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2期-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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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他们在人间通往天堂的梦想，”当谈到第三、第四候选人时她对我说，“看，他们站在我跟前，眺望眼前这片新土地时，眼睛里都在闪闪发亮。他们边抽着烟斗，边望着我，想象着能和我结婚的情景——谁能说我不会给他们回报呢？”
“但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我说。
“别自命不凡了，厄尔，你没有资格说话。你能告诉我，除了在人间积极寻找通往天堂之路，还有什么通往天堂的捷径吗？我是不知道的。”
之后不久，我们在拉维勒银行的储蓄额开始令人欣喜地与日俱增。夏末的雨水正好促进了谷物的茂密生长，在我看来，这就像在我们的大丰收上，又格外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要是有什么烦心事的话，那都是因为班特这个笨蛋。愚蠢使他变得危险。最初，妈妈纵容他的嫉妒心；我能够听见他们在楼上的争吵，一边是班特暴跳如雷地嚷嚷，一边是妈妈轻声细语地宽慰，她声音轻得几乎让我听不见。但妈妈的包容并不奏效。当有一个挪威佬到达时，班特恰巧在庭院里，那儿正方便他对周围瞧个够。当他那张丑陋的脸出现在门廊的窗户旁，试图朝里面窥视时，妈妈轻晃了一下头，给了我个暗示，我立刻会意，赶紧上前拉上了遮光屏。
也许我对妈妈的恭维有些言过其实了。但她确实有能耐一面在这个男人面前卖弄风情，一面又在另一个面前装出一副寡妇的虔诚。这都取决于她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对男人独特性格的洞察力。因此，她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让男人们相信她的话。如果让我给他们一个总体的评价，我得说他们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但也算不上真正的愚蠢，只是缺少对我们语言的理解力，也没有什么鬼心眼儿。不管是动用情感手段还是正式签名，或两种手段并用，妈妈从未为自己打算过。她只考虑手边的“生意”，考虑如何通过一步步的“鼓励”，让现金一点点地流入我们的银行账户中。
班特，这个蠢家伙，居然真的以为妈妈会从这帮男人中挑选一个丈夫。他那拥有妈妈的骄傲被冒犯了。每天早上来干活时，他总是气鼓鼓的。要是妈妈碰巧忘了邀请他下午到楼上午休，那他回家时就会是这副德行了：在迈着蜷伏似的步子前往镇上之前，他准会挥舞着拳头，朝着我们的窗口大嚷大叫。
有一次，妈妈对我说：“这该死的傻瓜挺敏感，挺容易受伤的。”
也许是吧，但当妈妈跟我认真地提到这点时，我却没有相同的感受。可能那时候，我对这个零杂工的认识提升到了另外一个程度。他绝对不是个安全的家伙。显然，他从来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在于不断地改善你的现状，他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在他看来，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你将来就一直是这样的。所以，他把这些操着蹩脚英语的外国人看成篡权者，看成使他变得相形见绌的参照物。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以这些移民为榜样，考虑怎么做才能积累一定的钱，买一座属于自己的农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这么做的，他却偏偏不会。唯一能穿透他笨重头颅的想法就是：他缺乏连最低贱的外国佬都怀有的希望。一次，我驾着轻便马车从车站接来一个来访的外国佬。当那人走下马车时，他的方格呢西装、驷马车和赛马都表明，他是一位有着雄厚实力的人。他的到来就像突然从乌云后面降下的一道阴影，吹来的一股冷风，笼罩在可怜的班特身上，他终于明白了对他来说太晚了——一切，我的意思是说，一切都晚了。
直到最后，他一直没意识到，对其他人来说，一切也都太晚了。这再一次证明，他愚蠢得无药可救了。
现在，随着夏末雨季的结束，一切绿油油的东西都变成金灿灿的了。从草原吹来的风把土壤表面那层干枯的浮灰吹成一股股的漩涡，起起伏伏的，好似泥土海洋上的波浪。到了夜里，窗户被风吹得咯吱作响。当下第一场霜冻的时候，两个小男孩都得了哮喘。
妈妈把登在其他州报纸上的广告撤了回来，她说想喘口气，歇一歇。我不清楚我们的账目情况，但妈妈那么说，表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了。现在，我和农场上其他家庭成员都认为，这个冬天，我们大家都能好好地休息了。
不要以为我迫切期待到冬天好好休息。我现在已经因无所事事而无聊了，怎么还会期待一个更加无聊的冬天呢？
我给在芝加哥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写了一封信。我一直都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让自己感到孤独。我对她说很想她，希望不久就能回到城市生活。当我写信的时候，一股自我怜悯的情绪涌上心头，我几乎因浮现在头脑中往日生活的画面而轻声啜泣。我仿佛又看到了埃利维特呼啸的火车，剧场帐篷里炫目的灯光，听到想象中的有轨电车的声响，还有我以前工作过的屠宰场里牲畜的哞哞声。可是现在，我只想说，真希望她能给我回信啊。
