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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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过问，要求重修故宫，恢复故宫馆藏，给予故宫特殊的地位、特别的资金支持和防卫。然而，博物院及其工作人员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们无法游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大环境，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紫禁城红墙外的政治运动。不同的政治运动还是对故宫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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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期间，故宫被当做政府浪费的例证而受到批评。工作人员也因奢侈行为备受指责，有几个人还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博物院收购文物的行为也被说成是个人独断没有经过协商，遭到批评。1955年批判胡风的运动对博物院没有明显影响，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却殃及故宫——一位故宫以前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有几个工作人员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解除职务，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大跃进”对故宫和全社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全国上下都将旧钱币和古青铜器熔化并炼成工业用的金属。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些年里究竟有多少古青铜器遗失或被熔化，也不知道故宫里是否有文物被拿出去扔到火炉里付之一炬。
“大跃进”期间，中央机关被勒令裁员以支援农村的工业化建设，故宫也在中央机关之列，因此，大批的故宫工作人员被暂时“下放”到农村，但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博物院的专业人员，而是50年代招募的导游和普通工作人员。被“下放”的专业人员则大多数在1959年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也是在大跃进期间，作为博物院“为人民服务”工作的一部分，故宫的群众工作部在全国各个城市举办了图片展，派工作队携带幻灯机，奔赴农村、工厂和兵营，向群众宣传故宫及其艺术，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毛泽东时代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当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8月向群众发出的“炮打司令部！”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从此开始了对党和政府机关的正面冲击。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通过“破‘四旧’”对传统文化进行攻击。在破除“四旧”的运动中（1966年），故宫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老巢”。故宫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暂且不论群众运动中反封建反传统的各种主张，紫禁城外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才真让人心惊胆战啊。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群红卫兵就冲进故宫，占领档案馆达3天之久。他们撤离时还把诸如“打破四旧！打碎紫禁城！”之类的大字报、标语口号贴在故宫的墙上，把故宫弄得面目全非。6月底，文革小组（领导人是毛激进的妻子江青及其他几个狂热分子）向故宫派驻了一个“工作队”，其任务是对博物院主要领导的“革命性”进行审查。结果，人们发现恰恰是工作队成员缺乏相应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
在“文革”早期这个关节点上，周恩来总理适时进行了干预，于1966年8月18日做出如下指示：
1。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要求文化部关闭故宫博物院；
2。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团封锁紫禁城周围地区，并进驻故宫——因此有一个营队的兵力驻扎在故宫里面；
3。发出指示：故宫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必须得到保护！
周恩来的指示发出四五天后，红卫兵再次试图闯入故宫，但遭到解放军的阻拦。解放军封锁了整个故宫。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毛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担任警卫工作的精锐警卫团——8341部队，也驻扎在紧挨着领导人驻地中南海的故宫里。
在以后的5年时间里，故宫大门紧闭，一直到1971年才又正式开放。关闭虽然能保护故宫及其艺术珍品免受红墙外的侵扰，但并不能使故宫的工作人员免于迫害。开始，他们被分成两个小组继续从事本职工作，只是必须参加每天组织的政治“学习会”。1968年12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到了巅峰时期，毛和周试图在全国部分地恢复秩序。一个“宣传队”被相应派驻故宫，目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博物院新的管理机构。1969年8月，故宫许多老职工被送到文化部设在湖北咸宁附近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整个紫禁城仅留下两百来个人，他们工作和吃住都在这里（故宫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紫禁城内，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改变）。徐邦达就是属于这留下来的少数人，据他后来回忆，他在故宫博物院里扫了3年的地。
