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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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节不知怎么会移植到我们身上来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胡守钧他们会干这种事。王志惠这个人好玩，有他在一起，肯定是游山玩水。　　　　
　　　　再则，说我在工宣队搜查的头天晚上在厨房里烧黑材料，那更是活见鬼。我是头天晚上从南京乘夜车回来的，半夜上车，天亮抵沪。他所说的监视人员看见我烧黑材料的时间，我大约还在南京，或者正在火车上，根本不可能在复旦宿舍里。　　　　
　　　　这两条“罪证”，只要我一开口就可以否定掉。想用两条假材料来吓倒我，真是异想天开！张扣发这个讲话，倒让我看出了他们的虚张声势来。我想，定人以罪是要以材料为根据的，没有材料，如何能预先断定别人是反革命？连搜查不到罪证也算作被查抄者之罪，这岂不是颠倒的逻辑？　　　　
　　　　但是，不管是真罪证还是假材料，不管是颠倒的逻辑还是逻辑的颠倒，只要有利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行。在那个年代里，真理在权力面前显得分外的软弱，人们也不能在真理面前要求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已被判定为资产阶级口号，真理也就丧失了客观性，而只有阶级性，凡是对权力者有用的就是真理。于是，真理服从权力，权力即是真理。尽管张扣发的讲话充满了逻辑的混乱，他的结论是建筑在假材料的基础之上，但因为他代表了权力者的意志，他的话就具有实际的效力。　　　　
　　　　散会后，刚走出会场，我的身后就跟上了两名学生，我知道，我已失去了自由。回到住地，这两名学生就与我住在同一房间，吃饭、上厕所都跟着，而且留意观察我的态度。我竭力保持平静，不与人谈话。我知道，工宣队希望看到我紧张得吃不下饭，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惶惶然不可终日，然后主动找他坦白交代——就像文艺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但是我偏不。我照样读书，吃饭，晚上呼呼大睡，就像无事人一般。　　　　
　　　　终于，管辖我们小组的工宣队小组长刘家国耐不住了，第二天就来找我谈话。也许是张扣发等着他去汇报动态，他不能不找我谈话。


第三部分按照剧本排演生活（4）…（图）

　　　　　　刘家国先问我对昨天的大会有何感想，然后点到正题说：　　　　
　　　　“昨天张扣发同志点到的那个摇鹅毛扇的中文系教师，你看是谁啊？”　　　　
　　　　我当然无需躲闪，直截了当地说：　　　　
　　　　“这个人大概是指我，但又有点不像。在中文系教师中，要说与胡守钧他们有来往的，当然是指我；但是张扣发同志所说的那两件事，都与我无关，所以又不像我。”　　　　
　　　　接着，我就把我从未到过阳澄湖和工宣队来我家检查的头天晚上我还未回上海的实况说了一遍。　　　　
　　　　刘家国组长认定我有罪，不相信张扣发讲的不是事实。我则死咬住我没有去过阳澄湖，因而无从在湖上讨论什么问题。我要求核实材料，并表示愿意当面对质。结果是僵持很久，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时，刘家国严厉地对我警告道：　　　　
　　　　“吴中杰，现在你被我们揪出来了，狡辩是没有用的，想抵赖也是赖不掉的。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以为你将材料烧掉，我们就对你没有办法，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不怕揭不出你的材料！我们可以从零打起，不信你等着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一贯的肃反政策，后来扩而大之，对每个审查对象都要交代一番。这条政策，对于真正犯罪的人，大概的确是有用的，但对我们这些无罪而挨整的人，却实在并无效力。我没有罪，叫我从何坦白？难道摆出事实来申辩就叫抗拒？就得从严处理？而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再给自己编造一些罪名，就算态度好，应该从宽处理？这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希望他们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从调查研究入手，结论在调查研究之后再下。这不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吗，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呢？却从乒乓球运动员那里搬来个什么“从零打起”的办法，岂非荒唐？乒乓球运动员讲“从零打起”，是要丢掉冠军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再接再厉，夺取新的胜利，这种精神当然是好的，是取胜之道；而工宣队员说“从零打起”，那就是说，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他可以先定人罪，然后再打出“材料”来。　　　　
　　　　这是什么理，这是什么法啊？呜呼，他们摆出一副架势要蛮干了！　　　　
