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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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知道何以这场运动的打击面会这样广，而后来仍要不断地寻找题目来批判知识分子的缘故了。　　　　
　　　　然而，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正是发展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批判了个性主义，打击了自由思想，也就扼杀了科学文化发展的生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反右运动之后，学校风气大变。民主思想受到打击之后，群众再也不敢向领导提意见了，失却监督的权力自然会更加霸道。人与人之间也失却了信任，不敢再讲真话。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大了，教师不敢倾诚相教，生怕被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以打小报告为晋身之阶的左派积极分子。反右运动以前，我们这些学生是常常到老师家去聊天的，在闲谈中所受到的启发，往往比课堂中听课得益更大。反右之后，教师对学生不得不加提防，师生关系一直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密切程度。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大受摧折，这也影响到社会正义的培养。这些变化，正应该深入认真地加以总结才是。　　　　
　　　　


第二部分跃进岁月（1）

　　　　大跃进是1958年从农业战线开始的，但很快就带动起各行各业，出现了全面的跃进局面；而且时间上也不止于1958年，接着还有“继续跃进”，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更是跃个不停了，直到1960年全面大饥荒的出现，才被迫停顿下来，转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　　　　
　　　　复旦大学跃进大会现场。大跃进从农村开始，不久就遍及全国各行各业，文教战线自然不能落后。跃进大会上动员、誓师，热气异常高涨，会后就开始通宵苦战。　　　　
　　　　复旦是重点大学，先进单位，在大跃进年代里，更是一马当先，时常有点创造发明，影响所及，遍于全国的文教阵线。往事虽然只越过四十几年，人们却早已将它遗忘。然而历史却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你不肯认真地对它加以总结，那么它必然会化为一种惰性，影响今天的行动。与其让历史左右现实，还不如对它加以正面的认识。　　　　
　　　　红专辩论与深挖个人主义思想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和“大批判开路”等口号，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式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行之已久的做法。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批判“反冒进”思想开路的，农村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拔白旗来清除障碍的，高校要开展大跃进运动，除了拔几面白旗之外，还全面开展红专大辩论，深挖个人主义思想，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彻底。　　　　
　　　　其实，反右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清路工作。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发表，捧场者就出来赞道：地基已经清理出来，道路已经开辟好了，文艺上的千军万马可以纵横驰骋了。　　　　
　　　　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必须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对象，不可能全面铺开。待到反右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全面深挖个人主义思想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还在1957年下半年，复旦就组织中青年教师开展红专大辩论，目的在于清算教师中的单纯业务观点。因为在领导上看来，这种偏重业务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是，教师本来就是从事文化科学专业工作的，业务不好，何以教人呢？这一层意思，无论如何总是想不通。不过大家鉴于反右运动的经验，不敢明确地说出罢了，只有数学系一位姓徐的教师，因为得过一个什么数学奖，1956年参加过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还有些政治资本，他发言说，大学教师首先要把业务搞好，在专业上应该成为拔尖人才，否则，就谈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至于政治上，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行了，一般教师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政治工作。此论很受教师们的欢迎，不料却被一位政治课教师批评为中派观点，——还好，没有当作右派观点。据这位左派教师的意见，教师首先在政治上要红，其次才是专业知识。不过他始终没有说明，缺乏专业知识如何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到得1958年，在学生中也展开红专大辩论，听说辩论得很热烈，当然也是“红”字派占上风。　　　　
　　　　我参加过三四回这样的红专辩论会，虽然知道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又红又专，但始终搞不清“红”的内涵是什么。有人说，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就是“红”，但左派们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准则，还够不上“红”的条件，连陈毅副总理所说，飞行员首先要技术过硬，政治上只要不飞到台湾去就好了之类的话，也不被认可。有人说，“红”就是多参加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不能怕工作耽误业务学习，——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针对性，我们系的教师那时就极不愿意担任行政工作，生怕影响业务。但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是由领导上分派的，不是谁要参加就能参加，哪来的自主权？　　　　
　　　　我虽然很想做到又红又专，但一直被认为是只专不红的人，当时也颇感苦闷。后来有一位学长私下里给我说了一句掏心的话，他说：“你的问题在于太喜欢写文章，文章发表多了，自然要引人妒忌；当然，不写文章也会被人看不起，你看我，发表过两篇文章之后，就不再发表了，这样，别人既不敢说我不会写文章，我也不致太引人注意，一直平安无事。”这是经验之谈，很有几分道理。但有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写文章不一定都是白专道路，要看怎么写。”他云里雾里谈了一通大道理之后，结末说：“我们可以合作写文章。”我知道他与别人合作的经验，那就是他出点子，别人执笔，然后他署第一作者之名。我不喜欢这样做，当场就拒绝了，于是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而受到了批判。这是后话。　　　　
　　　　我不知道红专关系的辩论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不久就开展了双反运动，直接转入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13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5月8日，该报又发表了党内著名理论家冯定的文章：《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文中指出：“个人主义的最普遍的表现就是名利思想。名利思想在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既深且透，真是到了刻骨的程度。”这就把矛头指向说得非常清楚了。


