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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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后委员会控制了紫禁城及城里的所有物品。李煜瀛十分了解御玺重要的象征意义，11月7日，他立即命人把25个御玺全部按照它们原有的顺序放回以前的地方，并加封上锁。同一天里，善后委员会的其他13名成员也被任命，8个代表国民政府，5个代表满族皇室。11月20日，善后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全部就职，两天以后，委员会决议对宫廷物品进行点查，编制一份完备的清单。尽管逊清皇室的5个代表拒绝参加，善后委员会还是就有关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于1924年11月24日开始进行点查工作。
　　李煜瀛让他的好朋友易培基负责重要的古物馆，以便帮自己分担对宫廷珍宝负有的重大责任。中国革命正式开始的时候，易培基作为1911年武昌起义中的积极分子初次为人所知。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易培基最初的理想破灭，便去了日本，成为当时很多留洋人员中的一个。回国后，易培基致力于现代化教育。因为卷入了一场把本地军阀赶出湖南的运动，易培基被迫从他的家乡长沙逃走。他来到南方，1922年成了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顾问。1923年孙中山委派易培基为他常驻北京的代表，主要任务是和西方国家谈判收回庚子赔款。1924年年末，几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被吸收进来协助编制宫廷物品目录的工作。这几名学生中就有那志良和庄严，从这次点查工作起，那志良和庄严就开始了在故宫终其一生的工作。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4）


　　◎　点查藏品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区分国有和私有财产。“国有”最初被定义为历史遗物，“私有”则指日常生活用品。至少在刚开始，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被编目成员认为具有历史价值。庄严回忆了编目的过程，一个人负责记录，一个人负责鉴别，另一个人给每件物品编号，第四个人贴标签。这样的四人工作组里面，只有做鉴定和贴标签的人被允许触摸这些物品。现场还有一位摄影师随时对不寻常的物件拍照。没有人可以单独留在宫里；工作组离开要随时上锁；只有特定的时间工作组成员才能出宫；所有的行李都要经过检查。这些防范措施都是在一次偶然事故之后制定的，当时在一群被遣散的太监中间发现了一件珍贵的重要书法作品，这一事件促生了上面的规定。
　　编目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数字目录体系，以文物所藏位置为主要基础。所有的物品都按照种类和年代进行了归类。最后，被编进目录的大约有9000多件书画作品或碑帖、一万多件宋清之间的瓷器、5000多面青铜镜、700多件其他青铜器、1600多个印章以及不可胜数的玉器和成千上万的小艺术品、挂毯、景德镇瓷器等。
　　进行编目的最初几个月是在1924年至1925年间的冬天，易培基冒着严寒每天都待在宫里。烧着木炭的火盆只是略微减缓冬日的酷寒，墨汁在砚里结了冰，毛笔又僵又硬，工作人员的手和脚都生了冻疮。为了保护脚，那志良穿上了厚袜子。要买更多的炭烧火盆，还要给年轻的学生和卫兵支付工资，这些都需要钱，可是政府不愿意付这笔曾经承诺过的款子。
　　1925年4月，宫里发现了巨大的储藏室，易培基让人卖掉了其中的一些储藏品，为进行中的博物馆工作提供资金。卖掉的东西包括金砂、银锭、茶叶、丝绸和衣服，这些都是对博物馆收藏来说不太重要的种类。但是，卖这些东西得到的钱也仅够支付第一年的炭钱和工资。
　　尽管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还是充满了兴奋和惊喜。庄严还记得，当他和这个新工作组的其他成员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内廷时，他们曾经满怀敬畏地想，他们是第一批见到内廷的“普通百姓”。1970年访问庄严时，他回忆了自己当时的心情，试想，一个年轻的学生将被允许穿过紫禁城的城门，走过长满青草的庭院，将头一次进入先前的内宫禁地，真是太神奇了。
　　1924年年末发生了一件令工作人员欣喜的事情，在坤宁宫发现了一个圆形双柄青铜器，器物侧面刻有铭文，通过这些铭文可以断定这件青铜器是王莽时期（公元9－23年）著名的谷物量器。另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是在1925年，这一年发现了一组装了1000多件书画作品的木箱子，显然这些箱子是准备好要装船的。1925年还有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1924年溥杰从紫禁城偷偷带出的所有文物的清单都被发现了。在后来努力找回那些艺术珍品的过程中，这些清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点查工作完成后，新的博物馆在1925年10月10日（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开放，并被称为“故宫”。　
　　开放典礼在乾清门举行，有很多政界要员出席，此外，还有2万多名花了一元钱买门票进来的人，他们都想目睹一下宫廷珍宝。黄郛（时任摄政内阁的总理）发表演讲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
　　直到1945年北京结束被日本占领的状态以后，博物馆的计划才得以彻底实现，那个时候距离易培基去世的1937年已经很久了。日本侵略战争和中国国内战争使这个博物馆和其中的收藏陷入了长达20年的混乱。
　　


