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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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
　　　　　好啊。
　　　　　学校如何？
　　　　　没问题。
　　　　　……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藉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作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金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安德烈序　　Connected　to　You
　　　
亲爱的MM：　
　　　
　　　　　我们的书要出版了──不可思议吧？　那个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爱听鬼故事又怕鬼、怕闪电又不肯睡觉的小孩，一转眼变成一个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沟通对话的成人，尽管我们写的东西也许有意思，也许没有意思。　
　　　　　你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吗？　
　　　　　三年前，我是那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十八岁青年，自以为很有见解，自以为这个世界可以被我的见解改变。三年前，你是那个跟孩子分开了几年而愈来愈焦虑的母亲。孩子一直长大，年龄、文化和两地分隔的距离，使你强烈地感觉到“不认识”自己进入成年的儿子。我们共同找出来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透过写信，而这些信，虽说是为了要处理你的焦虑的，一旦开始，也就好像“猛兽出闸”，我们之间的异议和情绪，也都被释放出来，浮上了表面。　
　　　　　这三年对话，过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电话、一封又一封的电子邮件、很多个深夜凌晨的在线对谈、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整个结果，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你老是啰唆我的文字风格不够讲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补充一点细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写得比你好！　
　　　　　现在三年回头，我有一个发现。　
　　　　　写了三年以后，你的目的还是和开始时完全一样──为了了解你的成人儿子，但是我，随着时间，却变了。我是逐渐、逐渐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写这些信的，而且，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自己其实还蛮乐在其中的，虽然我绝对不动声色。　
　　　　　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给我一个“麦克风”，我就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到后期，我才忽然察觉到，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我跟我的母亲，有了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份，我却有了。我在想：假使我们三年前没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大概就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只是继续过日子，继续重复那每天不痛不养的问候：吃了吗──嗯，功课做了吗──嗯，没和弟弟吵架吧──没，不缺钱用吧──嗯……三年，真的不短。回头看，我还真的同意你说的，这些通信，虽然是给读者的，但是它其实是我们最私己、最亲密、最真实的手印，记下了刻下了我们的三年生活岁月──我们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月。　
　　　　　在这里，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个“份”──不是出书，而是，和你有了连结的“份”。　
　　　　　
　　　　　爱你的
　　　　　安德烈
　　　　　2007年9月26日
　　　
　　　
一、十八岁那年
　　　　　
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喘气，刚刚赛完足球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假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美国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可是从她的眼睛，你看得出，她很稚幼，才十六岁。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串小猪出来遛达。海风挟着咸腥味，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五年后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灿。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那时，已经二十三岁，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人家的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塭里的鱼虾也成群结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的尸体。整条街充斥着刺鼻的腐臭腥味。炎热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难说是自然的消毒还是加速尸体的腐化。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表演”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家带着凳子和扇子去广场上看戏，年轻人却在家里背书，准备永无歇止的考试；歌声从劣质的扩音器传来，日日夜夜像轰炸般无从躲藏。　　
　　　　要不然就是在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飘着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大声地说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你知道，我们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所以人们就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七零八落的东西满天飞。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里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烧废弃的电缆；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我们每天穿着白衣黑裙，而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就等于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满到你根本看不出里头有什么。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可能还附带卖斗笠和塑料雨鞋。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湾。你或许大吃一惊，说，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安德烈。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了，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高棉，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我后来去留学的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布朗德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北韩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一知半解，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了，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开始动工。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被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大学爆发了　“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我，知道的很少。安德烈，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你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吗，M？　
　　　　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那个　“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是剥夺还是给予？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面对黑白价值的颠倒，观看权力的更迭，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事情被颠覆、被渗透、被“现代化”、被　“后现代化”、被复杂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的，是吧？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缺陷。十八岁时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