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钦约业墓罚我钥次伊窖勰兀课遗碌糜欣怼！薄 �
这时，“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们也全副精力注意着形势的发展，而且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文章，从报刊文章的措辞中，猜测上层政治风云的变化。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写的悼念导师的文章，说到王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还经常花大量时间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对此颇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历次运动的磨难，不能理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的心态之故。
那时，我们有几个教师还能私下里在一起谈谈，常常议论形势的变化，比如，从点名批判田汉、夏衍的文章里，我们感到周扬快要被揪出来了；从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的语气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一日发表的高炬、何明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晗和“三家村”背后的人物，看来，彭真要倒台了。虽然这些大人物离我们很远，但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全力注意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使我们感到惘然。今后学校怎么办？文艺界向何处去？文艺课程又怎么教？都直接牵连着我们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忧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有一本新的文学作品隆重推出，这就是金敬迈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欧阳海之歌》。主管文教的副总理陈毅元帅，还特地为此发表谈话，对此书倍加推荐，把它奉为革命文学的新方向。我认真拜读了一遍，实在看不出好在何处，新在何处，问问其他教师的意见，他们也说看不出好处来。在回校的车子上，有一位青年教师还发牢骚说，以后下乡办学，倒也轻松，只要带两套书就好了，一是《毛选》，一是《欧阳海之歌》。金敬迈因写了这本书，一时飞黄腾达，“文革”初期做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组长，但不久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入监狱，真是变幻莫测，命运弄人也。
而这时，在办学方向和办学方式上，也正在进行新的试验。复旦一向是得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面的，还在早两年，就在理科树立了一个工人专家蔡祖泉为模范；到得1966年初，文科又在青浦搞了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蔡祖泉原是一家工厂制造玻璃器皿的技工，因帮周同庆教授制造电真空管，深受周同庆的赏识，周同庆从交大调到复旦时，就把他从工厂里调了过来。作为一名技工，蔡祖泉的确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且也有钻研精神，但毕竟缺乏科学理论上的修养，在电光源的创造上，受到许多限制。把他树为理科教师的榜样，实在无法令人信服。但复旦党委大树特树蔡祖泉，提倡全校师生向老蔡学习，其目的就是为了用他来打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出一条工人阶级自己的科研和办学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来一点弄虚作假的东西了。比如，有一种水银汞灯，其材料和制造法都是物理系一位教师帮他从俄文资料里翻译过来的，但却被说成是老蔡的创造。好在那时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而且中苏交恶，不相来往，苏联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情况，否则打起产权官司来，倒也麻烦。但在我们这里，此类事件是不足为奇的，就像后来种种工人注释小组，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在后面操作、把关，却必得由工人挂牌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老蔡有过一定接触，觉得这个人虽然很走红，待人接物倒还平和，他其实也是一个被政治所利用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时期搞得很被动。“文革”初期，他被党委推出来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以他的工人身份来给党委做挡箭牌；党委靠边之后，又被造反派抬出来挂上一个什么头衔，随着运动的变化而翻来覆去。好在老蔡的人缘较好，别人也不愿为难他，又是工人阶级的模范人物，军宣队和工宣队也不好找他麻烦。而且，他毕竟有技在身，改革开放之后，还能成立一家蔡氏电光源照明公司，仍旧搞得相当红火。
第二部分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6）
在我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中文系未参加“四清”运动的一、二年级同学，已开赴青浦县，在农村建立教学基地了。
不久，我与别的几位教师也奉命从罗店提早回校，马上转到青浦去参加这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山湾办学