我想，对这种冷清的乡村生活，孩子们跟我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被带到这里，远离了那座比芝加哥还大的城市。看他们蜷缩在炉灶旁，把毯子拉到下巴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以前准没经历过这么寒冷的天气。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彼此。尽管自己没得哮喘，苏菲也待在两个男孩的卧室里，在他们哮喘发作时照顾他们。夜里，她就睡在他们床旁边的扶手椅上。法妮做了麦片当早餐，还准备了正餐喝的汤。我用碟子亲自端上楼去，想和他们多说说话。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紧密相连，他们还以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被领养的、年龄较长的孤儿。但他们不怎么说话，对我出于友好的问话，他们只是简单地轻声答是或不是。答话时，他们总是用凝重的眼神盯着我看。我可不喜欢这样。我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也都是些精明的小家伙，比如说，他们知道在班特喝酒时，离他远远的；但在他头脑清醒时，他们又像小尾巴似的，跟在他屁股后面。一天，我去马厩拴马时，发现他们在那里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看来，他们也有不健康的好奇心啊。两个男孩中那个矮点、黑点的叫约瑟夫，关于他，可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一次，他在庭院里发现一块男式怀表和表链。我对他说那是我的，可他说不是。“不是我的，是谁的？”“反正我知道，那肯定不是你的。”他说。最后，他还是把那块怀表和表链交给了我。把事情搞大了可不是件明智的事，所以我当时就没跟他计较。但我可忘不了这事儿。
再也找不到像妈妈和我这么精明审慎、考虑周全、尽可能全方面地考虑别人感受的人了。但我相信，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能使他们洞察一些事情，即使他们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小时候，我肯定也有这种感受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便离我而去了。这也许是孩子们独有的特点，一直陪伴到他们逐渐长大成人。
但我可不想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思量着那种感受也许是我在遥远的街角，与充斥其中的陌生人发生着某种宿命关联时，是我在平坦宽广的田野里，当空旷感足以在任何人心中引发对大自然洁身自好、漠视一切的体认时，曾经重重放下的。否则，我现在肯定会表现得跟孩子们一样了。
十二月里寒冷刺骨的一天，我到镇上的邮局取包裹。我们不得不写信到芝加哥订购一些从本地商人那儿买不到的东西。包裹是到了，还有一封写给我的信，是我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写来的。
温妮弗雷德的信让我不禁微笑起来。她的字写得又瘦又小，皮包骨头似的，字母也没有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向下面倾斜的方向，上下来回跳动着，似乎她的一些形体特点也在这张信纸上表达出来了。我猜她肯定是在面包房里写的信，因为信的褶皱处有一些糖沫。
收到我的信，知道了我现在在何处，她很兴奋。她本来以为我已经把她忘了。她说很想念我，现在的工作让她觉得枯燥无味。她已经攒了钱，并暗示我，她想把钱花在一些有趣的事上，比如说，买一张火车票。我头脑中又浮现出了温妮弗雷德斜着眼看我的神情，几乎感受到她把手伸进我的衬衫，以她喜欢的方式，感受我的心跳。
但在信的第二页上，她说，我也许会对以前邻居的消息感兴趣。据她说，将会有另外一番调查，或许，对同一个人要重新开棺验尸。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指的是医生，妈妈在芝加哥的丈夫。医生的亲戚要求重新开棺验尸。警察挨家挨户地调查，当调查到她家时，她从警察那儿了解到这些。警察正试图查出妈妈和我的去向。
“我当时还没接到你的信，”温妮弗雷德说，“所以我也不用撒谎说不知道你的行踪。”
我赶紧飞奔回家。为什么温妮弗雷德觉得，要是她当时知道我们的行踪，就不得不撒谎？难道她也相信那些关于我们的不好的传言？难道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我本以为她会与众不同呢！我对她很失望，甚至突然有些恼火。
看了温妮弗雷德的信，妈妈的看法有些不同。“厄尔，你的泽文斯卡小姐是我们的朋友。她为你做的，远远超出了情人所能做的。要是我担心她眼皮的毛病会遗传给孩子们，要是真有这种迹象，万不得已，我们可以用手术的方法加以纠正呀。”
“什么孩子啊？”我纳闷地问道。
“你有幸和泽文斯卡小姐结合后生的孩子啊！”妈妈说。
