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帮会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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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1）
国父姓孙，讳文，字逸仙，别号中山。他是广东香山县——就是现在的中山县翠亨村人。 国父的诞生是在七十五年前的十一月十二日。那时离“太平天国”、“鸦片战争”都不很远。所以父老们对于洪杨末造满清政府的残杀汉人，中英战起帝国主义压迫弱小国族的残酷情况，都曾身历其境。每逢茶余酒后，偶然回忆起来，便免不了滔滔不绝的讲演一番，以此孙先生耳熟能详，从小就有了种族观念，可见国父手订救国救民救世界的三民主义，首列“民族主义”，其原因是很远的。 国父在八九岁时，思想行动，已有异于常人，他对村学究不给学生讲书只叫学生高声瞎念的教学法认为不合逻辑。因此提出强有力的质问来： “先生！这书里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也不替我讲，尽管读有什么用？” 学究先生意外地听到这种质问，气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 “你敢不听教训？随随便便的胡说乱道。我非打你几戒尺不行！” “戒尺抓在你手里，我是没法子叫你不打的。不过我告诉你，你要不给我讲明书里的道理，我是不再背书的了。”国父很倔强地这样答复他。 这真出于老学究意料之外，塾中惟一的权威工具——戒尺，竟会吓他不住，只好破例地给他讲书。中山私塾教师的给学生讲书，就是由国父幼年雏形的革命争出来的。 香山是个傍海的县份，民众稍有积蓄，便免不了海盗的光顾，翠亨村当然不能例外。当国父年十一岁时，有一天村中一个新自美洲回国的侨商家里竟被海盗劫掠一空，事主忍不住地叹气说：“这些财物是我在外多年的血汗换来的。本想带回祖国给桑梓办点公益事业，现在是绝望了！假使我还在外国。那就有着法律的保护，哪里会这样呢？”国父听了，脑海中便感觉到满清政府的无能，同时并憧憬着欧美法治的精神，很想到外国去观光一下。 距此不久，国父又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刺激：原来他那村里有一家兄弟三人因为耕田致富，家里住着很好的房子，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作为农余消遣的地方。国父性好园林，每天散学时候，总要到这园里游览一下。有一天不知怎样，突然有个强盗式官吏，带着四五十个如狼似虎的兵丁，跑到三兄弟家，硬说他们是海盗。把他们捉去杀了，房子花园一律充公发卖。在未卖出以前，派两个老爷兵守在那里，禁止人们进去，国父心怀不平，故意要到园里去游玩，当被老爷兵大声阻止。 “这是海盗的产业，现在已经充公，谁也不许进去玩了！” “什么海盗？又什么充公？我全不明白。他们兄弟三个都是规规矩矩的农人，你们说他是海盗，有凭据吗？把他的产业充公，究竟充给谁呀？……” 国父正在理直气壮的侃侃而谈，那个不能打仗只会鱼肉平民的老爷兵，突然拔出刀来，劈面就砍。国父照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话，很迅速地迈着大步跑了。 这事不久当然就消逝了，可是满廷统治之下的贪污官吏，杀人自肥的事实，已经在国父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2）
乙酉年，中法开战，清代名将冯子材、刘永福等在谅山屡战屡胜，杀得法国兵望影而逃，没有脑筋的满清当局居然糊里糊涂地和法人订了割地赔款的和约。把越南让给法人，这时国父愤恨已极，便决定了推翻满清创造民国的大计。
中法战争中在凉山大败法军的老将冯子材中法战争中在凉山大败法军的老将刘永福
他想革命一事，无疑的兼有艰难危险的成份。必须和社会时时接触，然后便于鼓吹，更要有一种外幕，遮掩清廷的耳目，行医自然是最适合这种条件的，于是考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习医，一方潜心医学，一方就同学中物色革命的人才，首先就结识了潮州郑士良（弼臣）先生，这位郑先生本是该校的优秀份子，同时也是我们洪门的龙头大爷。 国父一和他谈到革命，他就笑着拍起手来： “这是我极端赞成的，因为我们洪门本是一种革命的团体，虽然没有革命的口号，但是全体抱着“灭清复明”的宏愿，恰和足下革命的宗旨不谋而合，我很希望两方面异途同归，联为一气，将来足下起事，我们洪门兄弟是可以尽量帮助你的……” 国父听说大喜，于是以郑先生为“拜兄”，——就是“恩兄”，这是国父与帮会发生关系的开始，后来许多革命事业，都与它有密切的关系。 国父在广州学医的一年余，听说香港英文医学校学课很好，那里又是着名的自由口岸，这与革命一事无疑是有利的，于是征得士良先生的同意，改入该校肄业，课余之暇，常到各处去鼓吹革命，有时更往澳门做同样的工作，同时得到几个忠实的同志，那就是现在人们艳称的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位先生，不过当时为传统的封建思想所蒙蔽的民众们，是把他们三位和国父称为“四大寇”的。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3）
