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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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蒋介石的重要性，只是在“策动”、在提出计划而已。可是，细看他所拟定的计划书原文，却发现肇和起义的实行，和计划书根本南辕北辙。计划书中明明有这样的结论：
昨日计划以海军为根据地，再三思虑，终非完全之策。以后海军戒严，及敌军注意防备海军以前比较，不啻数倍已也。且黄浦戒严，其两岸行动不胜其难；况运动水上警察，亦非数日间可以见效也。吾军若注全力于海军，其事甚难，其效非易。为今之计，不如舍此而他图，或不偏重海军而与陆军并重，或先图陆军而以海军为从也。兹以各计划缮述如下：
海军不能防护制造局不过壮制造局之声势而已，而其所持者陆上炮队也，防御工亭也。吾军所缺者，炮队也。以无炮队故不能破坏其防御工亭，即不能陷落其制造局之要塞也。若有炮台为之根据，则制造局无不下之理，而海军亦所壮其威也。惟制造局附近炮队营野炮无几，且敌军防备严重，而地势又在敌军包围之中，即或占领，亦难久持，况无步兵为之掩护，必易为敌军所扑灭也。鄙意以为占领其沪上附近各炮队三分之二，即占领其驻扎炮队地点二处，虽无海军为之补助，亦必可以横行淞沪也……
但是事实上呢？肇和起义却明明是从先拿海军着手。可见《蒋总统秘录》所说，“计划为陈其美所采纳。在后来被称为‘肇和起义’的一页史迹，就是依据这个计划进行”的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述及“战役真相及失败情形”，两次提到蒋介石，但都排名在吴忠信、杨沧白之后，并且完全没提肇和起义是照蒋介石计划执行的。
邵元冲又透露，肇和起义真正的元勋是杨虎。他说杨虎才是真正上第一线、攻下肇和军舰的人。最后因为其他原因配合不上，“杨君知已无可为，不得已易装泅水而遁。”杨虎在肇和起义后，一九一八年在孙中山手下做大本营参军，后来任湖北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又做孙中山总统府参军。这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到军舰上，杨虎一直是护卫者。孙中山由楚豫舰上转到永丰舰是六月二十三日，直到二十九日，蒋介石才到。
杨虎在无情的政坛上出局，竟因而在历史上也出了局，真不可说也，必须要还其历史上的原位。肇和起义的真相是：杨虎是主角，蒋介石只是配角。
一九一六年四月，蒋介石又协助杨虎攻打江阴要塞。《蒋总统秘录》第四册有《总统领导袭取江阴要塞》一节，写“以江苏省为活动重点的中华革命党，在陈其美指挥之下，正争取着发难的机会”。“被列为第一目标的，是在距离上海西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江阴要塞’。江阴居于长江东流入海、江面陡然宽阔的地理位置：将雄踞在那里的要塞夺取过来，是扼死袁世凯海军活动的战略。”《秘录》所引乃根据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营第二期学员的演讲——“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其中说袭取江阴要塞之役，袭到最后，同志“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个人在江阴炮台上”，此一说法，跟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所记不合，亦与杨虎在《肇和兵舰起义事纪》一文所述有异。杨虎明言与蒋介石一道儿离开江阴要塞，并且于离开前还救了蒋介石一命。杨虎在文章最后，殷殷以人当以“义气热情”、“宁稍重感情”为期许，似乎是别有深意的。他说革命党在成功后，“投机分子，力思羼入”，显然是有感而发的。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拜老头子炒股票 1
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的六月六日去世，孙中山及其党众已无袁可反，但政权仍在北洋手中。中华革命党停止了军事行动，孙中山虽公开声明“恢复约法，尊重国会”，但政治大局上却插不上手，北洋掌实权者根本不理他。在这种局面下，他的党羽蒋介石再次来到上海滩，感到在政治上殊乏出路，决定另谋生计了。
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的六年中，蒋介石一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并且时有来往。在大哥陈其美被袁世凯干掉后，蒋介石虽已直接投靠孙中山，但孙中山本人无所施展，一时之间，亦难有作为。
要在上海滩混，不能不结交头号闻人黄金荣，黄以法租界巡捕，包揽鸦片销售，成为黑社会的头子，杜月笙即出其门下。自民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年间，正是黄金荣的黄金时代，据黄氏管家程锡文的回忆，蒋介石风闻这位大亨的势力，曾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亦就是投了门生帖子。蒋介石北伐后，以总司令身份回到上海，黄金荣虽退还了门生帖子，但蒋仍亲自登门拜访，以示尊礼，黄亦为蒋军提供十万元慰荣金。到一九四七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在军书旁午之际，于农历十一月初五亲自到黄家花园拜寿，还磕了头，黄金荣急忙起立搀扶。（据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回忆》）足见黄蒋师徒关系，绝非虚传，不惜以国君之尊，履行江湖规矩。
孙中山搞革命，知道没钱不行，他很早就把念头动到开号子、炒股票上面，这一眼光，确比傻乎乎其他革命狂或北洋军阀高杆。杨荫溥在《中国交易所论》第一编《交易所总论》中就指出：“我国之证券交易法，颁布于民国三年。……民国五年冬，虞洽卿与孙前总理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因有组织上海交易所之动议。拟具章程及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而当时部批，仅准证券一项，因未举办。”由此可见，开号子、炒股票，孙中山于此道乃是先知先觉……只是他时运不济，申请经营的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五种项目，被北洋政府只准了证券一项而已。
照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一文的说法，孙中山想开号子、炒股票，“筹措革命经费”，乃是“采纳了日本某政党的建议”而来，这是一九一六年的事。魏伯桢回忆：
过了一年半载，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乃利用前案，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以后，即着手进行。首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其次是拉拢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为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这是一九二O年七月的事。
魏伯桢又回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当年交易所的理事之一魏伯桢只知道经纪人是陈果夫和陈果夫的老板蒋介石，却不晓得其中内幕。陈果夫曾写了一篇《商业场中》，死后收入《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册，文中泄底如下：
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此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
可见幕后老板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
