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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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夺权闹剧，同样在复旦上演。“过河卒”小组在《在转折点上》这张大字报中批评道：“有的同志在促进大联合夺权：他们找了一些造反派代表把系办公室的钥匙、电话机、印章从过去曾经是‘老保’的同志手里拿过来，认为这是夺了一个系的权。有的同志把班级里曾经是‘老保’的学生干部‘罢’了‘官’，选了新班委、支委，认为这就夺了一个班的权。还有的同志正在联络各个造反派组织，要各组织派代表协商，一起去接管党委办公室，把党委的大印拿来，认为这就夺了复旦大学的权。”“还有少数打着‘造反’旗号的人，‘接管’了××大楼，就拿那里的沙发、摩托车供自己享用，拿国家的钱挥霍浪费，这种为小团体私利的夺权是无政府主义的夺权，是‘败家子’的夺权，结果败坏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情景，难免使人想起了阿Q的革命。当然，两者还是有些不同：阿Q要的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女人，还有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同时要处死他所不满意的人；造反派要的是办公室、大印，但同样要排斥和打击别的造反组织的人。而且，阿Q只不过是在幻想中革命，造反派则在实际行动中，已接触到权力的边缘。然而，阿Q式的革命，实际上正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的缩影。
毛泽东是与鲁迅同样深谙中国国情的人。所以当上海市委倒台之后，立即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组建上海新政权。这个政权先是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为的是要继承工人阶级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的传统，但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不相适应，毛泽东亲自将它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但正当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在积极筹备，张春桥马上要夺得上海市第一把交椅之时，却发生了炮打张春桥事件，炮打的基地就在复旦园里。炮打失败之后，就开始了“反逆流”斗争，新的政权将“炮打张春桥”事件说成是“反革命逆流”，对反张的造反派头头进行长时期的批判、斗争。然而这样一来，又激起了一批人站出来进行反“反逆流”的斗争，一直发展到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然后又是镇压、斗争，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复旦的运动可以说有九年半时间是在与张春桥的纠葛中渡过的。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复旦“孙悟空”战斗组发动的。
1967年1月23—24日，“孙悟空”小组在复旦校园里，在南京路、西藏路和淮海路等闹市区，刷出了醒目的大标语：“警惕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接着，又贴出了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他们质问：张春桥对于群众组织为什么耍两面派手法？为什么上海市委都烂掉了，而独你张春桥是左派？……醒目的大标语很引起行人的注意，而大字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则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张春桥的怀疑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我曾问过“孙悟空”小组的负责人胡守钧：“你们是怎样怀疑起张春桥来的？”
胡守钧说：“是从上三司赵全国问题上开始怀疑的。”
第二部分复旦园里炮声隆（2）
赵全国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头头。在“一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迎合张春桥需要的口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并且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当然很受张春桥一帮人的欢迎，对他礼遇有加。后来在位置的安排上产生了矛盾，赵全国对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于是受到张春桥的歧视，由工总司出面将他拘捕。而徐景贤、王洪文则因为紧跟张春桥，就被委以重任。这种以“我”划线，两面三刀的作风，很使造反派反感。胡守钧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怀疑张春桥的。当时他的想法很单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决不会有这种政客作风的，而张春桥却大耍其两面派手腕，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怀疑一旦开始，就觉得问题愈来愈多。除了现实的表现之外，别人还提供了张春桥的一些历史材料：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他以党籍担保，张春桥在苏州反省院里曾经叛变，是可耻的叛徒；还有人从30年代资料中查出，张春桥就是当年被鲁迅批判过的狄克……这样一来，张春桥因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环消失了，代之以愈来愈浓重的怀疑。——但不知何故，这些历史资料在第一次炮打中都未曾运用。
1月22日，张春桥召集一些造反派头头开秘密会议，商讨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问题。张春桥、姚文元自己提出，要成立以他们二人为首的新市委，徐景贤带头鼓掌，大家随声附和，就算是各群众组织通过了。会场上只有胡守钧和他的伙伴肖昌雄袖着手，不肯鼓掌，这场面当然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双方的矛盾就加深了。等他们走出会场时，“迅速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之类的大标语已经贴满街头，这当然更引起了胡守钧们的不满。形势紧迫，必须立即行动。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刷大标语，贴大字报。
张春桥后来在镇压参加“炮打”的学生时，几次发出指示，要抓后台。他认为，学生们的“炮打”行动，一定是长胡子的走资派在幕后指使的。其实不然，正是他自己的行为，引起了造反派的怀疑，才发展成炮打事件的。后来，张春桥们又批判“怀疑一切”的思潮。其实，“怀疑一切”的思潮，正是他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鼓动起来的。他们鼓动起“怀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学生们去怀疑位高权重的老干部，从而打倒他们，却不料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砍倒别人，也可以伤及他们自己。
“怀疑一切”的信条来自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问“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么”时，说道：“怀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写入回忆文章，其译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一书中。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广为人知，在“文革”初期却被造反的学生们抄在大字报上，大加宣传。
“怀疑一切”的信条其实并不错，它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表现，意在打破迷信思想，将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赞赏这一格言的。“怀疑一切”的信条，同样影响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胡适说过：他从赫胥黎那里学会了怀疑，学会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方法”。鲁迅则借着狂人之口质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并且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正是在这种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他们才对传统思想作出了理性的批判。
但“文革”时期的“怀疑一切”思潮，却与前面所说的情况有些不同。它虽然也打破了一些对于高官和教条的迷信，但却又被笼罩在一个更大的个人迷信思潮之下，缺乏独立的思想判断，所以怀疑常常为某种权力意志所左右。而且因为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保证，怀疑不待求证，即可成为打倒的根据，这就易于为阴谋家所利用。
