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5期-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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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的朋友们的建议能让《译林》焕发新的生机。
石坚（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在四川大学和学校的收发室对《译林》做了一个调查。《译林》的读者主要是一些老读者，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从创刊号一直阅读到现在，一期未落。我了解到的校内校外的读者群一是知识分子，一是公务员，他们大多受过本科以上教育。《译林》今后要培养读者群，在高校，可以出短篇小说的口袋本，定价能让大学生接受。
秦明利（大连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关于培养新读者群的问题，从学校的角度考虑，杂志不妨拿出某一个栏目，让学生参与。现在各高校都在陆续设立翻译专业，《译林》可以与高校教学结合起来。外语专业现在是中国高校的第一大专业，学生有几十万。《译林》可以搞一些活动，像翻译竞赛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新的读者群。
刘世生（清华大学外语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林》虽然遇到挑战，但与其他文学刊物相比，发行量还是首屈一指的。我和爱人在大二时就非常喜爱《译林》。是《译林》成就了我们的一段姻缘。现在我女儿大了，她也在读。针对目前市场的变化，我有两点建议供参考。一是高端介入。现在的翻译太多，评论较弱，比例不是很恰当。评论要跟上翻译，中英文翻译评论可以共出，这样知识界会欢迎。二是进一步扩大市场。能否考虑出双语版本。
谭晶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林》创刊有27年了，中国社会在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译林》的内容如何适应当下读者的需求？现在各个文学杂志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除了英语之外，其他语种的作品也应该加强。国家语委多次要求高校加大小语种的建设力度。另外，《译林》一直是长篇小说主打，现在能否考虑在题材方面做些调整，每期杂志有一两个热点文章，以吸引读者关注，带动杂志的热销。我比较关注日本的出版市场。他们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黄源深（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营销是非常重要的。营销要多元化，很多学外语的人都想做翻译家，可以搞《译林》杯大学生翻译竞赛，进一步提高《译林》的影响。
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林》的特色是它的长篇小说，喜欢它的人是因为它的长篇小说，不喜欢它的人也是因为它的长篇小说。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出现了像手机文学那样短小的文本。如何适应变化的形势，又不失去自己的特色？像《达芬奇密码》就有大量的读者，说明长篇小说还是有市场的，还是有许多人在看。有的人喜欢读精短的，有的人喜欢长篇的。版式上能不能尝试变化，把短篇小说排在前面。
王守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尽管有困难和挑战，但《译林》的发展还是很好的。《译林》对国外当代文学的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在写20世纪世界文学史时，《译林》给了很多的帮助。关于《译林》与高校的合作，一是可以与高校联合举办一些文学研讨会。《哈利·波特》、《指环王》和《纳尼尔传奇》等非常火，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的题目。二是翻译奖，这个事可以继续做下去，问题是怎样扩大参与度。营销很重要。现在高校在校生2300万，怎样想办法，让他们关心翻译，参与翻译，这里面大有可为。翻译竞赛定位不能太高端，也不能太低端。选材要恰当，不要太长，当然选文要有区分度。
王宁（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一，选题上确实要开发。抓住一个好的选题，做足文章，会带来很好的效益。二，关于营销。现在清华大学MBA、EMBA的毕业生非常抢手，他们当中许多人是营销的高手，非常受企业的欢迎。三，翻译奖问题。除戈宝权奖以外，能不能找一些企业赞助，开辟新的翻译奖。四，培养读者群。除了外语专业的学生，理工科的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喜欢外国文学。大学生是个很大的市场，此外，白领也是一个大市场。抓住白领市场后，会带来广告。五，电子出版物。国外一些刊物已经以电子刊物为主，以纸质刊物为辅。电子刊物也有很好的赢利模式。
