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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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的鸣放会开得很热烈，吸引了许多外系师生，他们受到会议气氛的感染，也有站出来发言的，当然一并被记录下来，秋后算账。中文系的施昌东，就是在这个会上发言，诉说自己因胡风案被拘留审查的冤屈。但他还是很虔诚地将共产党比作父母亲，说是：我是共青团员，好比是党的儿子，小孩子有错误，父母用巴掌打一下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用拳头打得那么重呢？结果却是遭到更沉重的打击，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接着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黄任轲、张瀛等人贴出大字报，指责学生会扣压北大叶于泩同学来信。学生会两位副主席出面进行了回答，说是这封信充满了谣言和污蔑，充满了恶意和推论，公布这样的信对整风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后来终于公布了这封来信，而且开会辩论。
据《复旦》校报报道，叶于泩的信中说到：“毛主席提‘鸣’‘放’方针之初，有90％高级干部不同意。贯彻‘鸣’‘放’方针至今，在省市一级还没有普遍动起来。”“苏联舆论对我国‘鸣’‘放’冷淡。”这些话，虽然说的是事实，但在当时，却算是分裂中央、破坏中苏团结的大逆不道之论，所以有些积极分子就出来反驳。新闻系四年级有一张大字报说：“赫鲁晓夫最近对美国新闻记者说，苏联支持中国的看法。这不是明白地表明叶于泩在无事生非，挑拨中苏关系吗？”这反驳，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违背事实，但在当时却是义正词严的革命言论。
夹杂着政治因素的辩论，照例不是靠辩论本身所能说服人或被人所说服的。总要等到形势大变，才会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但以势取胜，并不等于真理在握，真理还需要靠实践来检验。不过等到实践终于检验出真理时，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4）
纷纷落网不胜防
形势的遽变是在1957年6月8日开始的。那一天，《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发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示是内部的，而社论是公开的。这篇社论，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信号。
而在这之前，形势就有了变化的征兆。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说了几句看似平常，实则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最后还强调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各报对这几句话的重视程度不一，版面安排的位置也很不一样。姚文元大概已从柯庆施—张春桥这条线上得到了消息，就写了一篇杂文《录以备考》，对《文汇报》在排版上不突出毛泽东这几句话的重要性，提出了批评。姚文元的杂文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实在缺乏政治经验，敏感性不足，一时还觉察不出形势的变化，继续大鸣大放。中文系二年级黄任轲等人的大字报，就是在6月11日上午贴出来的。
但这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各报一律转载，作为反右派斗争的理论根据。但这次正式发表的文章，与几个月前传达的讲话记录稿，却大有区别，侧重点已转移到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这一点上来了。除了语气和侧重点的不同以外，文章里还特别提出了区分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是原来讲话稿中所没有的。这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时虽然没有说明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所写，但口气之大，一看便知来头不小，决非报社的秀才们所能写得出来的。从这篇文章中，谁都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阳谋”云云，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透露出来的。
复旦的反应相当迅速。
6月18日，全校同学在登辉堂集会，“痛斥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这是展开反右派斗争的全校誓师大会。
6月21日，校行政会议会同各民主党派复旦支部，协商后决定，从24日起停止一切教学活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认真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展击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从此复旦的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
复旦多名人，自然也会有许多出名的大右派。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杨兆龙、陈子展、王中……都是报上点名批判的人物，很为复旦扩大了影响。虽然后来也搞不清到底是因为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而显得战果辉煌，还是因为这些大右派的名气为复旦增辉生色。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罪名虽然一律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具体情况却大不一样。
孙大雨和王造时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过贡献，但也与共产党产生过一点误会，或者有过一点过节。
孙大雨在解放前是大教联（大学教授联谊会）中的头面人物，做过代理主席，在开辟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战场上有过贡献。1949年以后，仍想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也是人之常情，但原大教联干事中的共产党员李正文随军回到上海之后，主持大教联改选，却把民主同盟的一些人从领导岗位上选了下来，孙大雨也从代理主席降为候补干事，从此孙大雨不满于新的现实。恰恰李正文又担任了接管复旦大学的军代表和第一任党委书记，摩擦自然难免，后来由于工作安排等问题，意见更大。鸣放活动一开始，孙大雨倒不需怎么动员，就带头鸣放起来，结果不但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由于一直不肯屈服，还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孙大雨发言批评党委时，中文系教授徐澄宇说了一句“快人快语”，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可见孙大雨问题的严重性。但孙大雨却很顽强，受尽磨难而仍活到92高龄，晚年仍致力于莎士比亚研究。但大概因为得罪的人太多之故，反革命平反、右派改正之后，仍未能按照惯例，回到原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却为华东师大所罗致。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5）