孙中山的革命同路人、洪门的龙头大爷郑士良
后来又得了一位同志，就是革命先烈陆皓东先生。 陆先生也是士良先生的拜弟，因为经商到上海去了几年，这时才回广东，他和国父既是革命同志，又是洪门弟兄，所以彼此非常的关切，工作也比别人更努力些。 国父在英文医校毕业后，就在广州和澳门两处行医，其实却是实行革命的开始，首先派郑士良尽量地结合帮会，联络防营，作为他时起义的根本。自己与陆皓东先到燕京去窥察清廷虚实，接着又到武汉去探长江的形势，一切“成竹在胸”，恰值甲午年中东战起，国父认为这是很好的革命机会，便偕陆皓东等几个人往檀香山和美洲创“兴中会”，心想纠合一般的侨胞，以收指臂之效，只因那里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因此鼓吹了好几个月，仅仅得到邓荫南、邓德彰兄弟和其他的亲友三数十人的赞同。
兴中会成立时，举行宣誓仪式的楼房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图为兴中会宣言。
这时清兵屡败，不但把高丽丢了，旅顺和威海卫也失陷了。平津一带，岌岌可危。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暴露出来，一时人心愤激，不可言状。上海同志宋跃如先生，函促国父回国共商大事，国父也感到时不可失，遂罢美洲之行，偕同陆皓东、邓荫南等匆匆归国，和宋先生会商的结果，决定取广州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设乾亨行，在广州设农学会，这些都是表面的名色，实际却是预备起义的干部机关。当时协助国父处理干部事务的是陈少白、邓荫南、杨衢云、黄永裳诸同志。协助国父筹划广州机关一切的是郑士良、陆皓东和欧美的技师将校十余人。国父本身是往来省港，足无停趾，这样惨淡经营了六七个月，各事筹备就绪，声势也很浩大。本是大可有为的，但是不幸，一班归心国父的海员弟兄，因为运械不慎，被海关搜去手枪数百枝，以致事机泄漏，领导海员运械的陆皓东先生就此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海员丘四、朱贵全也因此被捕殉难，同时被捕的还有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和其他的海员同志七十余人。后来或囚或释，也有庾死狱中的，这是乙未年九月九日，国父第一次革命的失败。 那时，国父在广州，可说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国父自领导革命以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以此泰然不以为意，十余日后，始从间道赴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同赴日本，侨居横滨。因一时不能回国，于是断发改装，重往檀香山鼓吹革命，并嘱郑士良秘密归国，纠集残余的同志，预为布置，以备卷土重来，少白同志则留居日本，考察彼邦的国情。
孙中山与起义失败的革命分子在日本东京合影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4）
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时与家人的合影
国父到达檀香山以后，首先召集同志，推广革命运动。虽然也有少数人闻风向义，终以风气未开，不能得到理想的收获，国父感到在这里久留无益。于是离檀赴美，因为那边华侨的人数比这里要多几倍，也许可以得到很多的同志，谁知美洲华侨的风气更为闭塞，闭塞到不能想像。因此，国父从太平洋东岸三藩市登岸，横贯美洲大陆，直至大西洋西岸的纽约。沿途随处停留，宣传革命，弄得舌敝唇焦，筋疲力倦，可是表示欢迎的每一处只有三几个人，至多也不过是一二十个人吧。 可有一样，他们到处都设有洪门会馆（致公堂），规模是很大的，当国父在各埠鼓吹革命时，一般洪门华侨，起初怀疑着国父革命的宗旨，没有什么表示。因为洪门弟兄，向来严守洪门纪律与秘密，不敢冒昧对一个陌生的人谈说洪门的事，故当国父问他们为什么要“反清复明”时，他们也不表示什么，后经在美的革命先进继续宣传，一般洪门弟兄，方才相信国父是个真正革命的人，而洪门本来就是老革命。于是志同道合，大家给国父以同情和帮助。
孙中山在温哥华设立“洪门筹饷局”，与洪门弟子的合影
国父在美洲勾留既久，各事进行也很顺利，便决定抽空往英国观察大不列颠的情况，但是不幸，至今留为国人沉痛纪念的“总理伦敦蒙难”，在国父到达伦敦后不几日就发生了。 后来国父因得英人康德黎先生的援救，得免于难，而主使逮捕国父的，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玙，也保证以后不再为难。所以脱险后依然在欧洲游历，随时留心考察它们的政治风俗，同时结交他们许多朝野的贤士，经两年余观察的心得，认为一个国族，要想做到真正民治、民有、民享的地步，只是国家富强，民权发达还是不够，这从欧洲志士们积极从事于社会革命运动可以看得出来。 国父为一劳永逸起见，特地将民生主义提出，俾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这就是国父创立三民主义的因素。 但那时欧洲地方，还少有中国人去留学，华侨也很少。国父感到在那里久居无益，于是转道赴日，因为日本与中国相近，容易得到消息，这与筹划进行上是有利的。 碰巧帮会的支派红灯照、义和团看透满清当局既怕洋人，又恨洋人的弱点，就想利用这一点来颠覆满清，特地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自言神术护体，刀枪不入，这一宣传，恰恰合了清廷的口味，于是奖励他们烧教堂、捣使馆、杀洋人、到处闯祸，引起“八国联军”攻入燕京的事来。 国父认为这是一个起义的大好机会，于是派郑士良到惠州，纠合一班原有的同志——多数是洪门弟兄，——准备起事，派史坚如到广州准备响应，国父本身便率同欧籍将校，绕道回香港，打算潜入内地，组织一个有秩序的革命军，伺机救国。
