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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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午连上六节课，下午不排课。我不知道苏联学生早上吃的是什么东西，精力如此充沛，能够长久不衰，一直支持到午后。我们则上到五六节课时，总是精力不济，听不进课去，虽然在第三节下课时，每人可领取一只面包或馒头，使我们这些穷学生很高兴，但吃过之后，仍支持不到最后。好在此项改革措施没有维持多久，也就取消了，不知是因为教学效果实在太差，还是因为长期供应馒头面包支出太大，——那时，大学生的伙食费是由国家包下来的。
但课程改革仍在进行。听说在我们入学之前，课程体系已作过很大的变动，不过我们并不了解变革以前的课程组合，所以也无从知道作过哪些变动。反正那时刚考入复旦，一切课程都很新鲜。只是有一门课改了之后，却很不适应，而且害处很大，那就是在各系的公共外语课中，一律取消英语课，而改学俄语。我们那时大都在中学学过6年英语，有些人从小学三年级读起，那就学了10年，水平虽然不能算高，但也都打下了相当的基础。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学习4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至少在一般的阅读和应用上应该是可以对付的。现在一律从头改学俄语，就得从字母学起，虽然大家都学得很认真，有些同学还对着镜子不断练习俄语字母中那个特有的卷舌音——р，但大学生的记忆力已不如中小学生，而专业功课却很紧张，也没有多少时间可用在外语学习上，因而除外文系俄语专业之外，俄语学得好的同学就很少了。再加上毕业之后，不断地下乡下厂，更无法坚持外语学习。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大都把英语抛荒了，而俄语又没有学好。至少在中文系，就表现得比较突出。外语水平差，当然要大大地影响学术视野，而英语的应用范围，实在要比俄语广泛得多，当初这一改，不能不说是因政治倾向而带来的教学改革的一大误区。
那时，不但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思想，而且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业务学习。不过，对于中文系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论述文艺问题的文字并不很多，而论述语言问题的文字就更少，所以我们学的其实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我们班是吴文祺先生教的“语言学概论”，理论部分完全讲的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文艺学引论”的主要参考教材，则是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这门课还没有上完，任课教师蒋孔阳先生就被抽调到北京大学去参加苏联专家毕达柯夫的文艺理论培训班了。高教部办这个培训班的目的，是要把全国高校文艺理论课程都统一于苏联的理论规范。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白封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同时又出版了同样格式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里面收的是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日丹诺夫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还有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这两本书参照学习的结果，就把苏联的文艺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诠释。而新文艺出版社又以类似活页文选的形式发行“苏联文艺理论小译丛”，一篇一两万字的文章，就印成一本小册子，以其价钱便宜，在学生中非常风行。其结果，是使得我们的理论观点完全跟着苏联走。
只有古代文学史课程，似乎跟得不太紧。虽然有些教师也使用“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等标签来贴一下，但以应付的成分居多，所讲的内容，还是各人原来那一套。比如，蒋天枢先生讲先秦两汉文学，重在训诂；赵景深先生讲明清戏曲小说，则偏于材料。但这也正是被认为是落后的地方，在当时算是一大缺点，需要在学习中加以提高的。到得反右运动以后，茅盾在《文艺报》上连续发表《夜读偶记》，在批判右派文艺观点的同时，又将苏联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模式引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来，并由大跃进中产生的几本文学史加以阐发。郭绍虞先生也曾试图用这一观点来重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没有完成。刘大杰先生却并不赞成此说，他认为文学现象比较复杂，不能像切西瓜似的将文学史切成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半。应该说，我们的教师还是保持着一份清醒的。
第一部分最是校园不平静（2）
在课外阅读上，苏联文学仍是主流。不过已由中学时代争相传观的那些直接宣传苏联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的儿子奥列格》、《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等，进而阅读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上的名著了。贾植芳先生给高年级开的“俄罗斯苏联文学”课备受学生欢迎，除了教师讲得好之外，也与当时苏联热的形势有关。我们低年级还没有开这门课，但同学们也自己开始阅读这些名著了。我们班级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份俄苏文学名著的书单，按作家的年代为序，从普希金的《文集》和《欧根·奥涅金》，到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姐妹》和短篇小说集，从高尔基的《母亲》、《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到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书单开得相当完备，我们就照单阅读。