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夜行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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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道。）
卡维达尼亚博士突然消失了。出版社的走廊里充满了危险：有精神病医院的戏剧表演组、精神分析学研讨组，以及女权运动的突击队。卡维达尼亚博士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被抓住、被包围、被吞噬。
你来的不是时候。现在到出版社来的不再是过去那些希望成为诗人或作家的男男女女；（在西方文化史的）这个时期到出版社来谋求文字表现的不仅仅是个人，而且还有集体，如学习小组、行动小组、研究小组，仿佛脑力劳动如不集体行动单靠个人努力那就太凄楚了。作者署名变成多重的，越来越趋向于集体，因为谁也无权代表谁，如四名前囚犯包括一名越狱犯，三位前病人与护土、执笔护士，或者是一对一对的，不一定是夫妻但多数是夫妻，似乎夫妻生活只有在写稿时才能变得最舒适。
这些人物都要求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或有关方面的专家谈话，最后都被打发来见卡维达尼亚博士。各种学科与各种学说的专门用语和独特词汇，统统倾倒到这位被你称为“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老编辑身上，不是为了让他变得比其他老头个子更小，更干瘪、更驼背，也不是为了让“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这句话成为他的表现方式，而是因为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哦，不，他仿佛来自这样一本书……对，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人们还在阅读这种书，书中经常有“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形象。
为了排除干扰，他摇着头，让问题的各个方面从他的秃顶上滑过，并尽量抓住问题的实际方面。“您不能，请原谅，把书中的脚注放到正文中间去吗？或者把正文提炼一下，把它也变成一条脚注呢？您考虑考虑。”
“我是个读者，只是个读者，不是作者。”你急忙声明说，犹如猛扑过去拉住他，以免他踩空了跌倒。
“是吗？好，提醒得好，我很高兴！”他投过来的目光确实充满友情与感激。“我很高兴。现在我会见读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一股友好的情绪控制着他，他也不愿抵御这种情绪；他忘却了自己的职责，把你叫到一边说：“我在这个出版社工作很多年了……经过我手的书很多很多……可是，这能说我在读书吗？不，这不是我所谓的读书……我的故乡书很少，可我读，那时候是真读……我总在想，退休后回老家去，重新像往日那样读书。现在我常常扣下一本书，说：‘这本书等我退休时读。’可过后又想，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回到故乡了；在鸡圈里找寻着什么；后来在母鸡下蛋的筐里找到什么了？找到了一本书，我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是个简装本，书页都破烂了，上面还有我画的图画、用彩色粉笔涂上了颜色……知道吗？我小时候躲在鸡圈里读书……”
你向他解释你来访的原因。他立刻就明白了，甚至不让你再讲下去。他说：“您也遇上了，印张弄乱了，我们知道了，小说有开头没有结尾，出版社近期的书籍全弄乱了，您能看明白点什么吗？尊敬的先生，我们是什么也看不明白。”
他抱起一摞校样再轻轻放下去，仿佛只要轻轻晃动一下，就会把铅字的顺序弄乱。“尊敬的先生，出版社是个脆弱的机构，”他说，“只要一个地方出点毛病，便会逐渐扩展，使整个出版社陷入混乱。请原谅，我只要一想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头晕。”他双手捂住眼睛，仿佛看见亿万张书页与词句像尘埃一样在空中飘荡。
“别，别，卡维达尼亚博士，快别为此烦恼！”喏，现在你却要安慰他。“我这只不过是个读者的好奇心……如果您不能告诉我……”
“凡是我知道的，我都愿意告诉你，”这位编辑说道。“请你听我说。开始的时候有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出版社，他自称是个什么语的翻译，是什么语来着……”
“波兰语？”
“不，不是波兰语！是种很难学的语言，懂得的人不多……”
“是辛梅里亚语？”
“不是辛梅里亚语，还要古老，叫什么来着？这家伙装做一位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没有他不会的语言，包括那个，钦布里语，对，是叫钦布里语。他给我们带来一本用那种语言写的小说，厚厚一本小说，书名叫做……什么行人，不，不，是另一本书……什么城市郊外……”
“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不是，不是巴扎克巴尔；我是说从陡壁悬崖什么的……”
“是阿蒂写的？”
“对，就是这个乌科·阿蒂。”
“请原谅，乌科·阿蒂不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吗？”
“嘿，众所周知，阿蒂原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可是后来，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境线修改过了，竖起了铁幕，过去是辛梅里亚的地方现在是钦布里亚，辛梅里亚被往边上挪了挪。这样钦布里人就把辛梅里亚人的文学也接收过来了，以补偿战争给……”
