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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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取材，比在城里办厂要合算得多。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他们分析认为，只要能设计、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不愁找不到市场。
兄弟四人商量好了，老二离家最近，他工作时间也最长，最有经验，让他先下海，创一个企业，看看怎么样再说。如果失败了，也就算了，凭着老二的能力不愁找不到个饭碗，如果企业办成了，大家都回来一起干。
虽然父亲的工作没做通，老二李德顺还是辞掉了工作，卷起行李回到了村里。
见上了大学、做了国家干部的李德顺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又穷又落后的小山村，村里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李老汉只能干生气，儿大不由爹呀，他拿儿子没办法。他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说：“不管怎么样，一个铁饭碗砸了，还有另外三个保着呢。”
可是话音还没落，老五李德科又砸了自己的铁饭碗，他辞去了公职，去了一家韩国商社。李老汉虽然生气，但儿子好歹还在城里工作，还是城里人。
李德顺很快就将厂子办起来了。建厂之初，他只有七、八间破房子，20多工人。可是，在这个他自己搭建的舞台上，他的智慧和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找到了原来从未找到过的感觉。偏僻封闭的小山村，来了一拨又一拨生意人，农民生产的玩具礼品一车一车地拉到城里，送上市场。
见老二的工厂真办起来了，李老汉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就由他折腾去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老三、老四、老五也要辞掉城里的工作，回村里跟老二一块办厂。
第一批回来的是老三和老四。老二李德顺的工厂办了两年，已到了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但要扩大生产规模，而且产品急需上档次，只有产品上档次，才能打入国际市场。老三李德良和老四李德新就是想回来跟老二一起把企业做大，把产品做到国际上去。
1996年春节，在外面工作的几个儿子都回来了。李老汉没想到，老三、老四一回到家就跟他商量起辞职的事。老汉急了，拍桌子瞪眼睛对几个儿子吼了起来。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于李老汉来说，这年的春节是一个更窝心更窝火的春节。儿子们在家的那几天，他几乎天天发脾气，说着说着就拍起了桌子。
老汉每天长吁短叹：农村人收入不多，都想走出去，你们倒是出去了，到了城市，成了国家干部，人家谁不羡慕？现在倒好，一个一个又都要回来。我辛辛苦苦供你们，还不是想让你们走出穷山沟。
儿子们知道父亲是为他们担忧，老四德新说，我们就是干失败了，也没什么好害怕的，无非是去给别人打工，我们还年轻，有什么风险不敢面对的？现在搞市场化，国有企业也有可能破产，市场经济就是谁有能力谁干，谁干得好谁生存，谁干得不好谁关门。不管你是国有的、私营的、外企的。也别担心干个体了，没人给我们保险了。我们赚了钱，可以自己给自己保险嘛，有病了自己掏钱看病。再说，公费医疗也要改革了，以后就是在机关企业还不得自己掏钱看病。
见两个儿子主意已定，父亲让步了，说，要回来，也只能让老四德新回来，老三德良是万万不能辞职的。省公安厅是什么地方？那是管人的地方，又是国家机关，又保险，说什么也不能辞职。
春节过后，李德良、李德新的假到了都匆匆回单位去了。李老汉以为他们回心转意了。可没过多久，德新回来了，紧接着远在江苏的德良也辞去公安厅的工作回来了。
看李家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又都回来了，村里人更议论纷纷：
“他们家那么穷，供了四个大学生，不容易啊，人家都是往外走，到国外去，他们怎么往家回啊？人往高处走，他们咋就偏偏要往低处流呢？”
“他们是不是没能力在外面混不下去啊，要不怎么不在城里办大企业，回来搞这么个小企业？”
有记者听说了这件事，赶来采访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村里来。老四李德新说，回到家里有我们的原因，我们觉得以前的单位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我们的村子很贫穷，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从小，父老乡亲把我们培养成人，现在我们学成了，就总想着，如果有机会能和乡亲们一块奔小康，改变家乡面貌，是我们的心愿，家乡的人就是种那几亩薄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我想我们可以搞个厂加工玩具礼品出口。这个厂虽然设在农村，但我们做的生意是国际化市场大循环的一部分。
到这年年底，老五李德科也辞去了在韩国商社的工作回村里与哥哥们一起干。
不久，李家兄弟的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老四德新任总经理，老二德顺任董事长。四兄弟发挥各人专长，有的负责技术开发，有的负责组织生产，有的负责外贸出口，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们在大后寨村周围的农村开办了50个玩具加工点，并有了300多名固定工人，而且每年有8000多农村闲散劳动力，足不出户，就在家里、在炕头为他们加工玩具礼品。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不用外出打工了，在家门口或在家里就能有一份活干。
