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 2007年第5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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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践踏的街道边沿／我感到女仆们潮湿的灵魂／在地下室前的大门口沮丧地发芽”。骆英不是表现主义，不是象征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却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象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然而他比那些西方诗人们，更有确指性，更犀利、更丰盈，以感觉的错落与变形，表现出一个世纪的悲哀。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近百年这样，人类为自己创造了太多的光荣，也酿制了太多的耻辱，经受了最沉重的灾难和痛苦，也激发了最激越的变革与奋进。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充分开发了人类潜在的智能，把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类在开发生存环境和开发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又把自身推向了极大的不自由乃至毁灭的边缘。难怪哲人们在发现“失败是成功之母”以后，又发现了“成功是失败之母”，工业文明、经济发展、城市崛起、能源开发，以及机械和速度、水泥和钢铁、暴力和战争、功利和倾轧，都严重地挤压人的灵魂，摧残人的生命，骆英笔下的死亡者、思想者和恐惧者，蟑螂、蝌蚪和兔子都是变形人，都在钢铁般的律戒中恐惧、疯狂、变形或死亡。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类对物质文明的推进和对灵魂家园的向往，这种哲学上的二律悖反就越发明显，一些富有深邃目光的哲人，有感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悖离，从而倡导科学人性化和人性理性化。美国科学史家萨顿便是科学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必须理解艺术和宗教的生命一样。另一位美国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则郑重提出：“科学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更有趣的是一些西方科学家认为，中国道家人道主义自然化，是科学人性化和人性理性化的先驱理论，因为老子和庄子所开创的道家思想，深刻地领悟到文化对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必将导致人类与自然界的疏离，从而构想回归自然的理想之路，这是探究宇宙奥秘，寻求社会和谐与心灵自由的理论。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道家人道主义不仅是宗教的和诗人的，而且是艺术的、科学的和民主的。骆英也是这样，他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持有一种终极关怀的情操是一个挑战，当一种文明去消灭另一种文明时，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文明。”这种哲学批判是与他的诗性守望相统一的，他说：“只有明天才是美好的”，“只有所有的人开怀时，才是幸福的”，“作为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必须以独立的人格和警惕进行发问和批判”（《小兔子·后记》）。他的话不仅揭示了这部诗集的主旨和灵魂，而且阐释了人文主义精神的精髓是对人与自然相和谐、人与社会相和谐的渴望。　
　　骆英以诗的感觉方式进行哲学批判，又是以诗人的良知触摸生命的温热，他使用大量的隐喻、象征，铸造了富有宏大思想空间的语言：“在二十一世纪的清晨开始恐惧，深深地感到一种嚎叫的疯狂，如从海的底部向上浮起，无垠的寂静柔软而冰凉”（《论恐惧》）。“一个诗人如果开始像螳螂一样与语言交配，然后又被语言侵害，基本可以认为，这就是恐惧与杀害的表征”（《论恐惧》），如是诗句神思天纵，似江河倾泻，像万马奔腾。骆英喜欢汉赋，他的语言并非典型的赋的体势，却如赋的铺陈，排比句式跌宕起伏，更显现意蕴的浑然厚重。其语言哲理意蕴不再是传统式的格言和警句，而是以比譬和暗喻包容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骆英的这部诗集最鲜明的特点是奇崛、奇异、犀利和深刻，甚至可视为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并非完美之致，并非没有可斟酌、可打磨、可蕴积之处，也许如此一气呵成飞流直下，就更本色、更本真，以自然天成而独见秉赋。鲁迅先生把科学的严谨的概念和“公允”、“平稳”、“冷静”的审时度世，都视为“诗歌之敌”，他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人们，这样的很少有，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苦恼的精神相通”（《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骆英，今天酣畅淋漓地描绘出城市挤压灵魂的痛苦，明天他一定会以无限欢愉之情讴歌城市的精神文明。　
骆英近作读后
周　涛　
　　读骆英的近作，以为大异于他以前的诗，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感触和思考，尤以《致死亡者》为代表，自是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一个追求生命更高意义的现实成功者，开始内省和追问，特别是性与死亡，两大主题的逼问，使处于生命峰巅状态的人，格外敏感与痛苦。　
