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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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为形势大好，遂于八月间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一切议案由蒋独裁，毋须讨论，举手通过，故又称之为“编遣实施会议”。蒋固然是得遂夙愿，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标果然就是强干弱枝，尽量压缩地方武力，反而扩充自己的中央武力。“当高唱编遣之时，蚌埠上下竟满布招兵旗帜，并先将教导团改为教导师，此种办法是唯恐自己势力不大、唯恐别人不能消灭，完全不顾念人民的负担，也不计及部队素质的良否”（《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四十七），自然引起大小军头的疑惧和不安。依冯玉祥看来，“日本小国、苏俄大国，都有军区制。我国现欲集权一身，连军长都裁去，此全是自毁办法”（同书，页三十七、四十），认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倒蒋之志益坚。
第二次编遣会议于八月六日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日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交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十月十日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样日记》第三册，页五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至六十九）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中原大战谁之过 3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十月二十八 日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枪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十一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予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八十一）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十六日，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攒，纵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页九十一、九十四至九十五）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十二月二十日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页九十七至九十九）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一九三O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唇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日甚。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党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党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党的唯一出路。以汪精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三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精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页二十五至二十九）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党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九月十七日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十月上旬，汪自法返国，十一月十七日，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十二月二日，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五日，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
阎于一九三O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将领表达了反蒋意图，自二月上旬起，针锋相对的电报战日见升高。阎于二月十日发表有名的蒸电，指出南京国府蒋主席一再自称“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尔后功成身退”，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变乱迭陈，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在这种情况之下，实不宜再以兵戎相见，自相残伤。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本党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因此阎以“整个的党、统一之国”，与蒋互勉，要求相互“礼让为国”，两人“共息仔肩”。阎锡山特别要表明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为党国利益计，他愿自己与蒋一起下野。但是蒋介石回电认为他之所为，乃“革命救国”的“义务”，而非“权利”。辩说“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他要阎“万不可肥豚唱高，轻卸救国重任”，他自己当然不会“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阎于十三日再驰电蒋介石，重申共同下野之意，并警告不要轻易动武排斥异己，有谓“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蒋得此电，赫然震怒，欲即下令挞伐。然而汪精卫于二月十八日电阎，盛赞蒸电所说“整个的党，统一之国”，认为是“至要之图，得公主持，深慰海内云霓之望”，亟力鼓励“坚持正义，不避劳怨”，联合各派，进行反蒋，以“共底于成”。（汪致阎电见一九三O年三月十日《革命日报》，蒋阎电文载日本东洋文库藏《民国政治史资料》）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等亦于二十日联名通电，主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翌日，蒋电阎仍认为，要他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然二十三日，阎、冯、李等四十五人在太原发出通电，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也自港通电，赞成总投票，并谓若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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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蒋、阎电报战，促成浩浩荡荡的反蒋联合阵线。三月间，国民党改组派上海总部便搬到北平，同时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人马也纷纷派员到平津活动，与阎、冯连成一体。三月九日冯玉祥由山西回到潼关与旧部会合。（见《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一三八）临行之际，阎送冯现款五十万元、花筒手提机枪二百架、面粉二千袋，以表歉意与诚意。十四、十五两日，前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先后通电全国，数蒋十大罪状，要蒋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由阎锡山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副之。四月一日阎宣誓就职，通电揭蒋罪行，指蒋变党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是以不得不“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党救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这一次激起了大公愤，反蒋联合阵线汇聚了七十万大军。蒋介石则于四月五日以南京政府名义，下令通缉阎锡山，显然想要把矛头集中在阎一人身上，并指示吴稚晖致电冯玉祥，意图离间，反被冯抓住机会，大骂吴稚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吴稚晖应是国民党人中被骂老贼的第一人。蒋遂于五月一日发布讨伐阎、冯誓师词，发动文宣攻势（原电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二卷，页三O九至三一O），编印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数阎十一大罪，指冯“啸聚潼关、进犯郑洛”等等。蒋本人也于五月八日渡江北上，坐镇徐州，亲自指挥五六十万人，发动大战，并向其部下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杀伤极为残酷的中原大战，于焉揭幕。
此役称之为中原大战，因主要战场在陇海铁路这一横线，以及平津铁路与平汉铁路二条纵线之间，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以及两湖等中原省份，双方兵力加起来约一百五十万人，毫无疑问是民国以来第一大战。前国民党第二、三、四集团军，分别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领导下，动员全军，决心与蒋介石做破釜沉舟的搏斗，一开始就战况激烈，而又呈胶着状态。打到七月，反蒋联军略占优势，蒋军精锐损失惨重，蒋在河南归德几乎被郑大章的骑兵所俘。（参阅周佛海《往矣集》）但到八月里，蒋军又较占优势，集精锐于津浦，展开反攻。显然，蒋介石的炮弹后面有更多的银弹，美国借款以及江南财富之地可供他购买最新型德国大炮以及新式飞机，以及用金钱来论功行赏，甚至还此可把“银弹”化作“肉弹”。蒋曾命令沿陇海线办起战地俱乐部，用车厢“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用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以瓦解敌人斗志。（参阅宋平《蒋介石生平》，页二七一）不过使蒋介石赢得这场大战的决定性力量，却是来自张学良的东北军。张于九月十八日通电拥护中央，进兵关内，不仅使中原大战的交战团体失去平衡，而且使反蒋联军腹背受敌，注定阎、冯以及反蒋联盟之失败。张学良拥蒋，并不是择乔木而栖，而是蒋方派去的代表吴铁城、萧同兹的“外交手腕”，远胜于阎、冯派去的薛笃弼与贾景德。（参阅《张学良进关秘录》）具有讽刺性的是，一年多前，国民党的四个集团军把东北军赶出关外，而今蒋介石却引进东北军来击溃其他三个集团军！完全是权术运用，主义与信仰都是假的。
国民党内各派倒蒋如此踊跃，反蒋联合阵线如此强大，而终不免于失败。军事方面的失败，已如上述。在党务方面，汪精卫早于一九三O年三月二十四日就促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当阎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之日，汪系人物陈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筹商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团结各派重组国民政府。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虽在反蒋上同仇敌忾，但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上，犹如水火，经过多月舌战，才于一九三O年七月十三日获致共识，始与阎、冯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共同在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发布由汪起草的《党务联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说是对蒋掌握最高权力以来的清算，很可以借此了解何以蒋介石成为党怨所集的众矢之的，复由才子汪精卫执笔，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说：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惟不怍，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根据总理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惟共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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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惟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 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