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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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出版了那本以描写复旦教师为主的《海上学人漫记》之后，就打算接着再写一本记叙复旦往事的散文集子，但因为其他事忙，一直因循未果。现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将临，我想乘此机会，将这本书写出来，一则为百年校庆凑个热闹，二则也算是给自己在复旦半个世纪的生活留个纪念。
复旦百年，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复旦虽然有马相伯、严复、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章益等名流学者掌校、任教，但在抗日战争以前，毕竟是一所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抗战期间改为国立，也算不上名校。听老学长们说，抗战时期国内的四大名校是：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在民主运动中较为活跃，但主要影响还是在上海地区，并不算是全国的先锋。1949年上海解放，复旦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才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复旦将上海解放的日子：5月27日，作为自己的校庆日，是有它的道理的。
复旦之成为全国性重点大学，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以前苏联的办学模式来改造欧美的办学模式。因为那时号召一边倒，举国上下正在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高等院校自然不能例外。原来按欧美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
一般是由文、法、理、工、商五大学院组成的多科性大学，有些大学还有医学院、农学院，院系调整之后，就改造成为两类大学：一类，是由文、理两个基础学科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如北大、复旦；另一类，是以某一两个应用性学科为特长的专科性大学，如清华以建筑和机械为主，交大以造船和电机为主。当然，院系调整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教会学校被认为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关，一律撤销，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学校也要撤销或削弱，如中央大学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所掌握，自然不能继续存在，所以早就改组为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的许多教授是桂系首领的智囊，这所大学与桂系军阀的关系太密切，也被撤销了，——现在的广西大学是后来重建的，而且校址也由桂林改在南宁。而复旦之所以能得到扶持，则与它在战后反对国民党政权斗争中的出色表现有关。
近年来，我们的高教界又在进行调整了，虽然并无“院系调整”的名称，其力度也相当的大。但调整的思路却与上次截然不同，甚至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以欧美模式来改造前苏联模式，又重新合并和改造为多科性大学，而且仿佛是以大为好，学校愈并愈大，有些还以全国最大的学校相标榜。行动虽然在变化，但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却一直不见有什么认真的总结。这场改革到底给中国的高教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前事倘无清晰的认识，那么，后事进行的根据又何在呢？
到得1950年代末期，复旦校门再次东移。这个校门造得很有气派，是师生们拍照留念常选的背景。这张照片是中文系61级部分毕业生回校时所摄。
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于有些大学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但复旦却是这场调整的受益者。它归并了许多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院系调整的前奏，其实在1949年8月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就陆续有一些高等院校并入复旦，如暨南大学、英士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等。刘大杰先生在暨南大学当过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是1949年9月，在暨南大学撤销之后调入复旦的，所以才会在复旦经历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有轰动一时的跳黄浦事件；郭绍虞先生也是1949年9月从同济大学调来的，他原是同济文法学院院长。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之后，在1952年八九月份进行的，因为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又是按上面的指令办事，所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并没有费太多周折。
第一部分小引（2）
据《复旦大学志》记载，从1949—1952年，前后计有18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其中有公立大学8所：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英士大学、安徽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私立大学6所：大同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海学院；教会学校4所：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加上复旦本校，这所新的复旦大学是由19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组成，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一所大学。
当然，复旦也有调出去的系科，如：财经学院的会计、统计、企业管理、银行、贸易、合作6个系，以及统计、贸易、银行3个专修科，就调出去组成上海财经学院；农学院的农艺、园艺、农化3个系，调至沈阳，新建沈阳农学院，茶叶专修科调至安徽大学农学院；法学院法律、政治两系调出，与圣约翰等9所大学的有关系科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外文系的德文组调到南京大学；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文学院的教育系并入华东师大。此外，还撤销了一个系：社会学系。
但总的说来，复旦是进多出少，力量壮大了。
复旦大学于1949年7月29日成立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左），副主任陈望道（右）。1952年10月3日，陈望道担任校长。
办学的决定因素是师资力量。复旦在院系调整之后，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1950年代的学部委员和一、二级教授，就有一大部分是从别的学校调来的，如：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吴征铠、卢鹤绂、谭其骧等来自浙江大学，周同庆来自交通大学，顾翼东来自大同大学，吴浩青来自沪江大学，郭绍虞、杨武之来自同济大学，赵丹若、王恒守来自原中央大学，刘大杰、吴文祺来自暨南大学……当然，也有些在院系调整之前原就在复旦任教的，如陈望道、卢于道、陈子展、周谷城、周予同、全增嘏、陈传璋、张孟闻、孙大雨等。
我在1953年入学时，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复旦的校舍虽然还很窳陋，但名师荟萃，实力强大。后来盛传当年复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实，当时的教授何止十人。影响较大的就有：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徐澄宇、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李笠、乐嗣炳、贾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人；陈望道原是新闻系教授，当时因为做校长事忙，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创立的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与中文系有关，也可排在中文系教授名单之内。当时这些“老教授”大都还只有50岁上下，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起来，大概只能算是中年教师，而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濮之珍、王运熙等中年教师，都还只有30岁上下，照现在的说法，则是青年教师。他们当时大都精力充沛，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可惜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人不得安闲，而且对人伤害很深。
