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腰到情人高度-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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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也不到阳台上练琴了。
没几天，管事的老婆子上楼跟我谈话，她说往后有什么事找她们居委会，翻出翻进的影响不好。
果然没过多久，我在小区成了能飞檐走壁的奇人。每次进出，总有几双警惕的眼睛跟着我。
一天晚上，我对安说：“受不了，安。”
安说：“过两天搬走吧，我在三里屯那边找了房子。都是房客，都是年轻人。”
后来我隐约得知，小区里丢了自行车，已经有人向她打听这打听那。
我们走到院子门边，我停下来问若地：“还想喝酒吗？”
他眼睛贼亮贼亮的望了望安。
“只喝酒不胡闹？”
“行。”
得到安的许可，若地飞快地转身飞快地向小卖部跑去。
“你等着，店主认得我。她会给最优质的二锅头。”安说着，松开我的手。没有认识安以前，我握过好几个女人的手。但从来没有一双手给我留下如此患难的印象。有一天安问我，我说我真正爱上她是她松开手离开我去买酒的那天晚上，她不相信。
三里屯的房子明显要小气得多。
一居室，墙体十分薄。
除了一张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的老木桌和两把瘸腿的椅子，别的家私没有。
上一个房客留下浓浓的烟味，仿佛它们留下来就为了伏击我似的，弄得我很不舒服。
安倒是豁达。她说：“房子就是房子，要别的做什么？在北京哪一幢高楼的地下室里没睡满人？”
第二天安去上班，我贱卖了所有的画，到旧货市场运来垫子上已睡出人形的席梦思，脱了几块漆的梳妆柜，可以撑开，可以折叠的沙发，一个价格贵得离谱但却十分耐看的花瓶。
房东是第一批先富起来的影碟商，他住在王府井，每月十五号之前存房租到他的招商卡上就行。
买房成家之前，我决心踏踏实实地在三里屯住下去。贝多芬在维也纳一生搬了八十多次家，他不累我累。想起来头皮都酥了。
然而，邻居打破了我的心愿。
安说得没错，都是房客，都是年轻人，可是左边住的两个女孩，她们和我一样过的也是颠倒黑白的生活。白天关门闭户睡得死人一样，晚上两三点钟回来，新的一天开始了，哗啦啦放水冲澡的，尖声尖气唱轻佻歌曲的，抱着电话到过道上发嗲的——别说画画，就是那本讲动物庄园里，猪怎样飞黄腾达，母鸡怎么不幸的小说我也看不进去。
最要命的是，那个满口潮州话的姑娘常常醉酒，常常敲错门。初初安还不信，总以为是她在舞台上挣扎的时候我勾搭上了人家。那个吧女，你在三里屯见过。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右边的大房间住了两对小夫妻，每天早出晚归，过的倒是正常人的日子，可是他们一旦歇下来，总有那么多吵不完的嘴，打不完的架。按我已往的风格，早就上门理论。好在我见识过那俩个黑汉打婆娘的架势，那可不是好惹的种，我这个浪得虚名的飞贼不一定镇得住。况且每天晚上临睡前，安在枕头边总要唠叨几句，时代不同了，只有你还在以好人坏人来区分社会。你这不顺眼，那看不惯的，小心哪天起床，头不在了都不晓得是哪回事。
“真要那样我是不为你守寡的。”每次她总是这样血淋淋地下结论。
一个月的光阴，我连一幅作品也构思不出。每天除了昏吃，就是乱睡。关奇从老家来，我和他跑了几家中介公司，安月底发工资，我就拖着我的花瓶我的梳妆柜投奔旗人。
看见我们带来的一大堆零食和酒，小波，你没见过小波，他移民去加拿大了。小波一骨碌从沙发上弹起保养得好好的身子。他的女朋友慌忙抓了件外衣给他披上。女孩叫翼子，济南人，据说是大户人家出生。美院毕业从事装置艺术。她最大的愿望是把长城像克里斯托包裹巴黎新桥一样包装起来。前些天在深圳搞了个被农村人议论纷纷的“都市喷嚏”艺展，我在电视上见过。没料到小波更前卫，连人带作品，全部带到了北京。
接过食品，边麻利地装置餐桌边说：“安打电话回来说没事没事，可是我到阳台上望好几次仍然不见你们回来。”
安和大多数在北京呆了两三年以上的人一个德性，小事上往往表现得很温和，她说：“北漂的人好几百万，除了北京，全世界你还找到哪一座城市如此宽容？是应该管管。”
我问小波，“老太婆呢？我们被接走后她发表什么高见？”
“早就关灯睡觉了，反正我一点声音也没听到。”小波打开瓶盖说，“你们一走，我生了会儿闷气，北京真不懂礼貌，就这样欢迎我大名鼎鼎的小波，坐着也是坐着，我们接了几个吻，但大气也不敢出。要是在深圳，翼子早就叫了。”
我摸了摸被蹂躏的沙发，沉着脸说：“北嘴南舌，没人对你们的口水官司感兴趣，但是你实话告诉我，就这些？”
小波在深圳混了七年之久，深圳，那可是全国率先大胆起来的地方。若地考证过，中国开放后深圳最先在大街上迎来第一对凭实力夺取接吻冠军的男女。艾滋病弟弟和伟哥先生也是在那方热土抢先登陆。沙发虽旧，但回想到主人转背的一刹那，有人在上边颠鸾倒凤云云雨雨，我还是心疼。