第二部分跃进岁月（2）

　　　　为了深挖个人主义思想根源，于是又掀起一个贴大字报的高潮。复旦曾经规定，每人每天要贴上一百张，才算完成任务，大家只好把大字报纸裁小，一裁二，二裁四，四裁八……最后是大字报变成了小字报。不但贴满走廊，而且贴满寝室，甚至连床架、书橱上都是。这回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了，而是群众性的自我整风和“向党交心”，即教师之间和同学之间的相互批评、学生对教师的批评和各人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叫做“自画像”，即自己画出自己的丑恶形象。内容主要是狠批深挖成名成家思想和名利观念，旁及享乐主义和谈情说爱现象等等。谈恋爱在当时虽然并不犯规，而且许多左派也在追求女生，但女生若与别人谈恋爱时，却要算是小资情调，丧失革命斗志的表现，所以有位革命性很强的女生，虽然入学之前就已定情，但那时她的男友来找她时，她却装得工作十分忙碌，把他晾在一旁。当时我还在葑溪乡劳动，算是躲过了这一运动，但高云却因谈恋爱而受到批评，也作了自我批评，画了自画像，当然就牵涉到我。好在当时几乎是人人过关，也就并不显得突出了。有位男生床头贴了个“佛”字，这是逃避革命的典型；有位女生枕边放有饼干罐，有时吃些小点心，则是享乐主义的表现，都被贴了大字报。总之，那时是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大家拿着放大镜来观察别人，同时又被迫加油加醋地暴露自己，竞相上纲上线，竭力丑化自己，丑化别人，这叫做“自烧”和“互烧”，务求将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烧净。复旦的做法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人民日报》还特别报道了复旦大学举办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画像展览。　　　　
　　　　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狠批知识分子中的“名利思想”，是要剥夺掉知识分子最后一点资本——业务专长的资本，断绝青年学子向这方面发展的路，而且把知识分子凭脑力劳动而获得的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说成是合法而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考虑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笼的。这篇文章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张春桥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艺界的一些老积极分子提出了降低稿费的要求，把本来就不高的稿费标准，又降低了许多，并且取消了版税制度。姚文元还批判傅雷是索取稿费的猛将，而傅雷是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翻译家。　　　　
　　　　使人最不可解的是，高等院校本应培养各类专家的，各系所订的培养方向上，也有培养本门学科专门人才的规定，而且国家的建设也正需要各类专家，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就是不再培养专家，更加不要名家，这与办学目的岂非矛盾？　　　　
　　　　反右运动以后，多次进行红专问题辩论，不断批判白专道路，要求师生树立又红又专的思想。图为复旦教授们在拟订红专规划。　　　　
　　　　大概为了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接着就重新讨论培养方向的问题。别的系怎样调整，我不大清楚，在我们中文系，则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提出了一个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的方案。也就是说，中文系不再培养语言、文学学科的专业人才，而要培养能够积极贯彻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任务的党政干部。这个方案得到了学校党委的肯定，中文系也成为先进单位，向全校介绍经验。　　　　
　　　　与新的形势相适应，在课程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比如，“文学概论”被认为太偏重于介绍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政治性不强，就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两门课来替代，——这时，姚文元正出版了一本遍批许多右派和准右派作家的《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著作，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是一个极为时髦的课题。同时，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也各自选中靶子，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开初，语言学专业的批判靶子是张世禄先生，说他宣扬的是高本汉的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文学专业选的是刘大杰先生，集中批判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出了一本专门批判这本书的论文集。后来，文学方面又增加了一名蒋孔阳先生，说他有超阶级文艺观，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到得1960年春夏间，在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持的持续49天的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会上，蒋孔阳先生又被作为三大重点之一受到批判——另两名重点批判对象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先生和上海师范学院的任钧先生。　　　　
　　　　到得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中文系党总支才奉命对这三位受批判者赔礼道歉，并将中文系培养规划重新调整到接近原来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不再提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而仍要培养专业人才。但是，经过双反运动，经过重点批判，再加上不久之后情况又有反复，中文系又推出新的白专道路典型人物来批判，怎能不教人警惕呢！于是许多青年教师就不敢踏实地搞业务，更不敢写学术论文，有些人甚至课都上得很少，整天忙于社会工作，以求将自己涂成红色。而到得“文革”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作一旦转向以教学科研为主的时候，有些人就跟不上形势了，因为业务知识不是一下子能够补得上的，学术论文也不是马上能写得出来的，而另一些人，在情急之下，则利用别人的劳动，来垫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后来者常常对这一辈人的业务水平有所非议，其实这是特定时期文化政策的产物，当然也与当时的选才标准有关。