王造时是位政论家，曾经写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锐利文章，又是为坚持抗日而下狱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可以说是民主阵营中的风云人物。但1949年以后，却一直不被重视。七君子中除邹韬奋病故，李公仆被刺，其他几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均任中央要职，只有王造时被投闲置散，虽然在华东局和上海市挂了几个委员的虚衔，但是并无实职，他提的建议也无人理睬，使他郁郁不得志，所以朋友们说是“盖冠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后来还是陈望道校长爱才，亲自登门，请他到复旦大学做教授，但在官本位的中国，这也是一个不被看重的位置。据说其中的过节，是出于对苏联的态度上。盖因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宣称“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在苏联，据说是一种外交策略，而对于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特别是条约所附《宣言》中说“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主权来做交易，更加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救国会的同仁为此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以示抗议。但在当时，凡对苏联有意见，即被认为是反苏，而反苏即是反共，所以算是一个大问题。但救国会是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不能不加以团结，于是责任就落到这封信的执笔者王造时身上，从此对他就有了看法。虽然史良曾经提出，这是大家的责任，不能由王造时一人负责，而且王造时也对周恩来作过解释，但看法既已形成，就会有一种思维定势，要改变也难。所以在反右运动中他本来就在劫难逃，再加上他在各种座谈会上又鸣放出不少意见，便都变成严重的右派言论。
现在看来，王造时的一些意见，实在算不上尖锐。例如，他在5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云：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又如，他在复旦历史系鸣放会上说：希望共产党不要吃老本，老本是要吃完的；基层也应搞大鸣大放。这些话都成为右派言论，上纲为攻击党的领导、火烧基层论，等等。
由于王造时敢于在批斗会上据理争辩，立即被斥为态度恶劣，遭到围攻。在市政协政法组、在复旦登辉堂，都出现了围攻场面。虽然报纸上把王造时描写得狼狈不堪，但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说，他倒很佩服王造时的镇定，有政治家的风度。王造时抗议道：“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周总理也不是这样对待我的。”但那时正是大家竞相表现革命积极性的时候，这些话当然是丝毫不起作用。王造时因为前不久刚与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谈过话，受到周恩来的鼓励，认为周恩来能够理解他，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诉说家庭的不幸和目前的处境，并表示愿“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之后，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此信真是写得“哀而动人”，但仍无济于事，王造时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政协政法组和复旦的批判会不断，《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对他进行揭发。7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抹黑文章：《请看伪“君子”的嘴脸！》，副标题是：“王造时，太臭了。他的亲戚、邻居、学生、同事群起揭他的皮，他如果不举手投降，还要更臭更臭”。
在历次运动中，凡是要打倒一个人，总要动员他的亲戚、邻居、学生、同事来编造材料，落井下石，不但弄得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而且还泼他一身粪水，弄得臭名远扬。尽管这种做法很引起正直人士的反感，但后来不但不改，反而愈演愈烈。在这次反右运动中，报上就发表了许多右派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的文章。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王造时的小女儿王海容，不但不肯揭发父亲，而且还公开宣称：“我是非常爱我爸爸的。揭发他的那些邻居、亲戚都不是好人！”她当时是复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与其父亲同在一校，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结果，她是以同情右派父亲，划不清界线罪，再加上还曾帮助父亲抄写过鸣放文章，于是也一并被打成右派分子，——此事说起来还有一点戏剧性，有一个星期天，王海容的男朋友来找她出去玩，恰好报纸催索王造时的鸣放文章，急着发稿，这一对情侣就留下来一人帮他抄写半篇文章，结果是双双被打成右派。王造时后来死在看守所中，王海容则因心情抑郁得了癌症，也很早就过世了。王造时的前妻在反右前一年去世了，两个儿子和大女儿则因患精神病而亡，全家只剩下一个后来续娶的妻子，景况实在凄惨。
杨兆龙是法律系教授，从法制的观点来看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他在5月9日《新闻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文中说：“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有人用‘法制’这一名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他指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某些方面进展得慢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在我们中间对这种工作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或片面的看法”，并列举了10种看法，如：“认为自己有一套”；“认为中国的情况特殊”；“认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解决法律问题”；“认为在国内外现阶段的动荡局面中，政府应该有可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局面，现在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等等。
现在看来，杨兆龙的意见是何等正确呀！“文革”以后，经过再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出现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得领时代之风骚，其实，却只不过是重复了杨兆龙的意见而已。但杨兆龙的意见，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右派言论，而遭到狠狠的批判，不但杨兆龙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连复旦的法律系也一并被端掉了，——现在的法律系，是“文革”结束以后重新组建的。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6）
杨兆龙从法制的观点质疑历次政治运动的合法性，要求处理问题应有法律依据，而不能光凭政策行事，可悲的是，他这回所遇到的是更大的政治运动，他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却仍然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政策条文。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总共只有一千多字，条文订得非常笼统，执行起来伸缩性很大，加上本人没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就必然带有很多的主观随意性了。
陈子展在1949年以前原是个左翼作家，革命教授。他20年代在湖南自修大学里与毛泽东、谢觉哉、李维汉等有过革命友谊；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等人并肩战斗过，在文化界很有些名气；40年代在重庆差一点被国民党CC派从大学里除名。但是，他有一股湖南人的犟脾气，所以与新当权者难免有所冲突。最初是为“公馆派”的事。所谓“公馆派”者，是指当年时常进出于校长章益公馆的一批人，而章益与国民党CC派有关，所以陈子展与之斗争甚力。后来，章益虽然调走了，而围绕着章益的一批人又围绕着军代表、党委书记李正文转了，这使陈子展很愤愤，又重新展开新的一轮斗争，这就与新的领导对立起来。其实，鲁迅早就说过，旧的猛人倒掉之后，包围着这个猛人的一批人，必然会去包围新的猛人；猛人可倒，而包围者是不会变的。陈子展之所以愤愤者，是由于他对世情远没有鲁迅参得透的缘故。但这样一来，他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其实，陈子展在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