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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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陷后，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指出“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五卷，页十三至十四），因为津浦与道清两条铁路乃武汉三镇的屏障，保卫武汉屏障的责任则落在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身上。日军在鲁南之师，于三月十日南下，孤军深入，在台儿庄被中国以大兵团包围，至少歼敌一万二千余人（据日方估计），颇能振奋人心，只是兵力虽多，乘胜攻击仍感乏力，应歼而未能尽歼深入的日军，更不能扩大战果，改变战局。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得台儿庄捷报之后，于一个月内再调二十万人，总共六十万人，要与增援的三十万日军，在徐州“一决雌雄”，也就是要做决定性的阵地战，忘了几个月前在开封所定机动迂回包抄歼敌的战术，也忘了华北平原有利敌人机械化部队之攻势，更未觉察反而有被敌歼灭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认识到“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不能不自量力与敌做“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遂于五月初旬自徐州主动撤退，五月十九日完全放弃徐州。蒋介石以十五万精锐之师不能歼灭二万被围之敌，更由于徐州失守，令敌侵入豫东平原，自谓“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见蒋致程潜函，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但他责备多数将领“畏缩不前”、“指挥无方”（见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手令，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挥全局的最高统帅。
蒋介石于五月二十五日从郑州返回武汉，因怕日军自津浦路西进，又怕日军占据郑州后，可能由陇海路西进以及平汉路南下攻掠武汉，居然听从第一战区司令部里两个参谋的建议，批准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以阻敌于豫东。蒋“以洪水掩挡敌军”的命令，交第一战区核办，原件尚存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六月七日，炸毁黄河铁桥，两天之后即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炮轰决口，宽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华北平原的浩劫：淹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损失财产按当时银价折算约九亿五千三百万元，死人近百万，生还的六百余万人在汪洋泽国中挣扎，损坏耕地一千七百余万亩，并形成后患无穷的黄泛区。付出如此惨痛代价，并未能阻挡敌人夺取武汉。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高统帅！
然而五十年代何应钦刊印，“荷蒙总统蒋公核定”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竟想一手遮天，掩盖历史真相。书中记一九三八年《陇海路沿线之作战》一段中有谓：
六月五日我放弃开封，敌分攻中牟尉氏，该两地亦于六日失守，随即进扰新郑，七日敌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
这段话最令我们注意的，是“敌轰炸黄河堤”，说由于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防，所以“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乍看起来，这话没什么不妥，细想一下，就破绽见矣。想想看，本来中国军队是一路败退的，突然间，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河水泛滥之下，敌我双方“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这无疑是说，河水泛滥，把敌方攻势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水泛滥是敌机炸堤的结果，敌机为什么要炸堤跟自己过不去呢？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3
《八年抗战之经过》这段话，事实上，是道道地地的谎话，黄河堤被炸，没有错，错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是蒋介石下命令干的一桩大惨事！（蒋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致程潜电，命令“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这一惨事，最早落墨于传记书刊者，倒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书中明言：“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的敌人。”（页二九三）但是董显光口口声声都是敌方的损失，却绝口不提我方的损失，这种宣传，固然用心良苦，却也技术奇劣。因为河水是没有眼睛的，岂能只淹日本人，不淹中国人哉？到了《蒋总统秘录》时代，国民党的宣传有所兼顾了。《蒋总统秘录》在“日军溯长江进攻”一节下，虽然在宣传上对敌我损失都有所兼顾，但是，“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页一四四）寥寥数语，还是轻描淡写了的。到底中国“民众生活”受了多少“影响”？蒋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损失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期的损失以一九三八年为主，后期的损失以一九四三年为主。前期一九三八年的炸堤，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土地，尽成泽国。其中十一个城市遭到水淹，农田和作物多被冲毁，四千个乡村全被淹没，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淹死的人数接近一百万；后期一九四三年的损失，是一九三八年的后遗症。由于河水冲毁了农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败，终于引来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饥荒，大饥荒的人命损失在五百万至一千万间。报道这大饥荒的，首先见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报》。《大公报》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灾情真相》的报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看重庆”是看重庆国民党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万贫苦老百姓的饿死骨。照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国《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所刊载的估计，一九三八年淹死的中国百姓有一百万，日军只有几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大饥荒中国百姓死了一千万！——一颗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也不过十万人，蒋介石杀自己同胞，这一次就是一百颗原子弹！
据孟绝子《国民党放水成性》（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万岁评论丛书》第九期）的综合论述：《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论刊出后，国民党不但不赶快设法救灾，反而恼羞成怒，悍然下令罚《大公报》停刊三天。然而国民党办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所写在内部传阅的密件里却说“河南的情况甚至比《大公报》所说的还要坏”。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大公报》被处罚停刊三天之后，隔了将近两个月，美国的《时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饥荒的新闻和评论，描述河南的灾情，评论国民党是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时代周刊》的报道和论述不是取材于《大公报》的新闻和社论，而是该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亲自到河南省灾区去实地观察采访之后写成的文章。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刊出后，举世为之震惊。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蒋宋美龄女士看了竟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要他马上把造谣生事的记者白修德开除掉。亨利鲁斯断然拒绝。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美国名记者兼名政论家白修德的新著In Search of History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成为畅销书。在该书问世之前的一个多月，在七月三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绍了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正是当年惨绝人寰而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的灾情。那一期《时代周刊》的介绍，除了文字，还有照片。有两张照片是并排在一起的。一张相片中是一个愁眉苦脸悲伤欲 绝的饥饿妇女坐在地上看着身前正在饿死边缘的小儿子。另一张相片上是蒋介石身穿军装坐在办公室里，专心看着双手拿着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署名蒋中正著的《中国之命运》。这两张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字，意思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之一，已有五百万人死去……”那一期《时代周刊》中这篇摘要介绍一共有十几页。这本周刊进入台湾后，这十几页全被国民党动手脚弄掉了。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4
