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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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1951年6月，简称为“故宫博物院”。
建立新政权才几个月，中国新的领导人就开始着手拯救和赎买故宫的文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这件事，对馆藏的恢复和扩充十分关心。这样看来，即使在共产党的政权下，中国历史悠久的皇家宫殿和文化瑰宝依然被当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征。
◎早期的收获
新中国早期为恢复故宫馆藏所做的努力意义深远，特别是当时的新政权财政困难，缺乏必要的资金赎买流散到香港和国外的国宝。为了收回散失的国宝，人们竭尽所能，群策群力，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机构组织的努力也有来自个人的贡献，有无偿捐赠也有重金赎买，既有国内人民的努力也包括海外人士的支持。
20世纪5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珍宝从南京装船运到了北京故宫，最后在南京只留下了2211个箱子。因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再加上作为原来的中央博物馆，皇家收藏一度存放于此，所以南京博物馆被赋予“博物院”这个特殊的称谓。中国的博物馆里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才叫“博物院”，可见这个称谓的特殊性。1999年，故宫要求南京博物院归还剩下的2211箱文物，却遭到委婉的拒绝，他们以为自己毕竟已经精心收藏这些宝物长达半个多世纪，而故宫的文物又已经很多了。有记录表明，到2003年年底，还有装着几千件文物的834只箱子留在南京，主要是瓷器和装饰品。另外，据几个鉴定家称，从目前南京博物院皇家瓷器的布展情况来看，这最后一批箱子十有八九已经开封了。
文化部新成立的文物局在文物回收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任文物局局长。文物局聘请了上海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张珩（张葱玉），后者又请来了艺术鉴赏家徐邦达。此后，徐邦达在共和国时期的故宫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在收回故宫遗失文物、恢复馆藏方面功绩卓著。
1949年后的北京故宫（2）
故宫专门成立了文物征集组来鉴定收回文物的真伪，还通过单位及文物组成员的个人关系，召集了一大批从事文物鉴定的艺术史家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征集组包括许多知名专家，他们被分为五个小组，对收回故宫的物品进行鉴定，开始重建故宫博物院的馆藏。这五个小组是：玉器（乔有声）、陶瓷（孙瀛洲和耿宝昌）、铜器（王文昶）、书画（王以坤和刘九庵）和碑帖（马子云）。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则负责监督新职工的招收工作。大概在1953年，从朝鲜战场回来的退伍军人被招进故宫，从事故宫的保卫和维修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被提拔为故宫的领导。此后复员军人占据领导岗位开始成为一种趋势，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惯例形成的根源当然与美学无关，但反映了政府把博物院看作国家安全保卫对象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中国只有两个机构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行政命令而免遭红卫兵的冲击和破坏，这就是青海省罗布泊核实验基地和北京故宫。
为了收回故宫的散失文物，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时是中央政府出面提供帮助，有时要靠参与人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的文物。一旦发现就拨交故宫，由文物征集组进行鉴定。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征集到了165061件文物。
徐邦达和文物局的工作是接收这些上交的文物，负责鉴别其真伪并将各件文物登记造册。他们通常在地处北京中心地带的北海公园的团城里做这项工作。1992年采访徐邦达时，他谈到了建国初期故宫博物院征集艺术品的其他几种办法。在紫禁城一个门洞上没有暖气设备的小房子里，徐邦达和张葱玉对人们带来的数量多得惊人的书画进行鉴定，这些人都愿意用其艺术品换取迫切需要的现金。每天从早到晚，徐邦达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文物中搜检出最好的部分，把价钱压低，获得上级领导的批准后付钱买下来。因为许多著名的收藏家不住在北京，徐邦达偶尔还需要到外地去。吴湖帆是上海有名的艺术收藏家，政府准许他在有生之年保留他的收藏，但去世后就以“捐赠”的名义将其悉数没收，转交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大收藏家庞元济的遗孀就只好将其收藏品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
第二个方法是从一些单位、古玩店、拍卖公司和个人手里赎买文物。徐邦达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包括唐兰、陈万里和朱家溍），奔赴全国各地去寻找和赎买文物。他们把目标主要集中在长春、大连、沈阳、天津、上海、苏州以及香港等地。另外，北京琉璃厂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里的古董店和古玩铺是国宝的另外一个藏身之处。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在国内共收购了53951件文物，其中大多数是在20世纪50年代收购的。
在香港赎买文物则颇多障碍，因为这里是英国管辖的殖民地，文物价格也比内地高很多。许多从故宫流失到香港的稀世珍宝价格更加昂贵，在一些大的英国拍卖行拍卖。1951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文物局组织特派专家组去香港。他们随身携带大笔政府筹集的款子，目标是想尽办法买回从故宫流出的一批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
