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帐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页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1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十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OO至二O一）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五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页十七）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六九）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人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六月四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七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七月十五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八月九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四）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单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座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页二三七）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2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八）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二十七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两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内的广州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所激发的全国性反帝爱国情操，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形成风潮，莫之能御。诚如鲍罗廷所说：“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页二二二）而此浩浩荡荡的风潮成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又借此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宣传。北伐军无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推进的。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无论是人力与物力两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鲍罗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师，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国军事顾问在身边。至于俄援军火枪炮到底有多少，尚无确实数据。但李宗仁记得，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告诉他，“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二O）今从俄国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曾用之于江西战场，并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预算，美金二百六十万元。（见Wibur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781）从此蛛丝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即使有民气可用，北伐亦难有成效。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公开大肆反共清党之余，民气（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与俄援（特别是俄国顾问）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1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就战略形势而言，应该趁第七、八、四三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与已接受俄援的冯玉祥部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
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就是倾向这种战略，但是蒋本人早已决定回兵江西。因为他虽是总司令，然而除了直属于他的第一军，其他各军军长都是在他名义下的诸侯，他雅不愿让李宗仁、唐生智等诸侯功成名就。他于李、唐等军逼近武昌时，就在日记中写道：“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对于唐生智的“盛气”，尤感“奇辱”。此外，他回兵江西显然着眼于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他的发源地。他后来在南京重建自己的政权，绝非偶然。
江西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五省，原属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统辖范围，犹同联省自治，以“保境安民”为口号，显示此五省百姓不愿被卷入战祸。所以早在一九二五年底，孙即派人赴粤修好，希望互不侵犯。蒋介石则要孙“顺应革命潮流”，然后可以承认孙为五省总司令。此时北伐军针对吴佩孚，自无与孙启衅之理，实欲各个击破。当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军已经入湘，孙仍然拒绝吴佩孚的请援，坚持中立，五省绅商更呼号和平。即使北伐军进入江西省境，孙仍派代表项子和至粤，“称不愿作战，表示诚意”，谭延辏е陆芩玖詈峒埃暗艿雀嬉晕揖永次薜兴镏猓〗飨嫡铰孕枰钦嫉嘏蹋酶涌刹辉俳！保ㄖ泄诙返蛋腹菰”炯钐焓堆扒罄返拿盏住罚乘陌艘唬┘热≈炙怠胺钦嫉嘏獭保豢尚牛俊暗酶涌刹辉俳保豢尚牛锎甲匀灰鍪υ印Ｊ率瞪希嚎谖聪率保槭拖胩崆敖∧喜垂缓嚎谡骄旨榷ǎ炔患按鬃匀敫又富幼髡健Ｋ诰旁率湃粘醯纸髌枷缡保次懦糖甭适τ氤悄诠と搜镉Γ痪俟ハ履喜笙补艿狡枷缁队嵘希门ㄖ氐哪ǹ谝舴⒈硌菟担床蛔灾噶恕肮戮钊搿钡谋掖蠹桑坏绞∪眨捅凰锎嫉牡巳缱敛扛铣瞿喜恰Ｗ钤愀獾氖墙芩玖钪笔舻牡谝痪醢亓渌实谝皇θΩ裁弧Ｍ醪洳皇潜鹑耍私仔牛破揖Ｒ豢旒慈谓淌诓恐魅危芾硌涤耸蔽谝痪ぃ适θ敫樱勾蟀芸魇洌鲆陨砻狻Ｍ醢亓渌看蠖际腔破已＠钭谌试担骸盎破揖Ｃ科谘盗肥奔洳还拢导噬现皇且恍┚拷逃嗑俳逃嗖钌性叮蝗芨锩缙难眨挠谐锌勺髡健！保ā独钭谌驶匾渎肌罚扯黄撸┤欢咏髡匠∩峡蠢矗獾愠济挥辛耍医デ鞲匀换岵豢耙换鳌！ �
蒋介石于九月二十日南昌溃败后，至高安亲自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改道南下，击溃孙军谢鸿勋部，为北伐军入赣后的首次大胜，随即于十月三日攻占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占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并亲自督师清江。十月十日第四军攻克武昌，士气大振，蒋介石更亲至南昌城外，不听参谋长白崇禧的劝告，急图强攻，不顾敌军深构高垒之坚以及己军背临赣江之危，显然是求胜心切，无奈敌方敢死队趁月黑风高，从城下水闸破关而出，令想攻城的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首当其冲，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握住参谋长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幸而小诸葛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浮桥，残军始得撤至西岸。
蒋介石亲自指挥攻打南昌，又遭此大败，自谓“终夜奔走，未遑宁息”（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日记），于十三日撤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