“这是加利干尼教授的观点，乌齐…图齐教授反对这种……”
“可以想像，这是大学里两个研究所、两个教研室、两位教授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甚至会不共戴天，让我们设想一下，假若乌齐…图齐承认他研究的那种语言的杰作应该用他的同事研究的那种语言来阅读，那会……”
“可事实是，”你坚持说，“《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是本未完成的小说，不，是刚刚开了个头……我看到原稿了……”
“《……探出身躯》……别把我搞糊涂了，那个书名跟这个差不多，叫《眩晕》，对，是维利安第的《眩晕》。”
“是叫《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吧？请告诉我，这本小说翻译过来了吗？你们出版了吗？”
“别急，别急。译者叫艾尔梅斯·马拉纳，他的证件很齐全。他交给我们一份译稿，我们把它列入出版计划；他交稿准时，每次一百页，并预支了稿费；我们开始把译文发往印刷厂排印，以争取时间……可是读校样时，我们发现有些矛盾，有些谬误……我们把马拉纳找来问他，他回答得含含糊糊，自相矛盾……我们穷追不舍，把原文摊在他面前，让他给我们口头翻译一段……他承认说他对钦布里语一窍不通！”
“那么他怎么交给你们译文呢？”
“他把专有名词改成钦布里语，不，不，改成辛梅里亚语，我也糊涂了；正文呢，他是从另一本小说翻译过来的……”
“什么小说？”
“什么小说？我们问他。他回答说：‘一本波兰小说（可找到波兰小说了！），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在马尔堡市郊外》……”
“对。请耐心点。他说出了这个书名，当时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小说已经开始印刷了，我们把一切工作停下来，更换扉页，更换封面。这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改书名、改作者姓名，总算把这本小说翻译、排版、印刷了……我们只顾把这个从印刷厂取来再送回去，把那个从装订厂取来再送回去，把带有印铬扉页的第一个印张换成印有新的扉页的印张。总之，这样一来造成了极大混乱，影响到正在制作的所有新书，全部印数都要销毁，发往书店的都要收回……”
“有一点我没听明白：您现在讲的是哪本小说呢？是讲火车站的那本呢，还是讲那个年轻人离开农场的那本？或者是……”
“请您耐心点。我刚刚对您讲的还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自然不相信那位先生了，我们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与原著对照。结果呢？根本不是巴扎克巴尔写的，小说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个不知名的比利时人，叫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书名叫……请等一下，我拿给您看。”
卡维达尼亚离开会见室；当他回到会见室来时，递给你一沓影印件。“诺，书名叫《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我们这里有法文本的最初几页。您评评，简直是欺骗！艾尔梅斯·马拉纳逐字逐句地翻译这本就值两个铜子的小说，却把它当做辛梅里亚小说、钦布里小说、波兰小说交给我们……
你翻阅了一下影印件，第一眼便看出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的这本《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与你未看完的那四本小说中的任何一本都毫无关系。你想立即告诉卡维达尼亚，可他正从影印件中抽出一张纸，并认为应该让你看一下。“当我们指责马拉纳的欺骗行为时，他竟敢狡辩。您想看看他的辩辞吗？这是他写的信……”他用手指着其中一段让你看：
“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有什么要紧的呢？让我们把思想向前推进三千年，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刊那个时候哪些会保存下来，哪些作家的名字那时还有人知道呢。有些书会很著名，可是会被当做无名氏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对待吉加美上史传 ＇①＇ 那样；有些作家会一直很有名，可是他们的著作却全然无存，就像苏格拉底 ＇②＇ 的情形一样；或者所有幸存的作品全部归于某个神秘的作者，例如荷马 ＇③＇ 。”
“多么奇妙的推理！”卡维达尼亚惊叹不已，然后又叹息道，“也许他说得很对，真是高论……”
他摇着头，仿佛这个论点是从他头脑中窃取的；他一边窃笑一边叹息。读者你也许能从他的额头上看出他的这个观点。多年以来卡维达尼亚对于书，可以说当它们还处在一段一段制作过程中时，就开始注意它们了；他每天都看到一本本书诞生、灭亡，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书并非这些书，而是那些携带着其他世界的信息的书。对于作者也一样：他每天和他们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忧虑、他们灵敏的感觉和他们那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作者是封面上的署名，是与书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词，是与书中的人物、地点等同起来了的人，就像那些人物与地点一样，既存在又不存在。作者是书籍由之诞生的、不可见的点，是充满了幽灵的空间，是个地下通道，这个通道把其他世界与他童年时在里面读过书的鸡圈连接起来……
