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哒撸怯捎谒允狼樵睹挥新逞覆蔚猛傅脑倒省５庋焕矗拿艘簿途龆恕！ �
其实，陈子展在1957年并没有参加鸣放，因为他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伤害之后，就拒绝到校上课，同时也不参加任何会议。但学校却并没有放过他，派了一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去逼他到校开会。那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狐假虎威，对他申斥道：“我代表党，通知你到校开会。”这很激怒了陈子展。因为陈子展一向很看不起此类溜须的人，现在此人居然以“党”的名义命令他，他不禁脱口而出：“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句话应是指这个人所在的党派，不料此人汇报上去，成了陈子展骂共产党是狐群狗党了。这当然是十足的反党罪行。但陈子展根本就不承认他是右派分子，也仍然不到校开会上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学生逼着到校。
王中的革命资历虽然没有陈子展那么老，但他是随军南下干部，是接管上海报业的军代表之一，也算是老革命了，而且还做着现官：复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副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听说复旦党委并没有主动想把他打成右派分子，而是由于外界的压力太大，不得不打。王中之所以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由于他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以后，矢志搞新闻改革之故。他提出报纸的二重性理论，即认为报纸既有宣传性，又有商品性，所以办报必须照顾群众的口味。他批评《解放日报》一片机器声，一副寡妇脸。他还带了一批人到各地去进行新闻改革的调查，准备写作《新闻学原理》；同时也一路做报告，宣传他的新闻观点。他的新闻观点，在鸣放期间当然是受欢迎的，而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成为众矢之的。有家权威报刊，竟然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复旦大学虽然并不是主动发起者，但批判起来，却也毫不手软，校刊上做出通栏标题：《坚决和右派分子王中斗争到底！》。在发表批判文章的同时，还配以漫画，其中有四幅连续画给人印象甚深，题目是：《剥开右派分子王中的四层画皮》——1。革命十年的招牌；2。反教条主义的幌子；3。学术问题的外衣；4。自由主义的帽子。这就是说，王中的问题，决不是学术问题和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而是挂着老革命的招牌，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这种将批判人物漫画化的做法，在复旦，大概就是从王中开始，至少在正式的印刷品上是如此。
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在上海，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些左派们打得上了瘾，只想再打些大的。历史系有些党员就提出了要打周谷城，理由是：周谷城在各种会议上鸣放出来的材料，不比那些右派少，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他一句都不批右派，却大谈什么发展学术的大好时代，这说明他对反右运动有抵触情绪。于是他们整理好材料，上交党总支，总支书记不敢定夺，直接向党委书记杨西光请示，杨西光笑笑，也不表态，说要请示一下市委。一周以后，他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找到历史系总支书记，说：你们想搞大人物呀？算了罢，市委的意思是不要动他。这事也就作罢了。
基层党员毕竟政策水平不高。他们没有悟到，既然右派分子的划定，不是根据法律条款，而是根据政策，那么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当然可以打一些，也可以保一些，不可能一律平等。这层意思，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点透了。连彭真所说的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都被批为资产阶级观点，更何况是在法律面前或是在政策面前要求平等呢？
听说，杨西光在“文革”以后曾多次对复旦的教师说，他是懂得办大学是需要很强的师资力量的，所以在反右运动中还是保了一些业务骨干。这话不假，复旦的确没有像华东师大那样，将一大批骨干教师都打成右派，打得元气大伤；复旦虽然也损伤不少，但毕竟还保存了相当的实力，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但右派分子是有指标的，保了一个，就得用另一个去填补。比如，杨西光保了蒋学模，保了苏绍智，却把洪文达顶了上去。其实，就资历和业务水平而言，洪文达与蒋、苏都是同一档次的。洪文达的罪状是，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笔谈，说是“几年来，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结合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声威，浩浩荡荡，大有罩盖一切之势”。这里所说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看法，其实并非洪文达的发明，原是最高领导的意见，但后来又说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所以洪文达的话就是右派言论，洪文达也就成为右派分子。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7）
谈家桢因受到毛泽东的眷顾，属于保护对象之列，但他的学生就不受保护了。他有一个从浙大带过来的得意门生，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被打成了右派。此人骨头很硬，从不买账，监督小组的人与他谈心，他说：我现在所有的，唯有一张床而已，不怕失去什么；帽子嘛，戴着不感冒，不摘也罢。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出国留学，学的也是遗传学，有些美国教授解答不了的问题，还是父亲为之解答。美国的教授知道后，大吃一惊，说中国有这样高水平的教授，真了不得。然而，这位了不得的高水平人物，现在是老病缠身，拄着拐杖走路，走十多步就气喘不止。