1970年5月8日，周恩来总理命令驻扎在故宫执行警卫任务的营队每月应对半数官兵进行换防。1970年5月14日，周又发布指示，严格要求部队精心保护故宫里的“宝贵财富”。新派驻故宫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故宫里的房屋设施，而且开始进行内部的清理和修复工作。因此他们中间还包括一些清除垃圾的清洁工，对破旧建筑进行重建的工程师，也包括对档案和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的历史专家。1970年9月17日，周总理在半夜时分造访博物院，向被召集起来的工作人员宣布博物院必须在一年内重新开放。差不多一年以后，周于1971年6月重回博物院，对房屋设施进行检查。看到一切都符合要求后，他指示博物院工作人员准备开放。
1971年7月5日，故宫正式重新开放。其专业人员被从湖北农村调回，马上开始准备展厅及其他布展事宜。周恩来了解一些工作人员不知道的情况，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一位神秘客人将远道而来访问北京，周想让他参观中国的皇家宫殿。这个客人就是美国特使亨利·基辛格，几天后，他经由巴基斯坦抵达北京，开始执行恢复中美关系的秘密任务。7个月后，尼克松总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并游览故宫。
故宫重新开放，原故宫院长吴仲超平反后官复原职，但是博物院依然处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3年1月，才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领导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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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机构组织
鉴于故宫的庞大规模及共和国时期的动荡不安，自1949年以来，故宫经历了多次结构性重组。正式的结构调整分别发生在1952年、1957年、1958年、1960年、1963年、1965年、1966年、1972年、1978年、1984年和1988年。
截至2003年，故宫大约有2000名工作人员。他们被分为三大类：行政管理；专业研究；后勤服务。每一大类又由5至9个部/室组成，共计20个部门。
管理机构包括院长办公室、人事处、保卫处、古建部、党委和纪委。院长办公室又分成四个部门，每个副院长分管一处：即艺术；保卫、后勤与修缮；出版与旅游；专业事务。第二大类是业务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展宣处、古书画部、古器物部、古代科学技术部、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第三大类被称为服务机构，包括综合服务中心、开发办（负责筹资）、工程部、财务部及旅游办。
◎院长
解放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院长直至1952年年初，之后他被调到文物整理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从马衡离任后院长一职空缺两年，直到1954年年底，吴仲超出任院长。吴仲超任期颇长：他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达30年之久，一直到1984年（不过他在1980年住进了医院）。虽然吴仲超在上任前不是艺术史家，也不曾在博物馆工作过，但是他擅长管理，为改善博物院条件、丰富馆藏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吴仲超曾经是一名共产党积极分子，参与过党内干部的培训工作。他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上海和无锡的地下工运。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1927年刚刚发生过“上海大屠杀”，蒋介石的部队和准军事秘密帮派制造的白色恐怖还笼罩在上空，他却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幸存下来并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1949年后，吴仲超回到上海和江苏，担任过一系列党的行政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华东局副秘书长和华东局党校副校长。吴仲超是一名忠诚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职业政工干部，但他显然也热爱文博工作，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在他担任院长期间，故宫的各种设施得到了妥善修复，馆藏明显增加（通过接受捐赠和收回曾经被卖掉或流失到社会上的艺术品等各种方式），管理结构多次进行重组，职工队伍不断壮大，而且博物院也相对地远离政治。
1980年，吴仲超生病住院，院长一职空缺。开始时博物院由副院长杨伯达和彭炎共同负责（不过彭炎好像在1983年被任命为院长）。从1982年到2002年，除了1987年至1991年张忠培担任正式院长外，在其他时间里，故宫由一些代院长和副院长领导，他们都是“领导委员会”成员。他们行使领导职责的时间分别为：彭炎从1980年到1982年，许里从1982年到1984年，于坚从1984年到1987年，吕济民从1991年到1993年，裴焕禄从1993年到1997年，谭斌从1997年到1998年，朱诚如从1998年到2002年。2002年10月，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正式院长，辅助他工作的是一个扩大的副院长小组，包括：谭斌、李文儒、张之铸、谢方开、肖燕、晋宏逵以及纪天斌。令人注目的是，在这7个人中，有三个拥有军方背景（张之铸、谢方开和纪天斌），有两人来自编辑出版部门（李文儒和肖燕）。因此，如果把郑欣淼院长算在内，在这七位现任副院长当中，只有一个人——晋宏逵——拥有艺术史或鉴赏方面的知识（晋宏逵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后来在文物局继续从事考古和建筑保护工作）。显而易见，负责故宫主要干部任命工作的国务院人事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甚至是部队经历，而不是艺术史或博物馆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训练。2003年10月，谭斌退休，一个博物馆工作方面的专家李季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执行副院长。
