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5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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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具有应变能力。”
“那不是我几年前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观点吗？”
“是的，我说对了吧？”
他点点头。
“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又说，“我对我在银行的事业是有抱负、有理想、有期望的。”
“是的，我知道。”
“那么你懂得我的意思了？”
“我懂，就像我那篇文章中写的那样，孩子的家庭教育应当由我们俩共同承担，是夫妻俩的责任，不能一味地甩给妻子。”
我笑了。
“你笑什么？”他问道。
“为了表达你这个意思，还有必要借助于洋娃娃吗？”
这下轮到拉德玛纳笑了，长时间的笑。
“你现在准备好了怀自己的娃娃了吗？”他问。
“如果我反过来问你，你怎么回答？”
他又笑了。
“我是认真的问你的！”我说。
“认真什么呀？”他还在笑。
“不要笑了！我严肃地问你，你又想要孩子，你准备好了吗？”
拉德玛纳的笑声戛然停止。
“你呢？”
“我问你呢，”我毫不让步。
他沉默着，看来陷入了深思。过后便轻轻地说：“我想朗肯的事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再不会让我将来的孩子也像他那样。”
“还有你自己，”我又补充了一句。
“对，特别是我自己。”
看到他那孩子气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个不停。
“可是，”他打断我的笑声说。
“可是什么？”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准备好了，”我简短地回答说。
“现在？”他咄咄逼人地问道。
“现在，”我回答说。
拉德玛纳二话没说，一下把我揽进怀里，抱入卧室，我顿时觉得自己在空中飘啊飘啊。我还看到那个小洋娃娃孤零零地躺在桌子底下。
硝烟
玛丽莎·西尔弗
刘宏/译
我父亲拿着一把枪不愿从房子里出来，这是一个警察正通过电话告诉我的。他是我在高中时的男朋友。我有近二十年没有和这个叫鲍比的男友联系了。但他那断断续续的笑声却让我羞红了脸，使我想起高中恋爱时长久的默默相对和短暂的欢悦。
鲍比仍在说着，银行已取得了我父亲那座在沙漠中的房子的产权。因为他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银行转而把这块地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沙漠住家现在又变得时髦起来了。杂志上的文章说它复古，好像一直藏在沙漠里似的。
“他还没向别人开枪，”鲍比继续说，“但警长准备来硬的。”
“什么意思？”
“扔两枚催泪弹进去，逼他出来。”
“天哪。”
父亲自从我十岁那年离开我和母亲后就独自住在那座平顶的木屋里。在他开车离开前，我母亲把他叫到身边教他如何使用洗碗机，他却沉默得近乎粗鲁。他是那种不会为别人做些什么的人，并非他自私或小气，而是因为他对完事后别人的感激感到不舒服。
鲍比告诉我他在那次营救那位名叫辛迪的妇女和两个小孩中立功被晋升为警佐。
“真是好消息。”我说。我的目光落在起居室中简陋的装饰上：一幅我从没看过的香港武打片的无框招贴画。这画是一个邻居搬走后扔在街边被我发现的。
“爱莉丝，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你，在那部讲希腊英雄的片子中，一点都不像你。”
我微哂，立刻知道他指的片子，我曾在一部讲一个古代大英雄的电视剧中演一个小角色。“那是八年前的事了。”
“你上电视时应该让我们知道。”
“我不常演电视剧。”
“那你播放时应该告诉我们一下。”
显然，他没有听懂我的话，或许这是家乡的人们对愤世嫉俗者固有的忽略方式。我在洛杉矶待了十七年，但我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当演员。
“你现在还演电影吗？”他问。
“我为电影配音。”
“哦？”他怀疑道。
“你看过《泰坦尼克号》里乘客落水的场面吧？”
“你为《泰坦尼克号》配音？”
“一些乘客落水时的尖叫声是我配的。在餐厅那一景中吃东西的声音也是我配的。”
“吃东西的声音？”
“我配咀嚼声。”我发出个缩颊吮吸的声音。“这是个相当不错的工作。”我辩解道。
他没吭声，沉默了许久，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听，我有点急了。“鲍比。”
“我在听，爱莉丝。你理不理这件事？”他说，听起来又像官腔了。