有人在呼唤他。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把影印件拿走呢，还是留给你看。“请您注意，这是一份重要文献，不能带出去：它是罪证，可以据此控告剽窃者。您如果想研究这份文献，请坐在这里，坐到这张写字台旁；过后切记归还我，即使我自己忘了，也得归还我。要是丢失了，那就糟了……”
你可以告诉他，不会的，这不是你要找的那本小说。你没有介意他的话；卡维达尼亚虽然放心不下，却被重新卷入出版社各种事务的漩涡。你留下来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
＇①＇ 吉加美土史传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部文学作品，最初为民间流传的歌词，约公元前两千年定型成文；在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发现，为十二块残缺不全的泥版，主要描写神话英雄吉加美士的事迹。
＇②＇ 苏格拉底好谈论而无著述，其言行大抵见于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和色诺芬的著作中。
＇③＇ 关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他的生存年代、出生地点以及两部史诗的形成，争论很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
第三位乘客。许多人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例如那两个骑自行车的警察。他们静悄悄骑了过来，正盯着我们看；我们那时正要把他，约约，扔到河里去（刚才贝尔西桥上好像没有人），他的头与手已伸到桥栏杆外面去了。我和贝尔纳德特这时只好装着锤打他的背。“吐吧，老朋友，把你的灵魂也吐出来吧，让你的思想清醒清醒！”我大声嚷道，并和贝尔纳德特一起一边一个架着他，把他拖到车上。这时他腹腔里的气体泄露出来，放了个响屁，两个警察哈哈大笑往桥下骑去。我想，约约死后与他活着的时候性格全然不同，变得体贴人了；否则他是不会帮助我们这两个因杀害他而将要走上断头台的朋友。
后来我们着手搜集塑料口袋与汽油罐。现在只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就行了。在巴黎这样的大都市里好像不可能找到适合焚烧尸体的地方，找寻它会浪费许多时间。“枫丹白露不是有片森林吗？”我一边发动汽车一边对贝尔纳德特说，她已经回到我身边的座位上了。“告诉我怎么走，你熟悉路。”我在想，东方发白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跟着运送蔬菜的卡车队回到城里了，约约和我的过去都将变成一堆烧焦了的臭烘烘的灰烬留在那里的鹅耳栎树林中。“这样，”我自言自语地说，“我终于可以相信我的过去已经被焚烧了、忘却了，好像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我曾多次发现，我的过去压得我够呛，很多人都要跟我算账，金钱账或道义上的账，比如在澳门时，“玉园”那些姑娘的父母。我举例说他们，是因为没有比这些中国人更难以摆脱的父母了。（我招聘那些年轻女子时，与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条件，支付现金，不让他们老来缠我；这些父亲、母亲，长得又瘦又小，穿着白布裤子，提着鱼腥味的竹篮子，那个局促劲就像是从农村来的，其实他们都住在港口附近。）总之，当我觉得过去压得我够呛的时候，我并没有采取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办法，比如换个职业呀，另外找个老婆呀，换个城市或大陆啊（我从这个大陆跑到另一个大陆，走遍了世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哪，另交一些朋友哇，做别的买卖呀，另外招揽一些顾客呀，等等。我没与过去一刀两断，这是个错误，我发现得太晚了。
因为那会给我带来这种后果，使我的过去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如果说，过一种生活我都觉得太繁杂了、太紊乱了，那就别提要过许多种生活了。每种生活都有自己的过去，多种生活的过去经常相互纠缠在一起。我每次都喜欢这么说：“啊，多么欣慰，把里程计调到零，把黑板上的字擦干净。”可是，我来到一个新地方的第二天，零就变成了一个多位数，多到里程计记不下、黑板也写不下。这里包括各种人物、地方、友谊、怨恨、错误，等等。例如那天夜里我们寻找焚烧约约的适当地方，开着车灯，照着树木与岩石，贝尔纳德特指着仪表盘说道：“喂，你说是不是没有汽油了。”真是没有汽油了。因为我头脑里老想那些事，忘了加满汽油。现在加油站都下班了，我们有可能远离村庄待在这辆无油的汽车上。幸亏那时我们还没有点着约约；如果我们被困在焚烧他的地点附近，又不能弃车逃走，因为根据我的汽车可以找到我，那怎么办呢？总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准备用来浸湿约约的蓝色套服和丝绸衬衫的那罐汽油倒进汽油箱里，尽快开回城里，另想办法清除他。
我经常说得好，我所陷入的一切困境都被福与祸解脱了。我的过去就像一条越来越长的绦虫寄生在我肚子里，不论我在英式厕所里、土耳其式厕所里，在监狱的马桶里、医院的便盆里、野营地的便坑里，还是在随便什么树丛里，不管我怎么拼命呕吐，它也不会掉下一个节片（在树丛里时，我得先看清楚，别突然蹿出一条蛇来，就像在委内瑞拉那次一样）。你改变不了你的过去，犹如你改变不了你的名字。我用过许多护照，用过的名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可人家还是叫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