我们下乡办学的地方叫做山湾大队，属于朱家角公社。现在的朱家角，已经是旅游胜地。那高耸的石头拱桥，那古旧的青石板街，还有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都吸引着许多游人，每当节假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寂寞的小镇。复旦之所以选在那附近办学，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1966年初的下乡办学，为的是要落实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传统的常规学制之外，另外开创一条开门办学的路子，突出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这也就是1958年提出来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的落实。
大凡有此类新举措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照例是试点单位。北大是历史系在京郊搞了个教学点，复旦则抽调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在沪郊进行办学。后来又增加了南京大学一个农村教学点，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动增设的，还是南大自己争取的，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情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为了要求回校，就给匡亚明校长大贴大字报，那是后话。
复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是1966年春节之后下去的，此时，复旦党委派副书记郑子文来兼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直接督阵，又从机关总支调来干员孙保太担任中文系总支常务副书记，下乡坐镇，而且还从哲学系、国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调了好些教师下去，计有李继宗、余源培、陈玉清、郁明亮、章培恒、翁世荣、吴欢章等，具有相当实力。
我从罗店“四清”工作队中调过去时，已经是五月初了。我在下乡搞“四清”之前，曾经教过现在这班二年级学生的课，——那时他们还是一年级新生，与我关系相当不错，但此次重见，却显得相当隔阂了。略住几天，我就悟到，这并非时间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势变化之故。教师之中，仍有处于指导地位的，如政治指导员之类，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被列入另册，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力求避祸，岂敢教人。
既然要开创办学新路，原来的教材当然是不适用的了，课程体系也要改变。基础课程大量压缩，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写作课，写作的基础知识自然不宜于多讲，写作教师就带着学生到农家采访，准备编写社史、村史、家史，写的文章也要请农民一起来评阅，将农民请到课堂上来；文艺理论课也不讲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了，而是根据上面布置下来的“战斗任务”，写“战斗文章”，如批判“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之类；现代文学课则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连外语教学也不能用原来的教材，而要强调政治性、应用性。
听说在我调去之前，他们还上过一些课，虽然不多；但自我去后，除了政治课之外，就不见他们再上别的课了。一则农忙时节已到，劳动时间加多，同时又开始建造校舍了，也得自己动手；再则，“战斗任务”也日见其多，劳动之外，大家就忙着按上面布置下来的批判专题，来写一些鼓噪式的小文章，或为上面拟订的批判计划，准备一些资料。当时正处于批判高潮之中，“战斗任务”自然很多，有时还要保密，弄得神秘兮兮的。但因为大家都住在农民家里，农家的习惯，大白天是不作兴关门的，决没有朱永嘉为姚文元准备批判《海瑞罢官》资料的那种保密条件，所以他们在搞些什么，一望便知。记得有一次，看见有几位同学忽然看起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来了，这自然是为了批判朱老作准备。果然，“文革”初期复旦党委抛出来批判的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中，就有朱东润先生在内，而撰写《张居正大传》，即是他的罪状之一。
第二部分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7）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来说，自然会造成很大的缺陷，但那时领导上认为，文化知识是次要的，主要是应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说这样做是培养战士的方法。而且说，培养战士还是培养院士，应提高到两种教育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这就使人无话可说了。
但即使要培养文化战士，在农村里也极其不便。信息闭塞，尚在其次，因为所有的战斗任务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用不到自己去寻找和发现；而资料的欠缺，却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领导上却有自己的说法：资料愈少，束缚也愈少，可以在生产劳动中找立场，应该向贫下中农寻观点。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话语，还要教师出来附和，实在是很使人为难，虽然学生心里未必信服，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同时，四周的环境不利于学习，也是眼前的事实。当时大家都还住在农民的客厅里，白天农民下地干活，家里虽然比较安静，但学生也不能老是上课看书，总得安排相当的时间来劳动，晚上是休息时间，农民们热情好客，常抱着孩子来串门，如果不理不睬，只顾自己学习，则不但有脱离群众之嫌，而且也很得罪人。但没有相当的时间，是完不成战斗任务的，这很使学生们苦恼。我因为去得迟，住房条件就更差了，被安顿在村边的一间仓库里，隔壁是屠宰房，每天凌晨都要在这里杀一两口猪，那种凄厉的尖叫声实在刺耳，每次都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好在我那时睡眠状况极佳，在被猪的尖叫声吵醒之后不久，当四周复归于宁静时，仍能迅速入睡，还不至于影响白天的工作。大概同学们因这种苦恼而反映得太多了，领导上就安慰他们说，等我们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后，就可以隔开一些了。可见他们自己也在无形中承认：在生活上与农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于学习的。