　　困窘的人生把人推出去，推向社会去拼搏；现实的成功把人挤回来，挤向内心的思考。这一推一挤，往往需要一生的付出，也是一生的财富。我认为这两首诗，恰是“挤”回来的过程，一种真实的记录。目前取得这种经验的诗人还是不多，故而在表达时缺少参照系，读之有些诗句稍显凌乱，进入起来有困难。这一方面以骆英的处世能力和政治素养，应当是容易分辨和解决的。　
　　中国当代新诗不像中国诗的问题，已成大病，不解决好，新诗生存不下去，结果，旧体诗反而活跃起来（见《新华文摘》2006．19期，这期有“旧体诗复苏讨论”）。　
　　我向往着新诗繁荣，且认为它应当是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新面孔，但是现在尚未见端倪。恐怕还要许多人的探索和努力，包括骆英的尝试和思考。　
新诗的诞生及其传统漫言
孙玉石　
　　编者按：我们开设“中国新诗九十年笔谈”这人新栏目，意在纪念中国新诗所走过的九十年不平凡历程。九十年来，中国新诗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来说均展示了過异于传统旧体诗的新面目、新天地；就流派与风格言，九十年中国新诗丰富多样，蔚为可现；从语言、技巧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探索过程。九十年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或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用一到两的时间，对九十年中国新诗发展脉络进行流程；总结经验、探讨问题、寻求规律。继承传统，开启未来。欢迎广大诗论家和诗人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和恰当的切入点，围绕九十年新诗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断面、群体、个人、作品，事件等诸多现象和问题，尤其是过去遭忽略的史实和问题展开研究，论述，形成3000至5000字的文稿赐我刊。　
　　　
　　在文言书写和规范严格的古典诗歌还是文人主要传达情感范式的时候，1917年2月1日于上海出版的第2卷第6号《新青年》杂志上，破天荒地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其中的第一首《朋友》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另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十分幼稚的白话诗，以蝴蝶的意象为暗喻，传达了白话诗与白话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内心的寂寞，也送来了中国新诗呱呱坠地的诞生的第一声信息。隔了十一个月之后，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第4卷第1号《新青年》杂志上，又以《诗》为总题，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鸽子》、《人力车夫》、《相隔一层纸》、《月夜》、《一念》等九首白话新诗。从此，中国现代诗歌，便冲破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规范和文言模式，以自由的全新的姿态和充满个性的声音，打破“孤单”寂寞的局面，宣告了自己真正的诞生。很多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纷纷发表白话新诗，很多新文化倡导者，也加入白话诗的创作，以致当时文学界酿成了一个被朱自清先生所冠子的“民七新诗运动”。　
　　从这个时候起，至今天进入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七个年头，新诗在充满挣扎、苦难、坎坷与新生、欢悦的岁月里，煎熬与呐喊，探索与创造，纷争与沉寂，前行与反思，跌跌撞撞，曲曲折折，已经走过了整整九十年的漫长道路。在这个不平坦的道路上，先后曾有几代的诗人，于不尽相同的历史境遇中，共同怀着对于新诗的虔诚与热爱，对于时代、生命和艺术的执著与忠诚，在这块长满绿色也长满荆棘的园地里，前赴后继，耕耘开拓，倾注了自己的智慧、热情、汗水、青春，和心血，有些人为此而饱受身心的磨难，有些人甚至或以诗为争取民族自由光明的武器，或因写诗而获罹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先后献出了自己最珍贵的生命。我们永远所不能忘记的无数的诗人们，在这个矗立于人们心灵里的民族文化丰碑上，他们为民族写下了不少美丽的诗篇，也为艺术留下了许多生命的绝唱。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火中凤凰的翱翔腾飞，到九十年代末的多彩声部的崛起探索，众声喧哗中的新诗，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闪光足迹。历史将钦敬的目光投向这些名字：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穆旦、臧克家……，就是这样许多成就杰出或开辟风气的诗人以及其他诗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已经走进了中国诗歌发展历史和现实记忆，书写和想象，也超越国界走进了二十世纪世界诗坛接受和对话的艺术视野。　