既然张春桥们可以利用“怀疑一切”的思潮来打倒许多位高权重的老干部，那么，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因怀疑而向你开炮呢？当初猴子们凭着几条未经核实的怀疑材料，就贸然发动打张战役，实非无因，乃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但矛盾的激化，还与张春桥急于抢权的心态和睚眦必报的作风有关。
在“孙悟空”刷出大标语的次日凌晨，胡守钧等人就被叫到市里开会。主持会议的徐景贤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勒令胡守钧收回大标语，这当然不能为胡守钧所接受，他当即顶了一句：“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徐景贤冷笑道：“这样下去，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但当时红卫兵们风头正健，哪里会在乎这种威胁，这种话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这怀疑，这愤怒，又感染了其他造反组织。
“孙悟空”这一派，虽然敏感性很强，能量很大，但人数却不多。在复旦，在上海，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他们受到感染之后，也马上动了起来。
第二部分复旦园里炮声隆（3）
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1月26日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为什么”的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及其亲信。如第8条说：“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发的。徐景贤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和文学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议，他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市委这一边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徐景贤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宣布造反，并以写作班为核心，组织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由于徐景贤是张春桥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这个联络站就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其地位和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在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之上，徐景贤成为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学生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徐老三”。这里对他们的“集体造反”提出了怀疑。又如第9条和第10条说：“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上海各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斗？这样以新形式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是谁挑起的？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还报道上海三司作为革命造反组织之一参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而一夜之间竟成了非法组织，而被强行解散？”这是直接指向张春桥，认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内战的黑手，是反复无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司事件。可见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钧的怀疑，同样也使得红革会反感。
在用大字报制造舆论的同时，红革会还直接付诸行动。他们在1月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去把徐景贤抓到复旦。在抓捕时，徐景贤和联络站的人提出抗议，当然无效，写作班的王志常一把抱住徐景贤的腰，想把他拖住，但是红革会人多势众，连王志常也一起拖上汽车，拉到复旦之后，再把王志常赶走，将徐景贤单独关押了起来。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绑架徐景贤”事件。第二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赶到复旦，自愿陪同徐景贤一起囚禁。因为正是他，把红革会的人引到徐景贤的房间的，他的到来，是为了表示一种歉意，也希望能助徐景贤一臂之力。所以1月30日贴出的《七问》大字报，是徐、郭二人共同署名的。郭仁杰原先在复旦哲学系担任过总支副书记，后虽调离复旦，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又曾回到复旦造反，与红革会某些头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说服红革会头头改变态度。但是在政治斗争面前，没有私谊可言，何况，这时打张战役已经发动起来，不是谁能够停得下来的。
红革会的头头认为，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抓住徐景贤，张春桥必然感到威胁，非跳出来不可。果然，在得知徐景贤被扣的消息之后，张春桥马上采取措施。先是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打电话给红革会头头，要求放人，结果无效；于是又派上海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兵到复旦要人，这更激起红革会的愤怒，指责张春桥派兵冲击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张春桥被迫亲自出场，他和姚文元一起来到上海展览馆红革会总部，试图说服红革会头头。但是这些头头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他们跳上台去，高喊口号：“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我们不相信你！”“张春桥是两面派！”并且直斥道：“你张春桥算老几？”“你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对于姚文元，则想采取分化政策，叫他“不要奴隶主义”。这实在有些天真，当然不能取得什么效果。红革会的人提出要给中央打电话，而且指名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三人中的一位听电话，张春桥不同意指名要他们接电话，说要打电话只能打给王力，由他转达。这更引起了红革会的怀疑，质问道：“你同王力是什么关系？”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了6个小时，毫无结果。这时已是29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当晚，红革会召回走向工厂、走向社会的战士，在复旦登辉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另几派造反组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和以“孙悟空”为核心的“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也都一起参加。本来，在“打杨战役”之后，造反派几派组织矛盾日大，逐渐发展为内战，不但大字报上你来我去，互相指责，而且还在登辉堂进行通宵辩论，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却又自动地联合起来了。胡守钧、安文江、劳元一等几个头头争相发言，提出各种疑问，表示战斗的决心，于是会场的气氛愈来愈高涨，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明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张春桥。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因为在“文革”中是不乏此种先例的。
但红卫兵毕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一个工人，“文革”前被排挤到一个工厂里去，“文革”初期复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之效劳。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
第二部分复旦园里炮声隆（4）
同时，徐景贤、郭仁杰也在拉线广播里听到登辉堂的会议实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