不要以为妈妈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不再担心芝加哥发生的事。别人没洞察的事，她早已心中有数；做任何计划前，她也总把各种事情考虑周全，所以，我的多拉阿姨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妈妈为我将来的设想，令我激动不已，好像那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一样。或许，我私底下确实这么设想过，但是妈妈却能读懂我没表达出的想法，并且表示了赞同。我的确喜欢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因为她的嘴唇尝起来有面包的甜味，因为她跟我做爱时会变得欣喜若狂。现在一切都不用遮遮掩掩了，妈妈了解我对温妮弗雷德的感情，而且已经帮我表达出来了，我只要告诉我那位年轻的姑娘，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那时我觉得她来我们这儿没什么不妥，尤其是她已经打算自己支付来这儿的费用。可妈妈却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厄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爱她，如果她辞掉面包房的工作，打好行李，径直奔向火车站，那么，即使再愚笨的芝加哥警察也能根据她的举动，猜出个一二来。”
当然，我不能否认妈妈说的话有道理，尽管，我认为，就算温妮弗雷德不来，警察也应该能找出我们的下落。到处都有表明我们去向的线索，它们也没有难到只有最聪明的侦探才能洞悉，比如，银行账户的转移地，邮件的去处，等等。载我们到车站的车夫也可能提供一些有关我们的线索，要不，火车站的售票员也肯定对我们印象深刻。他一两年也不可能见识到像妈妈这么与众不同、打扮入时、尊贵惹眼的女士，又怎么可能不牢牢记住我们呢？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妈妈才开始对医生的事进行表态。“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她对我说，“我打赌，他那可恶的妹妹不会在他坟前掉一滴眼泪。知道为什么吗？她曾经对我说，医生在晚年能碰到我，实在太走运了。”
“我也记得的。”我说。
“我以前把他照顾得多好啊！”
“确实是啊。”我说。
“厄尔，亲戚就像飞在油膏上的苍蝇，贪得无厌。”
妈妈并没有为这件烦心事太过伤神，这说明我们的时间比我想象得充裕的多。冬天的日子和以往一样平静，尽管我在一边观察，一边焦急地等待她把事情考虑清楚。我满足于这种等待，虽然我也看到她对班特表现得太过关切，还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进餐，俨然邀请一名邻近的农场主的派头，哪像邀请一名雇工啊。我只能隔着餐桌，坐到孩子们旁边，看着他费劲地抓着银质餐具，听他喝汤时发出难听的响声。看到他可怜巴巴地把头发梳下来，笨拙地掖塞着衬衣，我心里不由同情起他来。当无意间看到自己指甲里的污垢时，他吓得慌忙收回了手指，这举动又在我心里引起一阵怜悯。“这饭不赖啊！”他不知对谁大声嚷道。甚至连法妮在上菜时，也发出一声不满的轻哼，虽然她不懂英语，好像也能清楚地看出，班特在饭桌上显得多么格格不入。
还有些事情是我以前没注意到的。举个例子吧，小姑娘苏菲，接纳了班特，或许就像接受任何蠢动物一样，把他像宠物一样对待。但他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友谊，苏菲会把在我们家里听到的谈话向班特吐露。也许她以为如果把妈妈当作她的妈妈，就应该把那个可怜的、游手好闲的雇工变成她的爸爸，我真是搞不懂。不管怎样，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向我证明，她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作为街边流浪孤儿的身份。她那饱满的小嘴，苍白的面容，灰色的眼睛，还有那条妈妈每天早上给她梳的长辫子，让她看上去像个天使，可她却有蝙蝠一样的耳朵。她会站在二楼的楼梯间，顺着楼梯一直向下走，偷听我们在前面客厅里私底下的谈话。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的。妈妈后来也了解到，班特向他镇上的酒友散播谣言，说人人以为像淑女的多拉夫人是他的情人，以前还在芝加哥触犯过法律。
“妈妈，”我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傻瓜！我早就设想过这种人的下场，尽管我一直克制这些想法。但是，他拿了我们的工钱，还吃了我们的东西，怎么还能跑出去到处乱说呢？”
“小声点，厄尔，没什么，没什么的，”妈妈说，“但是，对我来说，你是个好儿子，我很骄傲自己一个女人家，能在你身上培养出强烈的家庭荣誉感。”看到我为她那么苦恼，她紧紧地拥抱我，“你就是我的圆桌骑士啊！”她说。但我并没有得到安慰。在我看来，外界强大的敌对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威胁力，缓慢地向我们袭来。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若无其事地像以前一样生活，假装所有的事情都进展顺利，甚至还要为妈妈在拉维勒刚刚结识的几个朋友，筹办圣诞晚会——平原上的雪把月亮映衬得分外明亮，似乎把夜晚照成了白昼，我们的客人在这皎洁的月光下驾着马车来了。他们中包括本地的银行家、商人、第一卫斯理公会教堂的牧师，以及其他的一些显贵要人和他们的夫人。一棵云杉树从明尼苏达州运到我们的客厅；客厅里到处都被蜡烛照得亮堂堂的。三个孩子也为今天的场合精心打扮了一番，他们穿梭在客人们中间，为他们端上蛋奶酒。我知道今天对于妈妈至关重要，她可以以此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社会阶层也因为她的加入而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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