这种阅读热情，一方面自然是由求知欲所驱使，另一方面也有点为形势所迫。清代文人有言：“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我们那时候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不熟悉俄苏文学，在许多场合也就插不上嘴，有点自惭形秽了。我们不但常常谈论奥涅金和泰吉娅娜的爱情、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而且还学着《死魂灵》中乞乞柯夫与玛尼罗夫的虚伪动作，在进宿舍的房门时，常常要彼此谦让一番，先说几遍“您先请”，“您先请”，然后两人稍稍地挤了一下，同时挤了进去。大家对《静静的顿河》的内容更加熟悉，不但记得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娅故事的详情细节，而且还背得出该书的《卷首诗》。在我们宿舍里，只要有谁朗诵了一句：“噢咦，你，静静的顿河！噢咦，静静的顿河，你为什么这么混浊？”大家都会齐声地从头背诵起来：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来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
光荣的土地，用哥萨克的头颅播种，
我们的静静的顿河用年轻的寡妇点缀，
我们的爸爸，静静的顿河靠孤儿繁荣，
静静的顿河内的波浪全是父母的眼泪汹涌。
……
大家背得非常投入，如醉如痴。俄苏文学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此情此景，我至今难忘。
但由于精力过于“偏注”的结果，对于西方文学，就读得少了些，虽然西方文学历史更加悠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讲授此课的老师也是名家：伍蠡甫教授。但时代的影响远胜过理性的分析，这是无可奈何之事。
在当时，校园生活还是比较活跃的，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工作还不是管得那么死，另一方面与学习苏联也不无关系。因为俄罗斯毕竟有着西方化的社会传统，封建意识比我们少些，青年人的性格比较活泼，而且富有感情。他们的青年谈情说爱，喜欢唱抒情歌曲，诸如《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遥远的地方》、《有谁知道他》、《我们举杯》等，都非常好听，在中国也流传很广。我们这辈人，就是唱着这些歌曲度过大学生活的。直到现在，苏联已经解体，青春早已逝去，但一听到这些歌曲，还是相当的动情。不过现在这些都称为回忆歌曲，倒也名符其实。
当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人数不多，主要活动通过共青团开展。不但团日活动讲究多样化，就是团委书记做报告也力求生动活泼，否则就不受欢迎。以致有一次团市委的干部来做报告，简直像是说书先生在表演，连我们也觉得有点太过分了，但这也是他迎合青年特点的一点苦心。周末常常有交谊舞会，团支部还要动员我们这些不会跳舞的乡下人去学习，直至反右运动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下令禁止跳交谊舞为止。但那时，男女同学间谈恋爱的事尚未禁止，所以校园里成双成对的很多，而且都是公开的。只可惜复旦校园狭小，除了燕园的小桥流水之外，别无优美的景点，远不及华东师大的丽娃河畔那么幽深雅致，这是一大缺憾，以致当时有人感慨道：“复旦连谈恋爱的地方都没有！”好在那时周围房屋不像现在这么多，校外的田野很开阔，略可弥补，而且在夜色掩映之下荡马路，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到得60年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的影响，但管理愈来愈紧，思想愈来愈革命化，情侣们只好转入地下活动了，这使得复旦校园减色不少。
第一部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1）
高等院校是改造的重点，文艺界也是改造的重点，中文系处于两界的交叉点，所受冲击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文艺界的思想改造是与高等院校的思想改造同步进行的。还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前6天，即11月24日，胡乔木、周扬和丁玲就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作了关于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12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思想改造》，意在将思想改造运动推向全国文艺界。而在这之前半年，则已经进行过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了。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看，此次讨论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评价一部电影的成败得失，而是借此来澄清文化界的混乱思想。毛泽东从电影《武训传》和对于武训及《武训传》的众多歌颂里，看到的是：“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既然文化界的思想如此混乱，当然不是通过一部电影的讨论就能解决问题的。继续寻找题目来做澄清思想的工作，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正是毛泽东所抓到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俞平伯本身，而是由于他的《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辨》）是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通过对这本书和作者其他文章的批判，可以打开批判胡适思想的大门，而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正是当时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会为大学刚毕业不久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受到压制而大动干戈。而且，利用小人物来反对大人物，利用青年人来冲击老年人，也是他的一种策略，这一点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只是，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还看不出其中奥妙，难免有些隔膜，行动起来就要撞在枪口上了。