第二部分跃进岁月（3）

　　　　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子　　　　
　　　　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活动也真多，任务一项接着一项，不但后辈难以想像，连我们这些过来人也难以一一备述。　　　　
　　　　炼钢炼铁，本来是钢铁厂的工作，但这时却变成了全民的任务。因为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上与苏联相约，提出了超英赶美的任务，即在15年时间内，中国要超过英国，苏联要赶上美国，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可以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了，——后来，毛泽东又认为：“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但到得杨西光在复旦党代会上传达时，却说是：“赶上英国不是10年，也不是8年，而是5年！赶上美国，也不是十几年，而是8年！”这当然不会是杨西光本人的创造，肯定也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因为不久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报告上批示道：“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可见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非常乐观的，所以计划指标一提再提。　　　　
　　　　当时中央领导的看法，认为超英赶美，就是要在钢铁产量上超过他们，所以号召全党全民用最大的努力，来提高钢铁产量。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生产指标是1070万吨，翻了一番，毛泽东希望1959年的钢产量能达到2500万吨，再翻一番。要完成这样的高指标，原有的设备当然是不够用的了，于是就发动群众，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但炼钢厂要炼，而且机关、学校、农村都筑起小高炉来炼钢，这叫做土法上马，全民炼钢。复旦自然不能例外，校园里也筑起小高炉，火焰日夜不熄。没有原料怎么办？就发动同学到处拣废铁，这叫做工业抗旱。外文系学生一直找到江湾机场，在废墟里挖出一架国民党军败退时丢弃的汽车壳，大喜过望。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一般拣到的大抵是些零碎的小件。而且学校周围的废铁是有限的，没有几天就拣完了，于是就把各种可拆的铁器拆下来做原料，一直拆到陈望道校长家门口的铁门。历史系学生还到学校后面的铁路上拆下一段备用的铁轨。而炼出来的成品呢，则连原来的铁门也打造不出来，更何况铁轨。这时，大炼钢铁的目的性已经没有了，只是为完成指标而完成指标，至于炼出来的钢铁质量如何，能否有用，就在所不计了。这其实也是我们生产统计的老毛病：只计产量，不管销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生产与流通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　　　　
　　　　不过在那时，却另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能只算经济账，而是要算政治账。大炼钢铁，在经济上显然是得不偿失，这一点不必等到彭德怀指出，谁都能够看得出来，但领导上却以为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赔几十亿钱，只是交学费而已。毛泽东最崇尚群众的积极性，说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所以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全民赶麻雀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虽然动用的人力甚多而轰毙的麻雀很少，但除四害的声势却造起来了。后来虽有科学家为麻雀正名，将它从四害名单中除却，不再加以围剿，但除其他四害，仍旧用的是人海战术。我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