盂绝子又综合论述：那一次水灾破坏了河南灾区土地的生态，影响了后来的农作收成，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没有下雨，冬天下了雪，农作没有收成而天气又冷，饥寒交迫之下，开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没有雨，国民党就应该知道那个地区的农作物全部没有收成，进一步也就应该知道有人会饿死。这时候如果国民党下令把隔壁陕西境内仓库中丰富的存粮拨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饿死人的灾难也就不会如此严重了。结果，最应该做的，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偏偏全做了。一九四二年，驻在河南的军队向重庆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当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粮”，所谓“就地征粮”就是要军队在驻地自己设法弄军粮。在这一道指示命令下，军队变成了“合法的土匪，有执照的强盗”。他们纷纷到老百姓家搜劫粮食，他们不是搜劫到他们够吃的为止，他们是尽量收集。之后，各级指挥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卖到黑市市场中去。卖到后来，士兵只能吃到九成饱、八成饱、七成饱。拖到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生日那天，为了表达“蒋委员长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灾区农民一九四二年的田赋。不幸，这个“德意”宣布得太迟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经把一九四二年农民的田赋收过了。在“就地征粮”之后，为了缴田赋，小农小户或变卖家产、或变卖用具、或变卖儿女。天气转凉之后，饥饿也开始了。天气愈冷，灾情愈惨。在饥寒刚刚开始后，远处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纷纷到灾区来廉价“收购”女孩。大地主们则乘机廉价大量收购农地。通常一块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麦的地，这时候投机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麦就买到手了。后来，那些家人死光了的无主农地，在官商勾结下，由大地主和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还没有饿死的人还在抢着吃草根、啃树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来煮熟了吃。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农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荡，专吃人的尸体。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就会如同一个晴天霹雳。令白修德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如怨如恨如诉的低泣！
《蒋总统传》说炸堤的效果延缓了汉口被占领的时间“三个月以上”；《蒋总统秘录》又说延缓的时间是“半年”，可见各说各话，真相堪疑。石觉在《石觉先生访问纪录》中论“黄河决堤”，说：
徐州会战后，敌寇囊括津浦全线，并侵入豫东，趁我徐州突围后措手不及，企图沿陇海路西犯，占据平汉路中段。而当时抗战心脏之武汉，情势岌岌可危，军事当局为破坏敌寇计划，迟滞敌军行动，争取所需之准备时间，乃于中牟县之花园口附近决黄河堤，使河水泛滥豫东，阻止敌寇之进迫，虽付出重大代价，然安定华中要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亦属值得。（页一一九至一二○）
令人费解的是，“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在开战之前那么多年干的是什么？为什么独独要紧迫到这种程度——到连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为什么这三个月要自己人民付这么惨痛的代价？这叫“亦属值得”吗？何况，这么惨痛的代价，对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缓，究有多少，亦颇可疑。在攻势上，日军很快地便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军”重行改编，并将由“北支那方面军”抽调而来的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中将所属三个师取道陆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所属四个师及一个支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溯江仰攻，两路进军，不久就拿下武汉，可见这种战略，划得来划不来，固大有可议也！
在当时作战的敌方阵营里，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陆军通译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乡河村部队司令部，给司令官河村中将做翻译。一九四O年川村成功回复中国国籍，改名陈文忠，后来做到政大日语教授，因为他是李敖难友韦正中太太陈丽德的父亲，一天他们齐来夜谈。据陈文忠说，当时他半夜醒来，发现水深及膝，才知道黄河决了堤。李敖问他日本人有没有想到中国人会炸堤，他说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断，要淹死日军三个师，中国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万，蒋介石不会这样残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断错了，蒋介石的残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5
蒋介石虽然残忍炸堤，若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姑算一说。但是即使是放水作业，也都没有“从容准备”，而是乱来的。
蒋介石放水作业因为见不得人，所以一直赖在日本人头上，说水是日军放的。因为是扯谎，说法未尽统一。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说堤是日本飞机轰炸开的；《中华年鉴》（一九四八年九月南京中华年鉴社版）却说是日本大炮轰击开的；赖不在日本人头上时，甚至说是“大雨滂沱”后河堤自己裂开的（国民党党史会编《中华民国史话》中说法）……其实都是造谣。当时奉蒋介石命炸堤的是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转命上校参谋处长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台湾后，一开始不敢公布经过，后来因为《蒋总统传》出版，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张其昀监修《战史论集》里，由当年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刘叔琬出面，发表《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决口经过纪实》；六年后，魏汝霖再将此文以自己名义，改题《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战史会刊》第十四期发表。文中记录没有“从容准备”的放水作业甚详。《复兴关怀念集》（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学会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叙》中说：
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泛滥，阻止日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时值季春，正当枯水时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郑州北之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母”，信不虚也。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页一一○至一一一）
其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说法，早已被“水”没矣，当然魏汝霖不肯面对这种真相，所以他在《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中，还来了三段“揭穿中共歪曲说法”的“检讨”：
一、黄河决口成功，造成广漠无比之大泛滥，宽约数十里，水深仅数尺。尤以决口初期，水行极缓，开封南北，全为沙地。故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铁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耕地之破坏，村落房屋之湮没，当所难免。当年全国人民都有焦土抗战之决心，只要能阻止敌军，有利抗战，任何牺牲，绝无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