自1987年至1991年，张忠培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是一位学者。他曾经在吉林大学教授考古学。在他担任院长期间，还有四位副院长，分管博物院各方面工作：魏文藻分管建筑与设备；王树卿分管安全保卫和礼宾；马自树分管财务和旅游；杨新分管教育、研究、出版、展览及保管。
◎财务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故宫的管理方式和中国其他机构是相类似的——按照固定计划并根据政府提供的固定补贴进行运作。但是邓小平推行的财政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也波及故宫。1984年，中央决定博物院也应实行“责任制”，以明确责任，提高效率和业绩，按工作表现进行奖惩。这带来了权力下放，工作和财政的担子被下放到部门领导身上。工作表现突出或加班加点的能够拿到奖金，工作表现不良者则受到惩罚。工作人员仍然不得解雇（因此“铁饭碗”还是没能打破），不过估计更大的人事管理权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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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意欲推行的改革从未真正得到落实，因为职工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一直到张忠培接任院长后，工资制度才真正开始实行改革。张在1988年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在一片反对声中，张通过一系列措施推进改革步伐，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用一种新的浮动工资法取代长期实行的固定工资级差标准。按照固定工资级差标准，从警卫人员到研究员，他们的报酬大体相当（每月约为40元人民币）。而根据新的浮动工资计算法，专业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可多拿一些钱（每月在145—180元之间），额外或特殊工作还另有奖金，而警卫人员和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一律增加到70元。处长的月津贴是120元，副院长则根据其职责和工作表现可拿150—180元。也是在张忠培任职期间，故宫首次被允许保留一部分门票收入。
虽然故宫是一家国家级博物馆，属于中央机关，但令人惊讶的是，故宫并没有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大笔的补贴。据裴焕禄副院长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故宫每年的运行经费预算大约是8000万人民币（975万美元）。文物局允许故宫从门票收入中提成的数目正好就是这么多（门票总收入为1。8亿元人民币，或2190万美元）。由此，至少在1999年，故宫的收支大抵持平，不赔不赚。表面看来，故宫好像完全依靠门票收入，但事实上它也有出国办展览所得的收入。当然，故宫必须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额外的财政补贴，不过故宫在财政方面似乎是自负盈亏。据裴焕禄副院长介绍，除了向职工支付工资和各种福利外，故宫的建筑修缮平均每年都要花费800万元人民币（975609美元），供水系统每年要花费2000万人民币（2439024美元）。
有时候一些特殊的工程项目需要专项拨款。例如，故宫一处可以保存65万件文物的地下库房就是由国家拨款修建的。这个地下库房面积为21000平方米，有相应的湿度和温度控制设施。它的修建耗时六年（1987—1990年年初建，1994—1997年扩建），花费了1170万元人民币（1342310美元）。环绕紫禁城的护城河的疏浚工程则耗资6亿元人民币（73170730美元），不过这笔费用由北京市政府负担。香港的中华遗产基金会为故宫西北角建福宫的修复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这项工程于2005年故宫成立80周年时竣工。故宫东北角另外一个庞大的工程是修复乾隆花园（宁寿宫花园）。该项目得到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资助。运用数字技术的新的信息中心于2002年完工，共耗资3000万元人民币（365万美元），由故宫和日本印刷公司托鹏“Toppan”共同承担这笔费用。
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也会有利于故宫，它可得到额外的款项用于改善展览的场地设施和其他方面。据说政府部门已经拨款1亿元人民币（975万美元），用于2002年至2008年间改善和修复故宫的基础设施——包括通讯、电线、供热和温度控制系统、防火装置以及安全保卫。故宫虽然已经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做了大量工作，但修复工作计划将持续到2020年。
◎安全保卫
故宫的安全保卫工作仍然由中央警卫局负责。多年来，这支部队以8341部队而闻名。这支部队接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其日常工作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负责，北京卫戍区和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显然也承担部分领导职责并且向故宫提供经费、设备、培训以及警卫人员使用的营地。中央警卫局不只是保护故宫，它还主要肩负着保护中国领导人和中南海安全的重担。
◎陈列展览及各种活动
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文化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