开号子、炒股票，资金哪儿来的？据魏伯桢透露，是“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而来，戴季陶是蒋纬国的真爸爸、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们炒作的外援，原来秘密来自日本！
比较起来，“张荣发模式”其实早就被“戴季陶（蒋介石）模式”着其先鞭了，勾结日本人赚中国人钱，张荣发又算老几呢？
魏伯桢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共谋生财之道”，当时这群人中，以张静江最有钱，他因贩卖中国古董致富，在上海滩的外国人都知道此一诡计多端的商人，称之为“古董张”（Curio Chang）。日本人石丸藤太在《蒋介石评传》中，述及此一时期“一时被同志认为潦倒的蒋氏，竟在投机事业上成功，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说得并不正确。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拜老头子炒股票 2
所谓潦倒，自指袁世凯死后，大小革命党人百般无聊与无奈，经济上也十分拮据，蒋介石并不例外而已。所谓投机事业，乃指由于无聊与无奈，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组织“协进社”的秘密社团来牟利。戴季陶的家里原本经商，自小就耳濡目染，亦颇有贱买贵卖的取巧手腕，一入交易所，颇能左右逢源。蒋介石本是盐商之子，也有家传，但此时并无本钱，在交易所里担任经纪人，牌号“恒泰号”，资本三万五千元，每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由张静江代他认四股。蒋介石很感激，在信中说：“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自反录》第一集第三卷）
以张静江的狡猾、戴季陶的慧黠，加上蒋介石潜在的赌性，三人联手，在投机的股票市场上，大发利市。据魏伯桢回忆，“协进社”开始时，股票仅值三十元左右，然而到一九二O年的春天，每股涨到五十多元，到同年底，再涨到一百二十元。协进社拥有的三万股，张、戴、蒋三人将一万五千股分给其他重要社员，其余一半再卖到市场，另将日商押款七万股赎出，并卖掉三万股。最后每股市价涨到一百二十元，三人的股票一共值四百八十万元，发了大财。
投机生意发得快，大家趋之若鹜，交易所相率而起，如雨后春笋，及至一九二一年夏秋之际，竟有一百四十余家之多，市场既已失控，益之以买空卖空，酿成一九二一年的大风潮，各交易所遂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宣布停市。蒋介石他们自亦无以幸免，从大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陈果夫回忆这段号子生涯，“好比一场春梦”：
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至于开号子开到春梦一场，显然因过分贪心、经营不当之故。据《虞洽卿事略》（收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件选辑》第三十二期）所述：
一九一八年，虞洽卿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九二O年二月开业。虞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参加，当经纪人，设恒泰经纪号。交易所本身只居中间人地位，不论买方卖方，都得向交易所缴付佣金，不负担任何风险。孙中山当时因革命经费十分困难，令戴季陶等参加交易所工作，原望以交易所营业所得的一部分，接济东南的国民党人，做活动经费。当时交易所每月支付他们一两万元，倒是尚能如期支付。但后因国民党人想立致巨富，经纪人自己也下手投机，结果失败了，负债二百四十万元，只得放弃了。蒋介石因与虞洽卿是宁波同乡，开始也在交易所做事，这时也负了债，得虞洽卿之助，还清了债务，赴粤投奔孙中山。
陆丹林在《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一文中指出：
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之一，张、蒋等人也不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的股东（或者恒泰号的股东中也有些人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监事等，但是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之流，则只是恒泰号的股东）。他们所干的是这种在交易所的市场上直接做“抢帽子”的投机买卖，纠伙联群、操纵市场的勾当。
陆丹林并寻访出这一票人做投机买卖的合伙契约，上有“蒋伟记”，下签“中正”，就是蒋介石那一股的铁证。
蒋介石蚀光老本之后，从虞洽卿那里取得四万元，跑到广东去，从此以后才死心塌地跟随孙中山。所以，事实上，蒋介石由于投机事业上的失败，才“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日本人传记所说的，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这一四万元的取得，也充满了“瑞元无赖”的过程，活像侦探小说，值得大特写。魏伯桢回忆细节如下：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拜老头子炒股票 3
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奉化人，是我的同学和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因套利而欠债二十万元，到处被逼受困，再三说情，非二万元不能过门，急得两次跳黄浦被救。某夜，周由陈纪铭（奉化人，大包作头）陪同到我处来，要我设法救他。我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只能劝他慢慢想办法。当时大家都穷得叫救命。移时，日本又汇来一百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复业。我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一百万元身上转念头。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东名簿上过了一百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我在日本同学）雇一百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五百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到哪里去了等等问题，他们如果俛人出来和我谈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周骏彦，以免他再去跳黄浦，哪知他当晚就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也过不了门，第二天就跑来找我，说他经济上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我合作。我问他希望得多少，他说希望得二十万元。我一听就当场回绝了。因为日本汇来一共只有一百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二万元救他一命还没有把握，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二十万元，这怎么能与他合作呢？不料蒋介石对我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贿送了庄之盘一千元，向他拉拢。这样，庄之盘对我的口气就变了。他说：“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又说，“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听了这番话，表示同意考虑。庄之盘接着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做川资去广东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