　　　　平心而论，工宣队中也并非都是昧心蛮干的人，有些队员还具有实事求是之心。他们进驻学校时，当然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但一接触实际之后，看法就有些变化。比如，他们原先听说大学教师都是高薪阶层，进来一看，大部分教师都只有60元或65。5元的月工资，并不比工人高，所以对“精神贵族”一说就产生了疑问；他们原以为大学教师吃了人民的饭，都在干反革命勾当，但接触下来，觉得并不那么坏，所以态度也慢慢缓和下来。原先领导我们小组的范泰浩师傅，还受到知识分子的感染，对文化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会之余，常捧着书本学习，有时不耻向学生下问。范师傅对问题的观察也比较冷静，1968年秋天，我在工宣队主持的“抗大学习班”上被批判后不久，他忽然对我说：“对你的批斗，是派性蒙住了眼睛，你自己要心中有数，好好学习。”他与那些张牙舞爪的工宣队员显然有所不同。但他在工宣队中并不得意，而且还受到批评，说他读书学习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而他的不张牙舞爪，则被批为阶级斗争不坚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终于，他被送回工厂去了。取代他的刘家国，则整天板着一副斗争面孔，不苟言笑，原则性强极了。看来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非要选择一些狠天狠地的斗士，这才能贯彻他们路线斗争的意图。　　　　
　　　　那年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确很难。弄不好，就要惹火烧身。在1968年秋天那次“抗大学习班”上，我就亲身尝过味道。那是一个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本来不是清我的，因为我并无什么历史问题，也无现行罪行。学习班开始后，点了许多老师的名，郭绍虞、刘大杰、赵景深、张世禄……要他们交代问题。他们从旧社会中来，上层关系又多，这就有得好交代了。这种交代，叫“洗手洗澡”，交代清楚了就可以“下楼”。因为都是陈年老账，他们在思想改造等运动中早已交代过多次，所以引发不起轰动效应。接着，清队领导小组抛出一个假党员案，这一下就热闹了。揭发者指控某人是假党员，被揭发者则声称自己是真党员，双方正在大会上激烈争论时，清队组成员周某某站起来，抛出了几份调查材料，说明某人既然没有宣过誓，连介绍人是谁也成问题，所以就给他下了假党员的结论。接着是大字报贴满教学大楼，大标语刷满复旦校园，这个“假党员”就这样被揪出来了。但我听了周某某宣读的材料后，觉得此案难以定性。因为这些材料只不过提出了一些疑点，并不能证实他是假党员，当然，这位当事人的辩词也很无力，还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真党员。我的看法是：可能手续不完全，未必是假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能凭这些不过硬的材料来下结论。但这种意见在当时是不能随便说的，一说便是破坏清队运动，而且人们也未必能接受，因为很多人只相信领导的话，并不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我在吃午饭时还是把我的看法与一个教师谈了，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有分析头脑，而且比较可靠，平时私交也不错。殊不料下午大会一开始，此公就跳出来揭发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诉他的疑问和判断一股脑儿公之于众，而且还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这使我很吃惊，也很恼火，马上站出来自我辩护，声称我的看法是合理的。这一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了，我变成了中文系清队的重点对象，许多原来与我较为接近的教师和学生都纷纷起来揭发我。总的罪名是：反对工宣队，破坏清队运动。最使我感到滑稽的是，我因为为他辩护而惹祸的那位“假党员”，也站出来激烈地批判我包庇阶级敌人，破坏清队运动。这种反戈一击的举动很受工宣队欢迎，当然，他自己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脱。


第三部分按照剧本排演生活（5）

　　　　见过许多此类事件之后，聪明的人谁还愿意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呢？　　　　
　　　　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狠批乱斗才能取得领导信任。　　　　
　　　　但这次运动来势太猛，很有点使师生员工人人自危，人们一下子还不敢太积极。　　　　
　　　　而且，驻扎在乡下，各生产队毕竟太分散，运动无法搞得轰轰烈烈，所以在动员大会之后没几天，全校师生一律调回学校搞运动。　　　　
　　　　校革会一声令下，大家马上卷铺盖、上汽车，别是一番战斗气象。谁也不敢问一问“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还要不要执行？随时准备打仗的战备措施怎么落实？好在教师学生们本不愿长期住在乡下，而头头们原也只是为了执行指示而疏散，现在既然有更紧迫的任务，当然就不管备战不备战了。　　　　