除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外，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运动我都身历其境，可以说是与复旦共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往事虽然不堪回首，但是又不能不去回首。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凡有老同学回校，每每要我陪着重游故地，看看当年上课的教室，抢过位置的图书馆和住过的宿舍。被打成右派，历尽坎坷的叶鹏同学，还要去凭吊当年批斗他的场所，以及他和当时的恋人依依惜别的地方。是的，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这里都存留着我们岁月的印痕，它印在我们脑子里的，是抹不去的记忆。
我将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一些20世纪下半叶的复旦往事。为朋友，为后来者，也为我自己。
第一部分灵魂的撞击（1）…（图）
建国以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是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这种思想改造的要求，还是知识分子头面人物自己提出来的。这一点，不但后来者难以想像，就是过来人也大都记忆模糊了。但从文献记载上看，事实的确如此。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提出在北大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计划，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同月29日，应马寅初校长之邀，周恩来总理到北大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为了扩大影响，便于在全国范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主动提出报告会扩大范围，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当然，马寅初的思想改造计划之所以能迅速得到最高领导的肯定，而且立刻全面加以推广，只是因为这个计划正好投合了领导上的需要，或者本来就是上面授意提出的。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五评《白皮书》的文章看，他把许多知识分子定位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本来就对他们持批评态度，当然是非加以改造不可的。可以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但从马寅初的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自身要求改造的积极性。他们竭力想要捐弃旧我，争做新人，跟上时代的步伐，符合革命的节拍。当然，这也是形势逼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非接受改造不可。所以在马寅初提出思想改造学习计划之前，朱光潜就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检讨》，接着，费孝通和冯友兰又在1950年1—2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这一年》、《一年学习的总结》等文章，谈自己一年来思想改造的体会。
但谁又能知道，后来却是愈改造离共产党的要求愈远，愈改造愈变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了呢？就连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马寅初本人，也在数年之后，因在人口论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肯屈服于强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来，成为拒不接受改造的顽固派典型。
这里只好说声“呜呼哀哉”了！
同时，也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建国初期的社会运动实在太多，而且无一不波及学校。三大运动也相继化为：参军、参干、检举反革命、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发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一方面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变革中变革自己的思想。所以，连反银元贩子的斗争，也要学校派出宣传队，上街宣传。
而影响最大的，当然要算发动文、法两个学院的师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了。
复旦土改工作队去的是淮北地区的两个县：五河与灵壁，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时间是从1951年10月7日到1952年2月6日，历时四个月。
当时，大学教授还有相当的威望，所以许多事情还得由教授出面或由教授挂名。比如，在学习动员阶段，学校组织工作队师生在胜利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白毛女》（那时复旦还没有放映机，所以只好组织大家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就由教务长周谷城教授在放映前作了半小时的动员报告，而工作队队长则由副教务长周予同教授担任，宣传部长是陈守实教授，因为他是研究土地关系史和农民战争史的，但陈守实不参加任何会议，宣传部的实际工作由副部长余子道代理，——余子道当时还是学生中的团员干部，已能独当一面了。
当然，教授们本来就是挂名的，复旦土改工作队实际上也是由副队长余开祥负责，余开祥是土改工作队党小组负责人。但余开祥也决定不了大事，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党员，一则不了解农村情况，没有土改经验；二则本身也是要接受改造的。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华东土改工作团手里，由他们来划定成分、选取斗争对象、决定处置办法等等。这个团由干部组成，已在苏北搞过几期土改，算是老手了。
尽管如此，教师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办事也十分认真。比如，有一户农民被划为地主，他们根据实际材料，认为是错划，就联名写信向土改工作团提出意见，力求做到公正。而对于干部中的不法行为，也勇于提出来，要求处理。所以在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时，农民们舍不得有些队员走，热情地加以挽留。
至于教师们此行的内心活动，我们可以从谭其骧教授日后在思想改造大会上的自我检查中看出。他在检查中说及自己积极报名参加土改的动机，除了“无可奈何”、“奉命参加”、“过关思想”之外，还说了几条很可注意的想法：“光荣感，认为这样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工作队员，是非常光荣的”；“立功思想，自己没有什么光荣的历史，企图参加土改为党、为新社会做一点事，多少立一点功”；“面子问题，觉得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如果不能参加就会被人瞧不起”；“镀金思想，参加过土改就有了政治资本”。（据葛剑雄《谭其骧前传》所录）这里所说的一些想法，是真实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过去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把到欧美留学看作是镀金，现在却把参加土改看作是镀金，可见时代风气的变化，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出，后来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第一部分灵魂的撞击（2）…（图）
据老先生们回忆，当时参加土改的教师很多，历史系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中文系有：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宋庆、胡文淑、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新闻系有：赵敏恒、曹亨闻、舒宗桥、杜月村；经济系有：朱伯康、苏绍智、陈其人。此外，还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会系的孙桂梧、法律系的陈文彬，等等。他们中有些人还参加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当然，这也只是挂名的角色，用来象征一种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由于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的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葛迟胤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叫他别再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竟开枪自杀了，——为了对付土匪和镇压土豪，土改工作团是带有枪弹的。于是工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有错，坚决不作检讨。工作团就上纲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依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有所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