既然政策条文富有伸缩性，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保，那么也就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打，其中难免夹杂着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了。政治课教师朱元寅先生是因为有点抗上思想而被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复旦开党代会选举党委委员，杨西光没有获得全票，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很愤愤地说：有人竟不投西光同志的票，党性到哪里去了？朱元寅也是党代表，他说：我是选杨西光同志的，但有人不选也是可以的，这是他的权利，无可指责。主任认为他的党性不强，立即对他进行帮助，但朱元寅那时年轻气盛，偏要认死理，不肯认错，而且还辩论起来。这种抗上思想在当时是一大忌，也就种下了祸根，反右运动中就被罗织了罪状，加以批判。尽管在他的五六条材料中没有一条够得上划定右派标准的，而且他所属的党总支里，也有几位委员不赞成将他划为右派，但上面执意要划，他也就终于被划为右派了，那几位持反对意见的委员，还吃了批评，说是思想右倾。
但对持反对意见者这样批评一下，而没有撤职查办，还算是轻的。我有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在别的高校读书，做了年级党支部书记，在当时算是很突出的人物，因为对同班同学深有了解，在打右派时有点手软，即被批评为“同情右派”，在同班同学毕业之后，叫她留下来办学习班，也被定为右派，再遣送出校门。
那时，不但教师中打出许多右派，而且在学生中也每个班级都有右派名额。北大学生中打出了谭天雄、叶于泩，人大学生中打出了林希翎，都具有全国影响，复旦自然不能落后。首当其冲的是物理系四年级（57届），何新民、张静甫、施伟达、马明敏、王海容等12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班总人数36名的三分之一。毕业之后，还要留校考察，亦即劳动改造，分为一年、两年、三年三等。马明敏是考察三年，但实际上直到1961年才分配到上海科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被剃了阴阳头游街，弄得她几乎自杀；王海容分到华东师大二附中教英语；张静甫先是在电光源实验室劳动，后来分配到复旦附中；施伟达则一直没有分配，在实验室里做一些打杂工作，每月发生活费30元，直到右派改正。
其次就是中文系二年级（60届）的黄任轲、张瀛等人。黄任轲是烈士遗孤，父亲为共产党打天下而牺牲了，母亲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市委委员。黄任轲受批判时，他母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儿子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并要求儿子认真改正错误，文章写得很有感情，令人看了着实感动。却不料这封信受到中二左派的轰击，说她在包庇儿子，弄得黄任轲的母亲非常尴尬，还作了检讨。黄任轲成为右派之后，被押送到复旦的下放劳动基地葑溪乡从事体力劳动，与我和其他两位教师同住在一个房间，由一位党员负责监督。我们有半年时间的接触。我看他是书呆子一个，根本不懂政治。据说他是因为从小喜欢读鲁迅著作，读得对现实不满起来，而且对现实批评得非常尖刻。但那时他已不读鲁迅的书了，劳动之余，在看钱钟书的《谈艺录》。他劳动很认真，不久便成为一名强劳力。后来调回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他母亲对此事很伤心，而且由于感情上的需要，又认领了一个干女儿。黄任轲是直到右派改正之后才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但似乎已没有先前那股灵气了。张瀛的命运更惨。他是公认班级中古典文学基础最好的学生，深受蒋天枢教授的赏识，但毕业后分配到边远省份，又处于基层，不但没有发挥专长的余地，而且因在“文化大革命”中议论林彪的短长，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实在受不了折磨，据说在一次劳动中跳进烟囱自杀了。哀哉！
与黄任轲一起押到葑溪乡劳动改造的，还有物理系的一些右派。其中有一位曾经逃跑，于是领导上发动同系的下放干部回市区追捕，偌大一个上海，怎么能追捕得到？后来听说他冲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但却被当作暴徒，通过外交途径要了回来，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反右运动时，我们是中文系四年级，党支部书记是同班同学唐维生，他是一位南下干部，学历不高。进城之初，领导上要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就调了一批人入学读书，先从工农速成中学读起，再进入大学学习，叫做工农调干生。老唐就是一名调干生。他本来跟班就有一定困难，后来又忙着谈恋爱、结婚，学习成绩当然不是很好，班级工作也时有疏忽，在鸣放时难免被同学提意见。但老唐为人善良，胸襟也很开阔，对这些意见不以为意。反右运动开始后，他认为本班没有右派分子，只有些错误言论。至于对他个人的意见，他觉得都是善意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了。不料这样一来，却受到低年级左派们的攻击，说中四如果不打右派，我们就要来冲，我们就不相信中四没有右派！结果中四党支部只好自己动手，打出了叶鹏、王禹之、冯可文三名右派。叶鹏是我们班级的才子，在读书时就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又与低班女生相爱，才子佳人，同进同出，很受人注目，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河南山区教小学，三年灾害时差一点饿死，不过总算挺过来了，80年代当了洛阳师专校长，退休后重理旧业，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王禹之志在研究古典文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上学时就买了不少线装书，还自己带来一张小书桌，放在拥挤的宿舍里，认真地在那里做学问，当然也谈恋爱，但不问政治。他是独生子，母亲是寡妇，本应照顾在上海工作的，但打成右派之后，还是分配到外地，后来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病得差一点死掉。后来平反、改正，回到上海，他来看我，坐下来就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那位爱人的下落。我虽然也多年未见那位女同学了，但情况是知道的，就如实告诉他，这位女生早已结婚生子，他听了很失望，只好颓然而返。冯可文一向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谈，不知何以也有右派言论。至于唐维生，大概因为右倾，毕业后也留校了一段时期，但因为出身成分好，而且还有革命经历，所以没有打成右派，但档案里还是塞了材料，分配到山东《大众日报》之后不久，就被定为右倾分子。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8）