章祖德（译林出版社原社长，编审）：下一步杂志该怎么办，我认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定位和细化的关系。通俗文学的定位不能变，但怎么扩大我们的读者面，有些东西要细化。实际上，《译林》杂志已经做了，如现在出增刊，做长篇小说专辑。下一步要进一步细化，要照顾到比较多的受众面。二是保持特色和题材的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比如黑幕小说、惊险小说、推理小说等是我们的特色，现在的大部分读者就是冲着我们的特色来的。但是，题材还可以多样化，可以通过出增刊、文萃等形式来实现，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三是提高本身质量与加强营销的关系。以前杂志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包括与专家、学者交流，举办一些大型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扩大《译林》的知名度。现在不少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译林》这本杂志。我们宣传自己不够，这需要反省。就营销来说，2000年后，社里开始不断摸索，大家越来越体会到搞各种活动的重要性。另外，《译林》要更上一层楼，人力要加强，工作要细化，这样各位提出的好意见才能得到落实。还有，我们要戒浮躁，耐得住寂寞。我们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或者说，首先是做出版家，其次才做出版商。中国需要有这样一本杂志。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分读者口味变了，就去完全迎合他们。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办刊宗旨，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市场有许多东西是不可预测的，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危机感。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人们难免有一种发展的焦虑。有了太多的焦虑，就会不停地改，读者就会有意见。我们不要完全跟着市场转。改革开放初期文学杂志的空前繁荣不会再出现了。《译林》发展到今天，有今天这样的成绩，还是值得骄傲的。光做长篇小说很不容易。能不能在大文化这方面做些文章。比如，现在外国人来中国旅游，他们写的游记在国外卖得很好，我们应该引进。
刘文飞（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文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是俄语专业的。以前好像有读者说不喜欢除英语之外的长篇小说。今年第四期《译林》因为俄罗斯年出了个“俄罗斯文学专号”，我特地留意了它的销售情况。我本来担心它的零售会受影响，但事实上卖得很好，我家门口有个报刊亭，我去的时候，这期《译林》已经卖完了。我夫人在人大教俄语，她的学生中有四位买了《译林》。看来英语国家以外的作品未必没有读者。我注意到那四个购买《译林》的学生全是女生，《译林》的读者群中女性可能比男性多。这可以为杂志以后选材时做个参考。
郭宏安（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希望还是要把《译林》最根本的东西守住。一定要有所坚持。坚持什么呢？初衷不能改变。《译林》的重点是现当代文学，今后历史会给予它公正评价的。不能为一时外部的干扰而弄得魂不守舍。至于短篇，应该包括随笔一类的东西，随笔在国外是一种传统，有很强的生命力。几万字的小长篇也要加强。培养读者的同时，也要培养译者。现在翻译奖的声势太小。
王理行（译林出版社副编审）：我以前多次讲过，到现在也非常坚定自己的看法。文学读者的减少是不可抗拒的，外国文学读者的减少更是这样，外国文学图书市场也在萎缩。《译林》凭着多年来的特色，保持到这种状态，已经很不容易。从《译林》的内容来讲，读者的口味在不断变化，办刊人对此要有深入了解。大多数读者是把《译林》作为一个有一定品位、有一定档次的杂志来看待的。变化是必须的，但要慎重，长篇小说的改变更要慎重。
程爱民（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林》作为一个品牌，做出来后要保持，不要做太大的变化。各人的口味不一样，可以做一定的调整，但不要大动干戈。翻译要与外语学习结合起来。搞一个子刊，把好的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做成口袋本杂志。这样会受到大学生的欢迎。至于翻译竞赛，可以换一种操作模式，比如分赛区、委托高校举办等。
殷企平（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需要努力。一方面要保持杂志的特色，一方面要不断修补——我喜欢用修补这个词。春风化雨可能比疾风暴雨的方式要好一些。换一句话说，就是迈小步不停步。用热情去办，杂志一定会办好。与高校的合作包括研讨会、翻译竞赛，此外，能不能为外国文学的教学做些贡献。学生不爱看文学，其中一个原因，是教师在教学中缺乏有效的手段。有些教学是适得其反，扼杀了学生的文学兴趣。外国文学怎么教，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是不是一起开研讨会、开论坛。这个问题解决的话，今后的读者群就会扩大。最大的营销还是口碑。好的东西必须是有吸引力的。我们的青年爱上了文学，《译林》就会有很大的生命力。另一就是门户网站的问题，《译林》可以和高校合作。
赵燮生（译林出版社编审）：《译林》创刊伊始就确立了它的宗旨，以刊登外国当代优秀通俗小说为主。20多年的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译林》不能改为时尚杂志，也不能改为文化杂志，去掉“译”字，《译林》就不是《译林》了，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我认为《译林》的发展是平稳的、健康的。不要用以前的发行量来衡量现在的状况，那是不科学的。跟国内的同类刊物比，它仍是突出的。《译林》还要注意培养翻译人才。不少翻译家的处女作当年就是在《译林》发表的。把《译林》作为翻译家的摇篮，翻译评奖是一个途径。
“２１世纪亚裔美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