　　　　每次下乡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更衣，然后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但这次回校，我却享受不到这种小小的乐趣了。还在上车之前，刘家国就通知我，到校后不准回家，住在学生宿舍。所以，当教师们都拎着行李纷纷回家团聚的时候，我只好跟着学生上六号楼宿舍。我们一家三口人此时分成三处，上海只剩我一个人，回不回家原无什么关系，但此刻不准我回家，我倒很想回去看看。我借口拿换洗衣服，需要回家。刘家国虽然摆出一副很难看的脸色，但没有理由拒绝，只好放我回去。当然，他没有忘记派一个人跟着。　　　　
　　　　这个跟着我的人是一年级学生，我虽然没有教过他的课，但与他相处也有一年多了。工宣队进校后，说教师在一起干不出好事情，拆散了教师学习组，将教师都分配到各班级学生小组中去。这位同学不但与我在一个学习小组，而且还在一个劳动小组。去年夏天到上钢二厂战高温时，我们一起在转炉下清除钢渣。这是最累、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一不留神，便会被钢渣溅伤，甚至烧死，所以我们非得互相照应不可。他开始对我很严厉，日子一长，也就随和多了。在劳动快要结束时，有一天晚上下了中班，夜深人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马路上行走，他忽然叫了一声：“喂！姓吴的，走慢些，我有话跟你说。”当时学生已不愿、也不能对我们叫“老师”了，一般是直呼其名，客气一点就叫“老吴”、“老王”，这位同学却是别出心裁，一直叫我“姓吴的”。　　　　
　　　　我吃不准他有何见教，只好洗耳恭听。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姓吴的，你不要以为这次劳动是随便分组的，我是工宣队特意派来监视你的。他们要把你分配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所以也就苦了我。刘家国交代的，说你是坏人，要我暗中监视。我跟了你三个月，发现你不是坏人，而是好人，我甚至对你有些佩服。你放心好了，我决不会陷害你，但总得汇报些情况，你得心中有数。等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交朋友，但现在不能。工宣队总想要整你，不是我能说服得了的。如果一发现我与你亲近，他们马上会另调一个人来监视你，对你也不利。”　　　　
　　　　我虽明知工宣队对我很歧视，但以为既已整过一次，又整不出什么名堂，总该可以歇手了吧，没想到他们这样看重我，连特工手段都用上了。所以听了这些话，也还是微微吃惊。派来监视我的学生因为出身成分好，所以受到信任，但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根据实际接触，对事物持有自己的看法。承蒙他对我的信任，我自然很感谢他，但决不愿连累他，所以也不想与他亲近。这样，他一直担任着监视我的任务。随着我由暗中被监视转为明的被隔离，他也由暗的监视员变为明的看管员。　　　　
　　　　他一路上跟着我，保持几步的距离，别人既看不出他是监视我的，也不会疑心他是我的同行者。到家之后，我随手把门关上，想与他说几句话，但他马上把门打开，并警惕地到门外看了看，然后轻轻地对我说：“不能关门，可能还有监视的人，也许有人会告密，说我们关着门说私房话。得敞开门说话，才不会犯疑。”　　　　
　　　　我很佩服他的见地。小小年纪，难为他想得周到。　　　　
　　　　我看见地板上有几封信，是我不在家时邻居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我赶忙拆开来看，有两封是朋友来信，无甚要事，一封是高云从黑龙江边写来的，说他们在严寒中战天斗地的情况。她革命热情很高，要我争取尽快到黑龙江去。她哪能料到，我此时已成阶下囚，别人早已不承认我是革命群众了，也不要我革命了。我看过信，照例要撕毁，但被这位同学制止了。　　　　
　　　　“不能毁！刘家国特地要我看看有没有信，有信要交给他。”　　　　
　　　　虽然我们大家都学过宪法，知道人民有通信自由，但这时连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都不讲了，他们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抄了我的家，限制了我的行动，还谈什么通信自由呢！何况这等事在“文革”中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而且，淫威所在，谁敢抗议就罪加一等。事情颠倒到这个地步：捍卫宪法者有罪，践踏宪法者执法，复有何说！我只苦笑一声，把信交了出去。　　　　
　　　　他接过信去，说道：“这次运动来势凶猛，非同小可。胡守钧案子是全市重点大案，工宣队把你挂在这个案子里搞，是决心要把你整倒，使谁也不敢讲话，要逼得大家都揭发你，使你众叛亲离，在精神上压垮你。到时候你千万不能自杀。”　　　　
　　　　“我干么要自杀？死了就搞不清问题了。我还得活着看看事情的结局呢！”　　　　
　　　　“这样就好。我仍旧相信你是好人，但是随着你问题的升级，我也只得跟着骂你，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有单独谈话的机会了，你自己珍重！”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在我的脸上被随意涂上白粉的时候，居然还有人相信我是好人，而且这人又是工宣队依靠的对象，是监视、看管我的红卫兵，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人心自有公道在！　　　　
　　　　家里不便多留，我简单地拣了几件衣物，就匆匆地跟他回学生宿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