以政策来代替法律的做法，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然而，何以在1956—1957年间，政策会如此多变，而且变动的幅度又是如此之大，却是值得思考之事。
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进入了解冻时期，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动向。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是历数斯大林的罪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在西方，有许多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在东欧，则产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即所谓“波匈事件”。这种形势，不能不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思考。
对于国际上的这场变动，毛泽东曾以很轻松的口吻，引用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词句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实际上，他对苏共20大以后的国际变动，特别对于波匈事件，是极其重视的，深虑这股风吹到中国，将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会激起巨大波澜。后来他又将文化界的改革分子们比做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即是这种意识的表露。
他必须采取对策。
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设法寻找自己的路径。前者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缺点，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者则针对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而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大量存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什么都归结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上去。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但是，要通过鸣放、协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保证才行。而如果只把民主当作是一种手段，而否认它作为制度的重要意义，这就会使得双百方针从根本上就无法实行。同时，在波匈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潮，也难免使他忧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势力。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就有些自由主义者出来提倡第三条路线，也就是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第三种政治力量，颇有问鼎之势。1949年发表的五评《白皮书》文章中虽然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者”敲打了一下，但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还是要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现在，政权已经稳固，而自由主义者的潜在威胁还很大，就准备对他们放手一击。否则，万一形成波匈事件，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他之所以不惜用“阳谋”来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者，即为此之故也。
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并不只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几个头面人物身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几乎渗透到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看作修正主义温床的缘故。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那篇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把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称作万恶之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斗争指向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知道何以这场运动的打击面会这样广，而后来仍要不断地寻找题目来批判知识分子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