秋 声
今年5月27日—29日，“21世纪亚裔美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球十几个国家四十五所大学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就亚裔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深入、热烈而富有成果的探讨。本次国际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和美国圣托马斯大学联合主办，是第一次在中国乃至亚洲召开的专门研讨“亚裔美国文学”的会议。圣托马斯大学英语系主任黄桂友教授主持了27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金莉教授在致欢迎辞时，高度肯定了亚裔美国文学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的还有圣托马斯大学校长弗兰克林·卡塞莱先生等。
开幕式结束后，著名的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专家，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校区的金惠经（Elaine H Kim）教授首先做了题为《黄种人：种族、性别与1984—2004年间好莱坞电影里的亚洲人》的主旨发言。她先回顾了自1919年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塑造的亚裔美国人的形象：具有异国情调的异族人、白人的仆人或附庸、执迷于征服世界的狂热暴徒、无个性特征的群氓或者需要救赎的异教徒以及白人泄欲的尤物。金教授特别指出，长期以来亚洲人的角色均由美国人扮演，因为美国人认为白人出演比亚洲人更合适。当前好莱坞电影里的黄种人状况是“白人演员扮演白色人种，他们要高贵于普通亚洲人”，如《最后的武士》（2003）中的汤姆·克鲁斯以及007电影《逝者如斯》（2002）里经过DNA变异成为操一口流利英语、蓝眼睛白人的北朝鲜人角色。金教授认为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 有色人渴望变为白种人；二、 美国国内被“第五纵队”渗透。由此可知，所谓的身份认同其实是弱势族群认同于美国主流文化的这个熔炉，一旦进入，即自觉不自觉地被熔化、同化。199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盛行的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在现实社会中不过是虚幻的彩虹！她的发言同时涉及到了近些年来不断增加的华人演华人的现象，以及好莱坞对亚洲与亚洲人的再现与好莱坞电影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大受欢迎的关系等等话题。金教授的发言穿插着许多电影片段、音乐电视甚至电子游戏的视觉形象，引人入胜又很有说服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冰教授做了题为《把华裔美国文学作为自省文学来解读》的主旨发言。由于当代学术研究特别重视主体性，一般学者总是强调亚裔文学对美国及美国文学的意义，而对其所表现的中国及中国文化，一般学者总是觉得作者是在进行某种写作策略指挥下的歪曲或迎合，是一种“东方主义”，因此不必太在意。然而，吴冰教授却有作为中国读者和研究者自己独特的解读方式。她认为美国华裔作家的美国视角常常为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赋予了新的意义。通过传统中国文化对海外中国人的影响及其对他们的成功或失败所起的作用，我们就可以对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有进一步的理解，以便我们去粗存精，并向国外的优秀文化学习借鉴。她并非泛泛而谈，而是不断地到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去摘取例子，并与中国文化在其母国现实中的表现相比较、印证，发人深思。
著名美国华裔作家，小说《家园》的作者徐忠雄（Shawn H Wong）教授以《追寻华裔游子：家书》为题发表了精彩而充满激情的演讲。他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父母家族的故事，在理性而严肃的学术会议上，感性而又抒情，“我我不休”，一吐为快！ 他讲述了自己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校区时的一个写作诗歌的文学青年，到毕业后在园艺师、邮差和大学教员的职业三岔路口上的抉择，再到六七十年代所谓“亚裔文学”或“华裔文学”在美国难觅踪迹、不为人所知到目前的成为热门的阅读、研究对象。在这期间，他从亚裔文学的教员成为华裔作家，显然是这种文学从极其微弱的少数话语进入到中心舞台的见证人。他谈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还谈到了自己编辑的父母在抗战时期的“两地书”，而写作促使他去审视、阐释华裔美国人的身份、价值观，编辑家书让他靠近了父辈及当代中国。
上述三位教授的主旨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和热烈反响，大家踊跃提问，其中三分之二的问题都是提给徐忠雄先生的。这也许是因为作为作家，他的作品早已打动了听众，而他演讲的激情重又拨动了人们的心弦。看来，文学研究离不开理性与冷静，但其出发点恐怕都是感动与喜爱。
此次研讨会为期三天，安排了14场小组发言与讨论。与会者研究的视野较为广阔，文化、身份认同、流亡、种族、移民、殖民主义、战争、性别、男子汉气概、亚洲与西方、亚洲的研究视角、跨国与全球视野等不一而足。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