政权，就以此为借口，立即制定了种族卫生学纲领；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则是个激烈的鼓吹者。1933年7月，内阁通过了第一个有关法律，从此后，报告遗传病患情况便成为医生的义务，以便使病人接受绝育。绝育和流产是“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所易于推行的一个步骤，希特勒在1939年实行了这一纲领。一位年长的达尔文主义者（阿尔弗莱德·普洛茨）一—
1933年后帝国把他晋升为教授—一在1935年指出“战争引起的反选择的结果，必须以消灭的数额来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这个民族不受到污染，战场…上失去多少优秀血液，就必须除掉多少不纯的血液——明显地公然出现在辩论中的假科学辩护，为希特勒在1943年所引用。
　　　　弗立克于1934年曾起草了协助地方卫生局行动的必要法律，这个法律与在每个党的地区级组织里的种族政治学机构的现行法律并行。在同一年，巴伐利亚省卫生事务专员极力鼓吹不能只是采用绝育方针。精神病患者、低能儿以及其他智能低于常人者必须挑出来，加以灭绝。他还补充说：“这项方针在我们集中营已经开始有限度地运用。”后来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高级医务人员都要进修种族，卫生学的课程，更重要的是，1938年后，德国武装部队中的全体高级官员可能也学习了这些课程。十分巧妙地唤起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潜在的精神变态，并向他们解释了这些没有价值的怪人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特别是把令人讨厌的样品当作实验室活标本，让他们在慈善机关里吃和住。1935年6月，帝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凡有此类遗传病基因的，可令其流产。在同一年，希特勒公开告诉康蒂医生的前任，一旦战争来临，他将“着手处理无痛苦致死术问题”，因为战争造成的心理使来自宗教方面的阻力坏减少。但是，1938年底，希特勒才直接参与有关无痛苦致死术的制定，而且在那时，参与“安死术”的制定，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引起争议的消灭精神病人的计划。布勒的官邸曾反复向他提交痛不欲生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医生的申请，请求希特勒行使仁慈的权力，允许医生结束病人的生命而又没有刑事诉讼方面的顾虑。希特勒接到一个出生在莱比锡的盲目的畸形低能儿的父母的请求，1939年他派了勃兰特医生去给这个小孩检查，当他听到医生对这个痛苦的病症的可怕地描述之后，就授权医生让小孩“睡去”；同时，他还口授布勒和勃兰特以后凡遇到此种病例，均可用这种方法处理。一项内阁的命令终于在1939午8月通过，要求所有的助产士和护土向地方卫生所报告这种畸形新生儿的详细情况，三人一组的技术顾问审理每个病例，如果三人全同意，或以欺骗方式，或以强行手段把婴儿从父母那里拿走，悄悄地整死，尽可能使婴儿和难过的父母不感到痛苦。1939年希特勒从一个神学家（帕德博恩神学院院长拇尔教授。）那里得到保证，无须担心教堂会对无痛苦致死术从根本上提出异议。最后，约达五千儿童用这种方法被处理掉了。
　　　　在对少数人使用了“安死术”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有计划地灭绝成千上万难以负担的精神病人。既然目前正在打仗，这一切只不过是帝国要开始从事的更广泛的灭绝战役的起点。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一部—和平提议
和平提议

　　　　希特勒的火车在波美拉尼业外面的铁路侧线上一直停到9月26日上午9时30分，然后开始了长达八小时的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