“我会打个电话给他。”
“他切断了电话线。”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出城去父亲那里。我一般一年去看他一次。上次看他时，我喝着啤酒，在他房子周围散步时，他指给我看最近一次地震使房基出现的裂缝。然后，他又花了四十五分钟去修我的车，想修好那用了十五年之久的引擎发出噗噗响声的毛病。他说：“爱莉丝，你开不回去的。”我说：“没问题。”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向我说再见，然后我开车回去。这就是我去看他的情况，让我回忆起对他总是理着同样发型的那种无奈和失望。
我在潘姆斯普林长大，直到我母亲五年前心脏病发作死去的那天。她在当地的一个温泉疗养所中为有钱的旅游者洗泥浴和热疗。每晚她回来的时候总要冲个澡，洗去别人身上的气味。然后在灶台上切一块冷冻的莴苣，开始做晚餐。她穿着白色软底的护士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
五六十年代时，父亲在西部片的电视剧中当替身演员。他的专长是马背跳——从一匹马的背上跳到另一匹马的背上，并把骑马者摔到地上。他曾从飞奔的火车上跳到马车上，从马车顶上爬下去和赶车的人搏斗，还把马车赶下陡峭的山坡，穿过河流。在演艺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几乎无所不能，从酒店的屋顶上跳到飞奔的马车上，从悬崖上冲入湍急的河流中，躲在马肚下面。他身上总是一股马鞍上的皮革气味和马汗味。
在七十年代早期，父亲卷入了一场事故官司中。他和另一个替身演员按要求表演一场在木制？望塔上的搏斗。有个场景是父亲要被绊了一下跌下来，另外那人也一起跌落，一起着地。塔不高而且两个人都很有经验。父亲落到预铺好的缓冲垫上，他们就完成了这个动作。但在表演时却出了错。父亲安全着地，但那个人却没抓紧父亲，弹出了着落时用的缓冲垫，摔到二十英尺外尖尖的石头上。他脖子摔断死了。
在河畔外延地带，人们的活动扩展到了沙漠。汽车经销商和交易场都挤在一起，好像极想相聚在一起似的。一个个小社区冒出来，周围被一块块广告牌和一片片整齐的饲料地和麦地占领了。这里在空旷的沙漠的映衬下显得很突出，数英里长的电线像一条条项链飞架在电线杆之间。被遗弃了很久的两只真实尺寸大小的恐龙塑像也是引人注目的景物。我开车的线路呈蛇形，一边是数百个风力发电塔，一排白色的风车在高高的塔顶缓缓地转着。很难想象这么慢的转动能给沙漠的居住者提供多少的电能，但在这里生命几乎不靠任何东西也总能繁衍。
我一头直奔沙漠深处，开往二十九棕榈镇。我经过一个加油站和一个便利店。一些活动房屋和低矮的牧场房屋像漂浮的木头似的散落在沙漠中。大部分房屋前都装饰着由柔韧的观赏植物拼成的小花园，更远处大地变成了一块由仙人掌和短叶丝兰铺成的地毯。
一辆巡逻警车停在通往父亲住的褐色木屋前尘土飞扬的车道上。这情景比我想象中在电视上播放的蹩脚电影的戏剧效果更差。两个警察坐在车里，一个在看报纸，一个头斜靠在座位上睡觉。我正朝木屋走去时，警车的门开了，走出鲍比，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他揉着眼睛，硕长的身体显得孔武有力，肚子略腆，制服在他身上绷得紧紧的。
“有什么事吗？”他问。
“我是爱莉丝。”
他眯着眼睛看着冬日的太阳。“我认不出你了。”他说。他的声音带着失望。在很快地听了我近十年的生活经历后，他对我的想象并非是穿着牛仔裤皱衬衫的饱经风霜的女人。
“很久了。”我说。
他点点头。他的脸变得棱角分明，眼睛变细了而嘴唇仍微撅如昔日，令我无法抗拒。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回忆起他带着烟味和火腿奶酪三明治味的呼吸，睡眼惺忪，充满了欲望，舌头在我口中搅动。和不再熟悉的他说话我感到别扭尴尬。
“他知道我来了吗？”我问。
“他不和我们说话。”
我朝厨房的门走去，但鲍比上前挡住我的路。
“我必须搜身。”
“开玩笑。”
他粗暴地看了我一眼。我张开手脚，他从上到下地搜着我，一边搜一边蹲下来，有意避免碰我的乳房，却不忌讳大腿内侧。他棕色的长发夹杂着白发，汗水涔涔。
“我想搜身是一个不赖的活儿。”我不自然地和他开玩笑，他不回答。越过他的头顶，我看到修大型庄园用的铁线圈横亘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像乳齿象的残骸般堆着。
“好了。”他站了起来，“看看你去能有什么用。买了这块地的家伙整天在我们屁股后面催我们。”
我举步朝房子走去，窗叶打开，一支枪管伸出来，鲍比撤到车后。
“爸爸。”我尖叫道，“爸爸，是我。”
父亲这只沙漠之鼠还不显得很老，当我走进厨房见到他时，他看起来更像一只壁虎。六十八岁的他满头白发，老人斑像一块一块的巧克力一样点缀在他的前额，皮肤看起来像将要剥开的皮革条。
“你平常来时都先打电话的。”他说。他有一副西部牛仔的身材：消瘦结实，臀部比我的还瘦，双腿细长。他站在房间里用他那如蓝水晶般的眼睛打量着我。