这个专家组于1951年12月抵达香港，成功地买下了两幅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作品，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荀的《伯远帖》。这两幅帖子当初被溥仪夹带出宫抵押给北京的盐业银行，辗转到香港的一个艺术鉴定家手里，后者又将其典当给一家英国银行意欲出售。这两件作品上都有宋徽宗的印章和亲笔题词，乾隆皇帝把它们当做自己的私人收藏，存放在故宫养心殿内的书房里。
除了赎回这两幅价值连城的作品外，专家组还买下了据说作者是唐朝韩滉的《五牛图》以及五代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这两幅作品的收购价相当于5万元人民币（按今天的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6千美元，不过却是50年代价格的许多倍）。
第三个途径是个人的捐赠。许多家庭自愿捐献出了自己的收藏品。例如，1926年至1936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十年的朱幼平（朱文军）捐出了自己收藏的文物，包括许多家具、书籍、碑帖、绘画、青铜器以及玉器。1953年，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朱家溍与其兄弟一道，将父亲收藏的700件碑帖捐献给了故宫。
第四个来源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自己酷爱并收藏了许多古代的书法作品，同时也有一些绘画作品。他在20世纪50年代捐了不少给故宫博物院，包括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和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后来，毛泽东一度迷恋于阅读帝王历史，从故宫借了不少古籍去读——不过据说他对所有借阅的书籍都仔细地做了记录（1959年至1963年间借阅了46卷）。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南海毛主席接见外宾的书房里到处都摆放着古书和手札的原因。
1949年后的北京故宫（3）
在支持故宫收回散失文物并努力把故宫重新建设为收藏皇家珍宝的国家博物馆方面，毛主席和周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其他方面也许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们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故宫作为重要的国家机构，一直以来都是帝国主义抢掠的对象。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尊严就意味着要保护和继承她的文化遗产，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故宫更具有代表性了。因此，新中国的两位领导人都极为关注故宫收藏的重建，将其视为伟大的中华文化遗产的象征。毛、周在50年代早期都曾几次视察故宫（毛泽东主席分别在1951、1952、1954年到过故宫，其中1954年去过三次；周恩来总理在1950年到过故宫四次，1951年又去了两次）。
收回故宫散失文物的第五个方法是号召海外华侨。典型的例子是韩槐准和杨令茀。
韩槐准先生是新加坡的商人和瓷器鉴赏家，他经常为中国国宝流失海外（即使有些也得到了妥善的保管，陈列在博物馆）而痛心疾首。他不惜变卖家产，奔走于东南亚、香港及欧洲的各大拍卖行，想尽办法收购故宫文物。在60年代早期，他回到祖国定居，并将自己搜罗到的2000件文物悉数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其中，主要是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瓷器。
美籍华人杨令茀女士是一位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她身居海外，却心系祖国，与宋庆龄女士（孙中山的遗孀、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有书信往来。1949年后，宋庆龄选择留在大陆，令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惊愕不已，她在吸引旅居海外的华侨返回中国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象征性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杨令茀致函周恩来总理，表示愿返乡定居（她可能打算将其艺术收藏品一并带回）。遗憾的是，她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并不幸客死他乡。不过她在遗嘱中声明要将其收藏品运回中国。80年代初，杨令茀的胞侄杨通谊、侄媳荣漱仁秉其遗嘱专程赴美。他们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前文化部部长黄镇的帮助下，费尽周折，终于将杨令茀女士收藏的百余件绘画、玉器等文物运回了中国。
事实上，这两件事并不是特例。当时有许多爱国华侨把自己收藏的文物送回了祖国，这里面包括著名的香港和澳门收藏家叶义、罗桂祥、杨永德、何贤等。他们的捐赠有许多被收进故宫，成为其馆藏的一部分。
此外，恢复故宫馆藏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如罚没、扣留外国驻华机构在中国非法收集的文物。例如，20世纪40年代晚期，在二战结束之后，中国（国民党）海关将德国德孚洋行、德华银行非法所集的中国文物31箱计1136件予以扣留，又将原美国华语学校非法所集的文物19箱计21749件予以没收。这些文物原来寄存在故宫博物院，1974年正式拨交为故宫藏品。根据1999年对故宫馆藏所做的一项权威研究，海内外个人向故宫博物院捐献的文物达21875件。
以上所述的各种方法成绩卓著，从1949年以来，一直到1985年故宫成立60周年时，故宫的馆藏文物累计达上百万件。到2000年，共收回文物24万件。但是，据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估计，到2004年，在故宫所藏的100万件文物中大约有25万件需要修补（主要是手抄本）。当初为了恢复馆藏所收回的文物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显然是1924年溥仪及其随从逃离紫禁城时从故宫携带出去的文物。