战争年代的艺术珍品（1）


　　日本侵略战争、世界大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内战使中国陷入漫长而剧烈的战争之中，此时皇家藏宝的命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的首府沈阳。在日军肆意蹂躏满洲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担心日本侵略军下一步就要逼近长城关口。面对日军的侵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做出了一个果断而又大胆的决定：把故宫藏品中最好的一部分迁移到南方去，以保护它们免受战争的侵害。中国皇家藏品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又过了很多年，经过多次迁移，皇家藏品才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　古物南迁
　　1932年9月，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会同意了古物南迁的建议。像以往一样，博物院卖掉了宫里库房所存的一些物件，以便为珍宝南迁筹集资金。与此同时，烦琐的古物装箱工作也开始了。
　　在中国历史上充满暴力的王朝更迭中，皇家珍藏常常被胜利者作为战利品夺得。而这一次，人们极为仔细地为藏品的南迁做了准备。比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庄严就曾描述过运送秦代石鼓时艰苦的准备工作。秦代石鼓是一组在初唐时期重新发现的十个半球形石头，上面刻有古老的铭文，还有公元前221年留下的印章。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石鼓也作为南迁文物的一部分于1933年被运往南方。为了尽量保护石鼓不被损坏，他们先用一层层的湿纸包住每一块石鼓，按紧纸张，使纸的整个厚度只剩下原来的一半；接着用麻绳把石鼓紧紧捆住，麻绳之外再裹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最后才把石鼓放进装有稻草和棉花的木箱里封好。这次南迁的文物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对它们进行了分类，主要类别有：青铜器、玉器、瓷器、绘画、书法、珍稀典籍和其他物品。这些文物共装了2万多只木箱，被运到火车站后装进列车车厢，自此，从1933年起一直到1947年，这批文物开始了历时14年、跨越75000公里的漫长旅行。
　　这次文物装箱的壮举结束于1933年1月，当时只是个孩子的吴讷孙还记得夜里北京街头响起的马车声：
　　1933年初春的许多个夜晚，北京昏暗的街上都会清除所有过往车辆。在宵禁以后，紫禁城的南门缓缓打开，一辆辆木板车鱼贯而出，上面堆满钉好的沉重的箱子。它们出了城门以后，沿着宁静的街道向南驶去。在前门外，这些木板车将向右拐进西站。在警察和士兵全副武装的护送下，货物被装进一辆早已等在那里的火车，火车处于武装保护之下。火车在内陆地区蜿蜒前进，首先将到达西南部，然后向东部迂回，最后向南到达上海。这批箱件将在上海存放4年。从2月到5月运输工作一直在继续，19557箱艺术品、珍贵典籍、历史文献就这样被运出了北京，离开了危险动荡的东北海岸。没有人知道日本侵略战争将会怎样发展，也没有人知道这些珍宝会流离多久。
　　这次古物南迁之所以要偷偷进行，不仅是为了安全起见，也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因为转移文物的行为可能会被公众理解为是政府放弃北平的一个信号。为了安定人心，易培基请内政部做出保证：一旦政治形势稳定下来，这些文物就会运回故宫。当时几乎没人能意识到日本侵略战争的长期性，相反，大多数人担心的倒是：“如今故宫空空荡荡，只剩下几件普通文物供游人参观了。”
　　