孙中山在欧美筹款期间与各国朝野人物广泛接触，图为孙与美国友人在汽车上留影
但是不幸，这事竟被港政府预先得到了消息，派了大批的警察，阻止国父登岸。因之，国父原定的计划不能实现，只好把惠州发动的事完全委托郑士良，派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给他办理接济枪械去杀他们，接着就向龙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次第攻去，杀得清廷的兵将死伤枕藉，望影而逃，郑先生就将新安，大鹏到惠州，平海一带沿海的地面，完全占领，但打了一个多月，弹药都用完了，同时准备在粤响应的史坚如先生，屡次发动都没成功。于是改变方针，决定用炸药炸毁粤督德寿的衙署，结果炸药是爆发了，但德寿并未炸死，史先生却被督署的卫兵捉去，做了为国牺牲的第二人。这是庚子年，国父二次革命的失败，事虽不成，可是全国民众的观念，已经起了特殊的变化。当第一次革命失败时，人们对于国父都认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热嘲冷骂，通国皆然。现在是不同了，他们非但不再谩骂，并且公开的代为扼腕，深惜其未能成功。相信革命思潮，已经普遍的流入民间，这是一种当然的收获，也是本党同志大可引以自慰的。
受兴中会委派，史坚如在广州响应惠州起义，事败被杀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5）
孙中山与流亡南洋的革命分子的合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在美国与同盟会员合影孙中山在旧金山与同盟会、致公党同志合影
不但这样，同时还有许多的优秀分子，很诚恳地自动地来受革命的洗礼，并且前仆后继，再接再励地揭竿起义，像广东的胡汉民、洪全福、温生财、李纪堂、福建的林文、林尹民。湖南的黄克强、马福益、安徽的吴樾、伯文蔚，浙江的徐锡麟、陈英士、秋瑾、马宗汉、陈伯平，江苏的赵声、熊成基、洪承点都是的，可见民众倾向革命的心理，早又推进了一层。 当时，国父特往南洋一带去传播革命种子，所到之处，凡是有华侨的，莫不得到盛大的欢迎，这与过去若干年随处受到华侨冷淡的待遇，真有天渊之别。乙巳年重往欧洲，那时留学生已经很多，并且都是赞成革命的，因为他们多半是新由内地和日本去的，在最近的一二年，他们已经饱受革命思潮的陶冶，已渐渐的由言论进而为行动了。 于是，国父特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大旗高举起来，再度健全革命的组织，改兴中会为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北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次大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次大会于巴黎，加盟者十余人，迨开第四次大会于东京，加盟者已多至五百余人了。 自同盟会成立，国父之心为之一慰，同时并坚定了革命事业，及身而成的信心。于是定立中华民国的名称，开会向众公布，命同志们各回本省去鼓吹革命，传播中华民族的思想，前后不到一年，已经得到上万的同志，各省支部，亦已先后成立。从此革合风潮弥漫全国；进步的迅速，确是国父始料所不及的。
第四部分清末的洪门英雄（1）
秋瑾烈士生前英姿
前面所说的洪门支派义和团，是由洪门后五祖之一洪太岁后裔洪彪、洪虢，和他们女弟洪鸾，妹倩李来中等主持的，义和团的组织是革命的，他们鉴于过去洪杨的直接革命失败，就想出一个间接办法来，向清廷献策，谓我们有炮火不入的奇功，清廷对于洋人正在束手无法自然就接受了，团员对外的宣传是用佛教作掩护的，宗旨是为戒除烟酒，直到现在，各地流行的理门，就是义和团的变相。当时打的旗号是“扶清灭洋”，实际是“用夷制夷”，说得明白些，就是借洋人来打倒清室，他们闹着每天杀洋人烧教堂，闯祸的号炮由此放出，引得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打到了北京，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不辞而别，同到山西太行山息影去了。 充分糊涂蒙尘在外的西太后，这才感到上了他们的大当，一方自动地宣布毓贤、刚毅、李秉衡、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勋七人为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