◎追踪“东北货”
在搜寻散失文物，修复故宫馆藏的过程中，收回末代皇帝溥仪和他弟弟溥杰带出宫的文物无疑是关键的一步。当年，在被迫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和溥杰兄弟选了一些便于携带的最宝贵的艺术品和珠宝，偷偷夹带出宫。
在前面第三章我已经谈到过，溥仪的侍从曾偷出不少宫中的宝贝卖给北方城市（特别是天津）的古玩商或是古董铺。1945年年底，占领伪满洲国的苏联红军抓住溥仪后，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藏品中发现了大量的“东北货”。溥仪把最值钱的一些珠宝装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的夹层里，苏联人抓住他时他就带着这只小箱子。溥仪沦为战犯，被关进监狱，他随身携带的文物也相应被没收，交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保管。194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接管了这个地区和抚顺监狱，也控制了溥仪和那些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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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批文物一直留在抚顺。直到1964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另一道行政命令，要求将这些文物（一共有245件）运回北京故宫。其中包括乾隆皇帝使用过的三联黄玛瑙闲章、六朝小玉璧，以及隆裕皇后和慈禧皇后的贵重饰品（包括白金镶钻石戒指、白金镶蓝宝石戒指、碧玺十八子手串、珊瑚十八子手串、金钻祖母绿宝石领针等）。
杨仁恺是沈阳市省博物馆（原伪满洲国的一部分）从事绘画和书法研究的研究员，他在收回溥仪携至天津、后来又带到伪满洲的文物方面功不可没。对“东北货”的追查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者是王世襄。杨仁恺的回收方法和王世襄类似：他提醒古玩店多加留心东北货，告诉老百姓，如果家里收藏有东北货可以以合理的价格秘密卖给他，不会追究收藏者的责任。对于一些家里仍然藏有绘画作品的伪满洲国士兵，则保证他们交出文物不会受到迫害。
奇迹时有发生。例如，1963年4月，一个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琉璃厂一家古董老字号的销售部，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烂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接待的店员认出了上面盖的内廷印章，于是转身去找经理。经常光顾这里的杨仁恺当时正巧在办公室睡午觉。一听到“东北货”这几个字，他马上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年轻人的包裹，整理起那些碎片。从37片碎纸中，杨仁恺重新拼出了一幅画的三分之二——竟是李公麟的《五马图》。这幅作品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即使是以碎片的形式留存下来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轻人妥善保管了这些碎片，杨仁恺建议如数给付他提出的微不足道的价钱。
◎故宫和当代中国的政治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运动，影响了整个社会，当时的艺术界也没能例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坚信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因此艺术家不断遭到骚扰，在工作中被迫遵从共产主义的方向和“现实”的主题。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弥漫于整个艺术界，支配着所有的媒体。非“大众化”的艺术遭到排斥，被指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鉴于这种政治氛围对艺术界影响巨大，人们会以为故宫也不会例外，将同样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另外，由于共产党要打破中国文化中一切传统的东西，人们以为故宫作为传统的典范，大概会有同样的命运。在新中国诞生以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传统（即新儒教）的抨击来获得其合法地位的。新中国需要屹立于世界，实现富强。她只能通过摒弃传统——特别是帝王传统，来实现这一目标。
对传统的攻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在全国各地横冲直撞，摧毁历史古迹，砸烂佛像，给中国的传统艺术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但是，早在“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运动开始以前，共产党就已将矛头对准了封建帝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和机构，斥之为“颓废没落”、需要加以“改造”的东西。
在这种大气候下，人们会以为故宫将成为政治运动的首要目标。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故宫及其工作人员的确感受到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但它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它的确经历了那种狂热，但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它能相对绝缘于外界的骚乱主要原因是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朱德和郭沫若）为故宫提供了个人保护。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毛和周把故宫看成是象征中国文化传统的“国家”机构——他们（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