小波说：“后来，后来我想，人们都说，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农村不假，但怎么说来也是一国之都。想到这我就放心玩我的。你知道，我这人，每到一个城市都喜欢为自己留点纪念。再后来，再后来电话就响了，不信你问翼子。”
翼子刷地红了脸，她岔开活题说：“老太婆也真酷，就算真的吵得你神经衰弱了，也应该给我们打个招呼，动不动就叫110。”
Mark杜述说的时候，我半睁着惺忪的眼皮睡得昏昏沉沉。这一切对我而言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当我想置之不理，那种模糊的忧伤又纠缠着我，迫使我作一些毫无结果的猜想和安慰。在越南任由我胡作非为的小楼上，我规矩得一个绝版的绅士。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推心置腹的习惯。而在那间散发着安息香的小屋里，我能引经据典地解释我的行为。我承认，人生的意义取决于女人的裸露程度而不是诗人的思想程度。
我翻身坐起来对Mark杜说：
“能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女人不会是坏事。不瞒你说，过去我根本不相信你和安之间会有好结果。看来我被表面的差距蒙骗了。”
Mark杜盘着两条腿像一个打坐的和尚。
“差距是存在的，但和具体的生活无关。我离开大学的第二年，就不相信世上果有人做爱的时候用的是思想而不是身体。我说若地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就是一边读《国史大纲》一边等在酒店坐台的李唯他还不承认。”
“他现在大约睡着了，先头哭得可真是凶，我怀疑它是不是患了脑膜炎或神经衰弱之类的毛病？等天亮过后，我们送他到医院去，治疗晚了，真的会发病，我高中时有一个同学初初也只是精神稍微分裂，到后来好多医生都束手无策。昨天我回来的时候，他赤身裸体的在你床上站着。”
Mark杜正准备说什么，茶几上的电话骤然间响起来。
二恭石子说，刚刚洗完澡，她住在凯宾斯基酒店。
第十五章
在末名湖那个惨淡的黄昏，在卫生间，在后江一年四季只供应一种啤酒的酒吧，在安息香缭绕的小屋，在越南女人的夸张的呻吟声中，甚而是在Mark杜对我诉说安种种好处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着一个人，想到同她仅有的三次见面，想到她每天倚在亮马河的阳台上等待艾欣回家的情景，想到她竟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
电梯在十二楼停下，我却有点犹豫不安。我回过头去，电梯门已经悄无声息地在我身后关上。
这是我第三次到凯宾斯基酒店。最近的一次，想起来也是去年夏天了。
我在天桥上观察了她半个小时，她先后和三个陌生的男人都没有达成协议，这使得我欣喜若狂。吹着口哨，我装出很在行的样子靠近她。
“小妹上哪儿去？”
她很随意地回答：
“哪儿也不去。”
我露骨地说：
“我们边走边谈，免得别人注意。”
她顺从地听从我揽住她的腰。
我像最优秀的嫖客那样先从我的寂寞我的孤独谈起，但是她总是嫌我住得太远。
“不是钱不钱，你那边真的太远。你也得为我想想，我不可能一天只做你一个人的生意。再说，到我们屋子做最安全，你不相信。我们有专门望风的人。”
最终还是我妥协。
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还和我缠绵了一番。
“你真是个好人。”
“什么都好？”
“坏死了。”
半小时后，我揣着她给的口香糖神气活现赶到凯宾斯基酒店的大堂里。
我在大堂的沙发上坐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艾欣果然搀着二恭石子从外边进来了。
猝不及防之下见到我，她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她拐了拐二恭石子，后者迈着急促的碎步往电梯边走去。
艾欣挺着那曾经让我无能为力的胸部走到我身边。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好眼力。那个站街女，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和艾欣不相上下。自从在李唯身上找回自尊，我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在另一种体形面前，我会不会再次失去自信。这段时间我之所以对艾欣背地下所做的事睁只眼闭只眼，那是我的确心中没底。我深信，我的软弱无力是迫使艾欣远离我的原因。我们各自有可圈可点的过去，我们都有健康地生活过的证据。