李家兄弟的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越做越大，一家瑞士商人为它投了资，它于是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这样就有了进出口权利，有资格上广交会，也有资格申请国际博览会的摊位了。这为他们赢得了不少的海外订单。
到1999年下半年，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青岛最大的玩具礼品厂，年创汇接近1000万美元。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建立了两个点，还聘请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为他们设计产品和提供市场信息，这两位外国人帮他们干活，在他们这里拿工资，成为公司第一批外国打工者。
为了进一步拓宽市场，他们又相继在德国和美国办起了两家分公司，搞跨国化经营。除此之外，他们还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老二李德顺是学机械的，他们投资200万元，又办起了一家机械加工厂。
现代化的企业需要现代化的管理，要将自由散漫的农民培养训练成组织纪律严明的工人，这中间有一个很大、也是很艰难的跨越。有人问他们说：“你们招的工人都是乡里乡亲，规章制度执行起来一定很难，有没有碍于情面不好处理的事，碰到这种事你们怎么办？”
他们说，制度定了就必须执行，不是让制度去适应人，而是要让人适应制度，这需要一个过程，但这是必须走的过程，哪怕是痛苦的。
他们说了两件事。
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出差丢了500元钱，按厂里的制度必须赔偿，但当时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打了个欠条。后来他要调走，我们就让他还了钱再走，这下，亲戚之间见面脸色就不好看了。
还有一个亲戚，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一天上班期间，他中午喝了很多酒，迷迷糊糊地躺在办公室里就睡着了。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上班时间是不能喝酒的，工人们都看着我们呢，看我们怎么处理。了解情况后，我们马上作出了将他开除的决定，那亲戚几次来找我们承认错误，那也不行，还是开除了。如果碍于面子徇私情，厂子就没办法管理。
每个进厂的工人都要接受职业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车间里工人穿着干净的工作服，没有偷懒的。因为，干得多才能拿得多。
李家兄弟企业越办越红火，乡亲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每年，进厂的工人都能挣个几千块钱，没进厂的老人、妇女也不闲着，他们在家里搞玩具礼品加工，缝啊，编啊，用的多是庄稼地里的材料。就象那个小熊杠着的扫帚就是玉米穗做的，小兔子的家就是玉米皮编的。做出来的东西可爱极了。到时间了，厂里的技术人员会挨家挨户验收。
村里人的看法变了，觉得几个娃娃办的厂不仅给自己，也给周围的乡亲创造了财富。他们终于明白了，在农村也能干出大事业来。
可四兄弟说，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不懂外语，我们能做这件事吗，肯定不能。
有时，四兄弟在外面会碰上原来的老同事，几乎少不了要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他们说，咱们不说钱，最重要的是找到发挥作用的最佳位置。虽然我的厂子办在农村，但是我们的产品全部出口，我们的用户都是在发达国家，而不是落后的农村。
只有李老汉还是有点忐忑不安，虽然儿子的厂办得红红火火，也挣了不少钱，谁知国家政策会不会有变化呢，万一有变化，这兄弟几个办了那么大的厂，雇了那么多人，如果再来个划成份，会不会将他这个下中农划成个大地主呢？一直到现在，李老汉的心里还不踏实。
失业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失业，是过去生活的结束，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3年前的一天，当王晓楠告知父母已辞去市委办公厅秘书一职时，她母亲的高血压病一下就犯了。
其实，王晓楠想辞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1996年，王晓楠从某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正是高校毕业生开始实行双向选择的时候，深圳一家媒体到学校招聘毕业生，晓楠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正当她准备和用人单位签合同时，一直为她的工作单位四处奔波的父亲带回了另一个消息，市政府机关同意接收她，而且去的是位高权重的市政府办公厅。
王晓楠一下陷入矛盾之中。父母力主她去市机关，认为进了机关就是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有发展，去深圳虽然收入要高许多，但是风险很大，而且未来的发展也很不明朗。
于是，晓楠听从父母的劝告去了市政府机关，在办公厅当秘书。
上班没多久，王晓楠就很失望。她所在的办公室一共6个人，一个正处长，一个副处长，两个正科级秘书，一个副科级秘书。正处长59岁，还有一年退休，45岁的副处长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的位置。两个正科级秘书年龄相仿，在机关也都干了10来年，两人都瞅着副处长的位置，互相暗暗较着劲。那个副科级秘书也是大学毕业后分到机关来的，听说他当年是校学生会主席，非常活跃的一个人。可是在机关呆了五、六年，才二十七、八岁的年龄就已经有点暮气了，见了领导唯唯诺诺，开会发言，言必引用领导语录。