　　在新文学的整个领域里，屡遭式微与贬抑的新诗，当然没有资格夸耀自己。面对几千年古典诗歌创造的几乎不可企及的历史辉煌，新诗自然有惭惶、有愧疚、有自省，也有与其他艺术形式成就比较而后自知之明的冷静和明智；但是，当我们回顾新诗这近一百年中也过的道路，面对屹立于大地上这株饱经风雨的世纪之树上结出的许多丰硕果实的时候，我们从不自惭形秽。可以有一百个理由数落新诗的落伍，同样也有一百个理由和足够的信心，为新诗发展的成就及其合法性与创造性，作出一份充满肯定、无悔，甚至可以说是自豪的回答。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面对新诗面临的众多贬抑之声和卞之琳等一些青年诗人探索带来的希望之光，批评家刘西渭曾经这样说：“唯其人人写诗，诗也越发难写了。初期写诗的人可以说是觉醒者的彷徨，气候不等一条可能的道路发见，便有别是一番天地。这真不可思议，也真蔚然大观了。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涛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怕要落后多了。”如今出现的几乎是同样尴尬的境遇：任谁（也包括喜欢新诗的我自己）都可以随口的寒碜几句新诗，却没有多少人，为自己，为我们民族，现在是如此狂热地多于世俗物质的追求而少于诗性精神的养成而惭愧和焦虑。　
　　在电视播放的影视节目里，我看到过这样的细节：冰天雪地里，用生命全力坚守阵地的一位苏联普通女兵，牺牲之后人们发现，在她厚厚的棉衣口袋里揣着的，是一本被青春的鲜血染红了的《普希金诗集》；在被德军围困近900余天的冰雪覆盖的列宁格勒城里，人们饥饿的甚至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但是当自己祖国传统盛大节日来临的时候，在全城的上空，在俄罗斯人民的心里，却奏响起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看着这些镜头，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这些情景，让我更加痛楚地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在今天这样物质日趋丰富而精神极端贫乏的时候，是多么需要一些更为高尚精神的哺育，多么需要一些更多贴近人们心灵的美的音乐和诗的陶冶啊！　
　　已经存在九十年了的新诗，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对于这个可以争议的严肃的学术问题，关注新诗的历史、现状与前途和为新诗未来命运深怀焦虑的人，一直都在寻找基于自己观察视角所理解的或出自寻求新诗道路思考焦虑所可能提供的答案。他们或是肯定新诗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或者说新诗还走在自身传统的探索寻求的途中，或者干脆否定新诗自身传统的存在，认为新诗离开古典诗歌语言的优势，根本就走错了路，现在是到了“浪子回头”的时候了。　
　　离开历史已经提供的复杂而丰富的收获和足迹，对于新诗传统存在与否进行抽象的争论，我以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说它有什么积极精神，我以为主要在对于新诗发展现状的深刻焦虑，对于新诗发展道路存在问题的历史反思。但历史的事实是：这种焦虑与反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于新诗“非传统”的批评和争议，早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话题。它几乎伴随了新诗生成发展的全部进程。且不说二十年代一些新保守主义学者们对于初生的新诗根本的否定，而强烈要求回归古典诗歌的传统与尊严。即使在新诗潮流内部，这种反思批判的呼声，近一个世纪以来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胡适“尝试”的美梦还没过十年，就有更年轻的诗人穆木天们把他称为新诗“最大的罪人”，说他给散文披上了韵文的衣裳，使诗过分的散文化而丧失了诗美的品格。周作人也不满意于初期新诗如玻璃球一样过分的直白和透明，缺乏含蓄朦胧韵味的隐藏性和蕴藉美，而主张从传统诗歌的“兴”的方法和西方诗的“象征”的沟通融汇中，寻找新诗发展的正路。到了三、四十年代，从戴望舒、卞之琳，一直到冯至、穆旦、袁可嘉等人，都努力倡导和积极实践新诗如何增加艺术传达的隐藏度和意境美，意在隐藏与表现，现实与艺术，写实与象征，智性与情感之间，寻找一种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平衡。到了八、九十年代，自朦胧诗的崛起到后来出现的各种多向探索的诗歌潮流，他们的反思与冲击历史的姿态，他们的一些诗学理念与艺术走向，虽然离我们传统规范越来越多了一些“越轨”和陌生，而表现了更强烈的接近和融入世界诗歌潮流的意愿和实绩，但是正是他们以这样的勇气，完成了一次对于五十年来新诗传统脉系本身承传中的更伟大的反思和超越。它于“私人化写作”旗帜下存在的隐在或显在的问题，同时也更强烈地刺激了人们对于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深层叩问和思考。　
　　我们有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看去是“非传统”的历史思考和创作实绩，却与自身的历史传统葆有极为深刻的联系，经过或短或长的时间的过滤，可能成为注入传统中的某种新质，而为传统走向新的辉煌增添亮色。三十年代戴望舒代表的许多诗人探索留下的实绩，诗人冯至《十四行集》的探索，都是很好的例证。“中国新诗”群体和诗人穆旦的探索，更说明了这一点。去年四月，我在一次穆旦诗歌研讨会上，对于人们议论多年他诗歌的“非中国”问题，曾经说过这样的意见：穆旦诗的西方化与非传统，几乎在很长时间里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认知。最早是王佐良先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论述穆旦的杰出论文里这样鲜明地提出，“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超越于旧文学辞藻带给新诗的沉重阴影与压力，“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一个中国诗人》）。经过近些年来不同意见反复的探讨与论说，我认为问题已经不在于对于这种批评论断的认同与否，不在于论断者本身后来是否已经改变了这样的看法，而是要深入地探求诗人在这种“非中国的”意识深处和意识背后，隐含着怎样对于新诗现代性道路强烈的追求精神，他所选择的独特的抒情姿态和语言方式，以及由此给新诗现代性传统构建，究竟带来了怎样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