现在，我已经从那无边的深渊中走上岸来，那个骨瘦如柴的二恭石子所能给予的，自然不能与我这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相提并论。艾欣之所以走到如此荒唐的地步，不外乎是一个对男人失望后的病笃乱投医罢了。由于性生活的因素使得不少夫妻忍痛分手的例子，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听人说。伟哥在全球的热卖，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日子，我已经看到一个没有性生活滋补的女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同时，我也受够了这种由于身体无能而导致灵魂受辱的生活。我快活地拉着艾欣的手说：
“我打你的电话你老是不接。我们回家吧。”
回家吧，回家。
艾欣难看的脸色缓和下来，她说：“回什么家？”
我喜滋滋地说：“我身上的病好了。”
她摸了摸我的额头。
“你真的病了，额头这么烫。”
后来我反复检阅过自己，我始终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走廊上的灯光柔和极了，很像家里的床头灯。一个清洁工在猩红的地毯上小心地使用着吸尘器。
回国的班机上，我身边正巧坐了一个日本男人。我用蹩脚的日语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横须贺。
他祝福我。
我从酒吧里追出去。整个越南的南方都在狂风暴雨中。我抱住艾欣。
“艾欣，有一天你又老又丑，但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艾欣。二恭石子学习一结束她就要回到日本。”
她贴我贴得那么近，以至我分辨得出哪一行是眼泪，哪一行是雨水。
同性恋者是最为优秀的阶层。
人人者是行为艺术家。
不，一切性变态都是退化的象征。他们弱化人性。
让鸟回到恐龙，染色体回到细胞，工业回到农业。女人回到女人。
她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研究傩戏是假，毁坏我的幸福是真。
不过，这个世界上，我们曾经被同一个女人温暖过。
我推开门进去的时候，二恭石子在窗子边坐着。
她让我坐在另一张空着的椅子上。
“Mark杜在睡觉。”
“刚才他打电话，他明天早上过来。你昨天到北京？”
“是的，季风刮了整整一个早上，飞机一直不敢起飞，你不是很累吧？”
“不累，那天我在横须贺父母家里，回东京的渡轮上花了不少时间，船在内海上总是很慢。您吃夜宵吗？”
“我不饿。不过你想吃我陪你去。我记得店里有日本料理。”
“在北京我从不吃日本菜。我随便在柜子里找点吃的算了。”
二恭石子说着，猫腰拉开食品柜。同我说话的时候，她一直低着眼睛。每一句话都说得极有分寸。
看见她从柜子里取出两听啤酒和一袋早茶饼干，我说情不自禁地说：“这样会伤胃。”
“我的先生也这样告诫我，可是我已经习惯了。”
“你的先生？”
“上个月我在东京结婚了。他见过艾欣。”
没等回到椅子边，她忽然站着哭了起来。啤酒在她的手上拿着。
她抽抽噎噎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恨我。”
我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
“你误会了我，二恭石子。”
我打开手提包，取出骨灰盒送到她面前。
“听说你要来，我把它一直带在身边。”
她抱过骨灰盒，用袖子抹去掉在上边的眼泪。她想止住哭，但无济于事。她像瞎子一样闭着眼睛，陷入一种无力自拔的悲哀中。
她长着一对轮廓分明的耳朵。我在绯红色的灯影下捻着艾欣耳垂上的那个黑痣，她说，耳朵除了听觉之外，还管身体的平衡。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耳朵真稀奇。
她很瘦；瘦到晃眼一看，女人应该有的她都没有。
我一刻不闲地玩着手上的火柴棍。酒店里常常把火柴棍做得又粗又长。我离开北京那天晚上在宾馆里划完了一盒火柴。最后一根火柴燃完。竟然一共花了一个小时零七分钟。我把烧过的火柴棍装进盒子里，然后打电话退房，坐的士到首都机场。空姐认出我，使我无端觉得狼狈。
半年前回国的航班上，艾欣两次向她讨口香糖。
她掩着面说：“我知道你恨我，可是我——”
“你误会了我，二恭石子。真的你误会了我。”
“我结婚以后，她给我打个两次电话。一次是说东京画展的事，一次是她说她要去越南找你。
“我结婚她很平静。你知道，她一直有漠视的淑德。
“你并不是家大业大的人家。我是后来听说你对母亲撒谎才凑到那笔钱。
“你们开庭那天我和她刚刚从电视台那边赶过来。那个男人说他在司法界有很多说得上话的朋友。而且他有很多钱，他的公司每年捐出去的都不止三十万，但是艾欣没有答应她提出的条件。你见过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