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帮会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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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比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肆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间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及予座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常时赞袭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府校数人也。予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南而生绝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闲道脱险出至香港，随与郑士良，陈少白同渡日本。暂住横滨，时予以返国无期，乃断发改装，重游檀岛；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少白则独留日本，以考察东邦国情。 予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座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灵敏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府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然美洲各地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为何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然当时之游美洲也，不过为初期之播种，实无大影响于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触清廷之忌矣。故于甫抵伦敦之时，即遭使馆之陷，几致不测，幸得吾师康德黎竭力营救，始能脱险，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 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惟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往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笔书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筹备将竣，予乃与外国军官数人绕道至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香港，即被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计划不得施行。乃将惠州发动之责，委之郑士良，而命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为之接济。士良得令，即日入内地，亲率已集合于三洲田之众，出而攻据新安，深圳之清兵，尽夺其械，随而转战于龙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所向皆捷，清兵无敢当其锋者，遂占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之地，士良连战月余，弹药已尽，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不得当，遂决意自行用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而歼之，炸发不中，而而史坚如被擒遇害，是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也。 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埃。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自惠州失败，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其受革命风潮所感兴起而同举义者，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海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乙已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化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揭榘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为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众，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9穴中经十次失败*9雪乃转谋武汉，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于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己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于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此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予离法国三十余日，始达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开，国体犹尚未定也。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选举予为临时总统。予于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乃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阳历，以是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新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
第六部分后记
《中国帮会史》原名《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现编入民国珍书丛刊。 中国帮会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对于帮会，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帮会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帮会曾发挥过革命的先锋队作用，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民族的独立自主，帮会曾流过许多血，作过很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帮会又是许多罪恶的渊薮，成为社会的毒瘤。故对于帮会，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请善加甄别，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帮会和帮会问题。 本书是杨云史先生民国时期的旧作，此次再版，将保持原作风貌。人名、地名、称谓等原则上一仍其旧，只对一些明显的错字及少量字词作适当订正，或对个别无关紧要的地方作一些删节。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