战争年代的艺术珍品（2）


　　◎南京的新家
　　1933年2月和3月，当文物通过铁路运至南方的时候，它们终将落脚何处还没有确定下来。临时的决定是，先把装书画的箱子运到上海，时机成熟再运往南京长期保存。在上海，文物被放在相对安全的外国租界的两个库房里，一个库房属于法国租界，另一个属于英国租界，每个库房都有法国或英国警察辅以中国便衣守卫。来自北平三个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官方书籍和文件直接被送往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为给这批文物在南京找一个长期存放地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在1935年7月，故宫博物院接收了南京的朝天宫，决定把文物存放在这里。存放藏品的仓库于1936年3月开始修建，当年12月竣工。自此，从1933年起就存放在上海的文物被运到朝天宫。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
　　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举办一次展览。1937年5月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国民大会堂举行，此次展览展出了从先秦到清朝的历代艺术品。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必须联系国民政府寻求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背景来认识。教育部是这次展览中政府方面的赞助人，它期望通过这次展览能够树立南京国民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次宏大的展览同时也使公众确信，皇家珍藏已经平安运达南方。
　　◎首次海外展出
　　1932年年末，正当故宫工作人员专注于文物南迁的时候，几位英国收藏家开始筹划在伦敦举办一次大型的中国艺术展览。这次展览将成为中国几次为西方提供皇家艺术藏品进行国际展出的第一次。
　　1934年，中国教育部同意了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的提议，并成立专门的审查委员会，花费大量时间挑出最好的艺术品供英方选用。但英国收藏家对中国艺术品的兴趣一直以来主要都在瓷器上，至于绘画方面，他们见过的中国画很少，除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这幅画是1900年英国远征军破坏清朝皇家园林时的战利品）之外，英国就再也没有中国的名画了。
　　英国人清楚自己在书画鉴赏方面的欠缺，便聘请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艺术史学家伯希和前往上海做顾问。虽然我们不知道伯希和在这次挑选中发挥的作用，但最终选定参展的画作却大都是非凡之品。国际知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王己千认为，在所有选定的175件画作中只有13件是摹本或者质量不高的。
　　这次展出取得了轰动性的效应。它实现了组织者的目标，对中国几千年的艺术精品进行了一次独特的展现。连福开森都说这次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每天吸引来自许多国家的大批游人，参观的人挤作一团，要看见展品都不容易。
　　许多人都意识到了这次展览的政治意义。大英博物馆的一位职员记录说：“中国政府的官方参与为这次展览注入了政治意蕴，文化关系如今被认为是影响深远的因素。”一位住在伦敦的中国人回忆了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它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人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好的了解，由此他们会更容易对中日战争中的中国产生同情。”
　　那么，愿意提供这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去海外展览的国民政府得到了什么呢？正如一位历史学家的观察，“这次展览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它由此在国际关系方面获得了不可想象的成功。”
　　◎其他的几次展出和展出邀请
　　伦敦中国艺术品展是中国珍宝第一次在国外大规模的展出，这次展览在其他国家引起了直接反响。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提议，在这些珍宝运回中国之前直接把它们从伦敦运到美国进行第二次展览。他注意到，对中国来说，在当时的纽约举办一次这样的展览是提升中华民国在美国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中国方面对这一提议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希望得到美国政府方面的支持。但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助理秘书斯坦利·霍恩贝克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他不想让中国内部的反美亲共力量找到一个借口，从而迫使美国去直接面对日本。因此，伦敦展出的珍宝最后还是直接被运回了上海。
　　


战争年代的艺术珍品（3）


　　展品回国的途中曾出现一段惊险的小插曲。当时，运送文物的美国邮轮“蓝浦拉”号在直布罗陀海峡搁浅了。所幸船后来又重新开动了，并没有对装载的文物造成任何损害。1936年4月8日，出展的文物安全回到上海，此时距离开上海赴伦敦之日已有一年之久了。由于伦敦展出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中国又收到了来自苏联的邀请，苏联方面同样希望能够一睹中国皇家珍宝的风采。在此前不久，苏联已经和中国确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随着两国交往的日益频繁，俄国人期望通过举办这次展览进一步促进两国往来。在苏联的这次展览规模比较小，只展出了100件二流的藏品。这些展品于1939年7月18日从四川省（应为贵州省）安顺县的一个仓库运出，途经甘肃、新疆，在9月初到达莫斯科。展品于1940年1月到8月间在莫斯科展出，1942年3月到6月在列宁格勒展出，1942年9月被运回重庆（是中国当时的首都）。
　　◎文物西迁
　　当80箱文物从伦敦返回的时候，一场大灾难正在中华大地上蔓延。抗日战争的扩大很快就迫使这些珍宝不得不再次转移。在战争的进行中，故宫博物院管理层抓紧时间制定着保护皇家藏宝的计划。经过紧急磋商，故宫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方案，即分三路将文物（和政府一起）向西转移到重庆。
　　1937年8月14日，曾经运往伦敦展出的80只铁箱子成了第一批被运出南京的文物中的一部分，这时还是在声名狼藉的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这批文物勉强逃过了被毁的命运。第一批运出的文物沿长江水路到达汉口（武汉附近），然后用火车运到长沙。几个月内，长沙也危险了，这些箱子又经广西运至贵州——不久，长沙原来存放这些箱子的图书馆就被一颗炸弹夷为平地。一年之后，这批文物被运到了贵州安顺附近的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在这里，这批文物度过了1938年到1947年间的漫长岁月。
　　同年11月初第二批文物也在准备迁移。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装箱、装车、把9369个箱子运至码头。这一大批文物在11月20日至12月8日之间离开南京，几天以后，南京被日军攻陷。从那志良那些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紧张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