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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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发现
这世上
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
只有谎言
迫你想法穿越
——John Mayer《没这回事》
青年日记
七、有没有时间革命？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1970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而不是横暴阴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它是说，‘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但是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错了，不是吗？”
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了，没戏唱了。
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
“可能没道理，”我说，“校规合不合理也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辩论？”
他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常常有学生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凡是我说的你们就照着做，别跟我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
“你知道，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你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吧？”
“不会。”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对“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我是这么告诉15岁的菲利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作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利普说？
MM
又：我去征求菲利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八、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上世纪70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则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来看这个电影，他开着BMW745的车，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是否，没有什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什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我想出几个可能。一个是，我可以变成一个行动者，拟定计划，上街去游行抗议。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Matrix共存。我觉得，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信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这个世界没什么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我发现：是，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饭菜留在盘子里，让它被倒掉。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狠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
现在，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安德烈
九、两种道德
安德烈：
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利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利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利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想想看，菲利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利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利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利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一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90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30块。
安德烈，你知道30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利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利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