的确，我到山湾时，中文系就已经开始在离村不远处动工造房子了。当时系里没有安排我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大概想多用劳动来改造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那时正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的房子因陋就简，是干打垒式的，我们领导上说，下乡办学，物质条件不宜太好，要学习大庆精神，所以也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来造房。所谓干打垒者，即造房不用烧砖，全用干土打垒而成。这种方式在北方还可以行得通，因为那边雨水稀少，而且土质坚硬，打得结实一些，自然可以支持很久。但是江南多雨，土质松软，要靠干打垒来造房，怕是支持不了多久。这一点，中文系领导和基建处的工程师自然心里明白，但学不学大庆，是个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这就令人十分为难了。好在孙保太极其聪明，他脑子一动，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砖头和干打垒相间而成，向上汇报时可以说是学习了大庆经验，用的是干打垒方法，实际上则在紧要处嵌了砖头，又不至于很快倒塌。也真难为他想出这条妙计。记得当年有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为了积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没有现实必要性的地方，硬要到处开荒，到处垒梯田，其智商与保太同志就差得远甚了。
但是，房子还未及封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气氛一下子就异常紧张起来。开始，孙保太还算沉得住气，一面鼓动学生贴教师的大字报，一面还高姿态地表示，欢迎对系总支和他本人提意见。但当6月20日学生贴出了《向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他就有点慌了手脚。开始还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局面，压住学生，后来很快就处于被动状态。
同学们还利用大字报的形式，纷纷要求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把这种要求说得非常重要。校系领导试图劝说同学留在农村闹革命，当然不能为同学所接受，到得6月下旬，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全部撤回学校参加运动。可见学生们对于这种下乡办学的方式，其实也并不热情，而且心有抵触，只是迫于形势，不敢公然反对罢了。现在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题目，可以借此来进行反驳，别人这才无话可说，而他们自己也就撑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是一种极其巧妙地借助于政治形势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虽然当事人也未必有非常清晰的谋略意识，但此种做法其实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情。明乎此，才不至于看事过于懵懂。
那批尚未完工的房子，起先还留人看守着，准备运动结束之后回来续建。后来运动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愈来愈猛烈，而且愈拖愈长久，复旦校方和中文系的领导知道不可能再回去办学了，就把这些房子送给当地公社。听说朱家角公社曾在此办过一家社办工厂，后来就不知派何用场了。
我每到朱家角游览时，总想要到山湾去看看这些房子，这里毕竟流过我们的汗水，消磨过我们的岁月，但因为都是集体行动，终于未能如愿。
第二部分复旦园里炮声隆（1）
既然明白了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高领导的意图，而且在揭批复旦党委的行动中已经尝到了甜头，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在杨西光和复旦党委还没有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进攻便开始了。市委相继抛出了挡在第一线的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文教书记杨西光和市长曹荻秋，但是仍没有阻挡住造反派的攻势，最后，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被打倒而告终。
当然，打倒上海市委并非复旦造反派一家所为，各学校各系统的造反派都出力参与，特别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当时，高校红卫兵运动锋芒正盛，冲冲杀杀，还是走在前面，而在上海高校中，复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上海市委一倒台，就出现了权力真空，造反派自以为是有功之臣，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古训，他们就开始夺权。这个全市性的夺权行动，发生在1967年1月份，由《文汇报》开的头，马上席卷全市，号称“一月革命”。“一月革命”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人民日报》还在1月2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于是，由上海刮起来的夺权之风，马上就席卷全国，接着就有“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何以要用这么长的标题呢？因为它想同时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肯定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强调造反派的大联合。这种强调并不是无因的。实际上，当时的局势，已经激起了一些造反派头头的权力欲望，“抢权”之风很盛。有些组织，有些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