“你平时也会打电话给我。”我说。
“那警察叫你来劝我搬走？”
“我想这不再是你的房子了。”
我们都沉默了。我环顾这小厨房，灶台上几乎没什么东西，除了一排铝罐，从高到低地排着。一个上面标着“咖啡”，另一个上面标着“茶”。其他两个上面的字都刮掉了。一条蓝白相间的洗碗布挂在烤箱的拉手上，一个雏菊形状的钟被钉在墙上，他挂了一面镜子在水槽上面。剃须工具和梳子都塞在滴水板上的大口杯里。他自个儿住，可以在房间任何地方刮胡子。
“你的那些盒子在什么地方？”我问，“我帮你收拾一下。”
我朝地下室走去，想找些盒子。他故意把枪在两手之间倒换了几下。我停了下来。
“爸爸，你要对我开枪？”我看着他的眼睛。
“如果可以的话，我不要帮忙，爱莉丝。”
“好吧。”我说，“那把枪放下，行吗？”
他把枪放在旁边。我们无言地站着。“你饿吗？”最后他说。
“什么？”
“我去开两听罐头。”
他把枪靠在吃饭用的椅子上，打开碗柜，取下两听中号罐头。他在抽屉里翻找起子，用它打开罐头。
“汤可以吗？”他背对我问道，“其他的我都吃完了。”
我盯着靠在那里的伸手可得的枪，一边想着办法。“可以。”我回答。
父亲二十岁出头时，从格拉斯大峡谷来到南部。从十六岁开始，他就在牧场里干活，听说洛杉矶有工作做，就去了。那时他相貌堂堂，会饲养马匹。所以以前的活儿不干了，很容易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我在午夜四点收看电视上放的电影节目时，偶尔还能见到年轻时的他一闪而过。在殖民者军队和印第安人的战斗中，他两边的角色都扮演，穿着卡曼其部落的服饰拍一组镜头，然后换上军队中少尉的制服拍另一组镜头。在那经剪辑的电影中，有个镜头是一个脸上涂满油彩的印第安人把一个士兵推下马，那印第安人把刀深深地插进士兵的胸膛。最后，看到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特写才发现两者都是父亲演的。
小时候，我以为这些场景都是真的，认为父亲十分勇敢。有一次，我五岁时，他偶尔听到我向小伙伴吹嘘他如何勇敢。第二天，他就把我的自行车支架轮卸掉，告诉我该是学骑两轮自行车的时候了。我们房子外的走道是平砖铺的，而他却带我去铺着鹅卵石的车道上学。我登上紫色的“施温”自行车。他抓着后座扶稳自行车。
“坐稳了。”他轻声说。我感到耳后他温暖的气息。
他把自行车一推，叫我踩脚踏板。我摇摇晃晃地骑了几英尺就摔了下来。膝盖和手上的皮都擦破了，我哭了起来。他察看了我的伤口后把自行车扶起来。一只手提起了自行车走到车道的尽头把车重新放好。我就这样训练了一个小时直到我掌握了如何在车向左倒时把它扳到右边来，如何在高低不平、骑车吃力的石头路上骑车。我骑到车道尽头，又上了平坦的走道，没有摔倒。我返回他身边时，他毫无笑意地俯视着我。
“你要改变你的想法。”他说。“勇敢和演戏是两回事。”
“对不起。”我说。
他不高兴地看着我。“你不该继续那样的吹牛，爱莉丝。”
父亲的起居室用电视剧拍完后没用的道具装饰着，一张粗木制成的摇椅，一把有鹿角枕头的躺椅，咖啡桌则是一个木制葡萄酒桶，桶身满是弹孔，像是经过了酒吧里激烈的战斗后留下的，一张廉价店里买来的牛仔骑马复制图。
一片暮霭的阴影出现在午后的阳光里，也许是因警察的驱赶而出现。在落地灯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坐在椅子上，枪横在他的膝盖上。
“这房子看起来不错。”我说。
“一个月前地基开始下沉，是排水沟的问题，我又浇注了新地基。”
“那可不容易。”
“我自己浇注的。”接着是一阵沉默。
“我出来时交通有点堵。”我说。
“嗯？”
“在5号公路和110号公路交会处有个容易堵车的集市，但过了那里就没什么了。”
“一堵一松真不好，总是那样。”
“是啊。”
外面警车的引擎发动了。我庆幸这声音打破了尴尬，我拉起窗帘，警车开出了车道直奔公路去。
“也许你会在潘姆斯普林城或印地欧找到一个不错的公寓。”我说着坐在躺椅上，鹿角抵着我的脑后。“你肯定有工会的退休福利。”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会常给你打电话。”
“用不着打电话了。”
“你希望我给你打电话吗，爸爸？”
“真的不希望。”
我九岁时，父亲仍住在家里，我母亲建议他带我去上班。因为整个夏天我不用上学。一早我就要走，天还没亮我母亲叫醒我，我走进厨房吃早饭时，父亲已经穿着夹克在那里了，不耐烦地把车钥匙在两手间抛来抛去。我母亲还穿着浴袍，递给我昨晚就做好的午饭。
在黑暗里开了近两个小时的车，我们走完高速公路时，天刚蒙蒙亮。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在沙漠地带我们常常会认不清方位。最后我们开下了公路，停到一个尘土飞扬的摄影场边。这里已停了很多小车和拖斗车。父亲从后座抓起一个皱巴巴的大纸袋。我跟着他下了车，穿过一群随便乱停的卡车，到了一辆挂满了一排排服装的拖斗车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