王晓楠给自己算了算，如果中间不出意外，如果按步就班地跟着往上走，她要熬到处长那个位置，恐怕需要18至20年时间。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果按这个进度，熬到处长那个位置，自己恐怕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而且，在机关里，还有多少人熬了一辈子也许就是个科员。
王晓楠说，如果一个人能清楚地看到自己20年后是什么样的，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别人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没劲。用20年的生命去等待一个也许有、也许没有的结果，况且，那个结果并不辉煌，也不令人激动。有人说，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因为正是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什么，才会有幻想，才会有希望，才会有不断追求的激情和冲动。可是进了机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进了一条预设的轨道，在这条轨道上有着无数前人的脚印，我只要照着走就行，不需要有幻想，也不用琢磨走得更快（如果有这个野心，也许会遭来一顿乱棍），只需要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也许会有一个结果在等着。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王晓楠越来越提不起精神。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写那些干巴巴的、套话连篇的公文。她觉得读了那么多书，好象都用不上，能用上的似乎只有中学阶段学习的那点写应用文的能力。而且机关的空气令人窒息，人与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同事之间说话也总爱说半句，留下那半句神神秘秘的让你去琢磨。对有些事情即使有看法，也绝对不在公开场合说出来，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在机关呆了两年，王晓楠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她不象过去那样爱说爱笑，变得有点沉默寡言。她也不象过去那样想说啥就说啥，说话也开始注意斟字酌句，注意察眼观色。她本是一个富有幻想、充满激情的人，可是机关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幻想和激情。
有一天，王晓楠突然害怕起来，她觉得机关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模具，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放进了这个模具就会身不由己地改变自己，如果坚持不改变自己，就会被摔出来，跌得鼻青脸肿。她觉得自己如果再呆下去，不但会失去幻想，失去激情，还会失去自己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看不到值得追求的东西。
王晓楠想辞职，没敢跟父母说，她想先斩后奏，只有这样才不会动摇决心。
王晓楠的辞职在市政府机关引起不小的风波，一个女孩子，在市政府机关工作，拿着稳定的公务员收入，还有升迁的希望，居然要辞职？
那天，王晓楠办好了辞职手续回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时，两位处长满眼都是惋惜。就在她要离开时，那位副科级秘书走过来，紧紧握着她的手低声说：“我很佩服你的勇气，要走就早点走，别象我这样……”说着，眼光暗淡了许多。
这让王晓楠很感动。在一起共事两年，他似乎就没跟她说过这么真的话。
走出大楼的那一刻，王晓楠有一种彻底自由、彻底放松的感觉。从此以后，她将是自己命运的舵手。
王晓楠准备去北京寻找发展机会。她觉得自己从根子来说还是个文化人。她早就听说北京有很多“北漂”，这些“北漂”大都是文化人，有写作的，有画画的，有想演电影的，有学计算机的，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住房，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们“漂”在北京寻找发展机会。
那时王晓楠想的很简单，她觉得既然有这么多人“漂”在北京，北京的机会一定很多。
1998年，刚过完国庆节，王晓楠就拎着一只旅行箱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王晓楠先是借住在同学那里。一住下来，她就整天在房里看招聘信息，四处寄简历，可是寄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她发现，北京并非遍地都是机会。
半个月过去了，眼看随身带的钱用的差不多了，工作还毫无着落，王晓楠很着急。不管怎么说先得养活自己，总不能饿死在北京，更不能灰头灰脸地打道回府。王晓楠决定先找份能糊口的工作。
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一份招聘抽油烟机推销员的广告。她打个电话过去，对方让她马上就去上班。
她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了大半天，才在城南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了这家公司。公司租的是一所小学的房子，一共三间，一间做办公室，两间是仓库。她去的时候，办公室里已经来了几个应聘的，有一个还是硕士生，也是刚到北京不久的，估计境遇跟她差不多。
公司经理简单地问了问他们的情况后，告诉他们，试用期为一个月，试用期间没有底薪，工资按销售额20％提成。一个月后根据销售业绩决定是否录用，如果正式录用，每月底薪为500元，奖金仍按销售额20％提成。
听了经理的话，王晓楠心里凉了半截，这算什么工作？其他几个应聘者也都面面相觑。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