冯雪峰在《文艺报》奉命转载两位小人物的文章时，写了一个较为实在的按语，结果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斥责和《人民日报》公开的质问；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站出来发言，指责《文艺报》压制路翎、阿垅等新生力量，结果引来了一场反胡风运动。
当然，胡风也不过是以此来作为一个突破口而已，而对胡风的清算，也只是迟早间事。因为胡风在文艺界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而胡风的文艺思想又确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合的地方，这是决不能容忍的。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对于文艺界的这些论争，一向是很关心的，因为它与我们的专业有关。但真正重视起来，则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之后。这篇文章，明显是针对冯雪峰的，因为他是《文艺报》主编。但冯雪峰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老革命，是文艺理论权威，怎么为这一点小事就受到公开质问，而且被撤掉主编职务呢？实在有点想不通。但文艺界将有一个大变动，是看得出来的。待到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之后，特别是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两派斗争的继续。大概正是为了要引起学生们对反胡风运动的重视，市领导特地派了一些作家来做报告，加以引导。我记得其中有吴强和靳以。靳以在复旦中文系教过书，大家都知道，吴强那时还未出版他的代表作《红日》，不太有名，当时会议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是：《高高地举起雪亮的小马枪》的作者，但我们大都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对这位作家也并不怎么重视。
而不久形势就发生突变。《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给舒芜的信，标题是《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而且加了许多非常严重的按语。接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到得第三批材料出来时，标题已改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由反党而反革命，问题当然是愈加严重的了。接着，就是停课搞运动，并且由反胡风集团进而发展成全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
我当时很缺乏法制观念，没有意识到这样不经本人同意就将私人信件公布出来，是违反宪法所规定的通信自由原则的，而且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跟着《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去理解问题。虽然觉得有名的左翼作家忽然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很是费解，但既然党中央机关报这样说，总是有道理的，也就不去怀疑了。只是《材料》里将我们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定为胡风骨干分子，觉得很是吃惊，而且学校里还将四年级的几位同学也牵涉进去，更是觉得可怕。
贾植芳先生是在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不久，就被捉将进去。据他自己后来告诉我，说是党委书记杨西光用汽车送他到高教局里去开会，局里有陈其五等三个干部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贾先生说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态度很笃定，吃过午饭后还在沙发上睡了一觉。陈其五等人说他态度不好，不能再在高教局里交代问题，下午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这一去，就关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才放出来，仍旧是监督劳动。
“这不是诱捕吗？”我问。
贾先生却说，在家里捕还是到高教局去捕，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杨西光对他还算客气，在去高教局的路上，还送他两包中华牌香烟；到了高教局，陈其五宣布对他停职审查时，杨西光还说：“贾先生，我们学校里缺教师，你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赶快回来教书，我们需要你。”
贾先生真是老好人，凡对他做过一点好事，或讲过几句好话的人，他都记得，永远表示感谢。
他还告诉我，在胡风案子平反之后，有一次章培恒进京开会，见到杨西光，杨西光叫章培恒带话给他，说那次送他到高教局，是上面的通知，即使他杨西光不送，也会有别的人送的；并说，贾先生如果愿意见他，下次到北京时打电话给他，他派车子来接。他还抄了电话号码托章培恒带给贾先生。
第一部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2）
贾先生说：“他所说的倒也是事实，不过我没有去见他。”
章培恒当时虽然刚毕业，但已是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各系还未设立总支部，他这个支部书记，就相当于后来的总支书记，就是领导全系的人物了。他的规格比贾植芳略低一级，是党委副书记王零坐汽车到他家中来接，也说是到高教局开会，是舒文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