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6-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国民党将领改造纪实-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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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国土上，连战犯也参与了抗美援朝。　　　　
　　　　功德林胡同内的球场上，筑起了几座锅台。管理处挑选了十几个身强力壮者，组成炒麦队。邱行湘此时已是有点小名气的力士，他穿行在人群之间，从大卡车上卸下每袋净重两百斤的麦子，一肩扛走，然后挥动大圆铁锹在直径为一点三米的大铁锅里炒麦，放糖，放盐，跳上，跳下，与锅台下的火头军师密切配合，花着脸，黑着手，在烛天火光之中，挥汗如雨。　　　　
　　　　这时候，他出了一身热汗。　　　　
　　　　作为一个军人，他懂得前沿阵地上将士受饿的滋味。他没有忘记当年打唐生智的时候，他在确山饿昏了头，而陈诚也只有啃一块买来的高粱饼。当然，现在不是为失败的阶级效劳了，是为胜利的军队出力，为自己的民族出力，他感到自己也享受着保家卫国的荣耀，在火光升腾之中，他的性灵也升腾到一个他尚未达到过的高度。　　　　
　　　　蒋大胡子调离功德林了。姚处长指挥着炒麦大战。炒麦脆而不焦，战犯劳而无怨。每个夜晚，大卡车准时将生麦运进来，同时又准时将熟麦运出去。当邱行湘听姚处长说，炒麦投到志愿军战士手里还是热的时，他在心里说：这里面有我的一点温度呵！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六章　高墙内外（3）

　　　　北京德胜门外高墙内的灶台边火光烛天的时候，北京广安门外高墙内的灶台前也是烈焰熊熊。这座救济院旧址，现在是军委总政治部管辖的北京解放军官教导大队。　　　　
　　　　这里成立的是炒米队。炒米队的主将是邱行湘在陈诚军事集团相处多年的朋友杨伯涛。杨伯涛是湖南芷江人，先后是黄埔七期、陆大十四期生。被俘时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少将军长。他是在淮海战役之中，解放军胜利地歼灭了企图突围逃跑的黄维兵团之后，在双堆集西门河边上被搜索出来的。那时他躲在水里刚刚爬出来，浑身衣服湿了，满脸污泥，额前的头发还在滴水。由于他穿着呢军装、红皮鞋，插在衣袋里的两支钢笔和露在外面的毛衣、毛裤，使得解放军的四人搜索小组怀疑这位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的俘虏自报的“书记官”的身份，于是被带回解放军营部。他在烘衣、吃饭、休息之后，主动启口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叫杨伯涛。”当一位解放军干部笑着问他：“中央社不是说你们已经和李延年兵团会师了吗？”他愤然骂道：“鬼才会相信它呀！”　　　　
　　　　杨伯涛和部分国民党战犯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底离开河北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来到北京广安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的。这位十八军军长，倒是一个地道的苦出身。他的母亲年纪轻轻就成为寡妇，他本人也当过地主的放牛娃。靠亲友支持，念完了小学，刚刚踏进湖南芷江中学的大门，亲友再也支持不起了。于是，他出外当兵，二十岁便开始养家。正因为如此，解放军官教导大队举办的忆苦思甜讲座，常常催他下泪，而他也正是因为认罪较早，常常得到教导大队的好评。　　　　
　　　　就在抗美援朝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教导大队在国民党战犯中组织了一个美军战术研究班。由于杨伯涛曾在十八军任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部主任，各师指派干部分期集中常德受训，所以他对美军装备、武器性能很懂。现在，这个研究班的班长就是杨伯涛。班里的成员大部分是陈诚系将领，他们分别是：国民整编六十六师中将师长宋瑞珂、国民党第十军少将军长覃道善、国民党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国民党十二兵团中将政治部主任侯吉晖、国民党十二兵团第二处上校处长刘洁、国民党九十四军少将副军长林伟宏、国民党第四军一一四师上校师长夏建（责力）等。经过集体研究，最后由杨伯涛执笔，由侯吉晖缮写，完成了一篇六万余字的军事资料《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这篇军事资料，据说毛主席亲自看过。教导大队除了对研究班给予了“你们对人民有功”的赞誉之外，对杨伯涛的文笔也给予了赞赏。　　　　
　　　　杨伯涛是三十九岁时被俘的。他可以看作是在陈诚军事集团里长大的人。一九三八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主任，陈系九十四军一八五师团长，参加宜昌战役后任该师参谋长、陈系八十六军参谋长，陈诚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一八五师副师长，十八军十一师师长，十八军副军长，淮海战役中任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写完《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之余，写了有关陈诚军事集团从兴起到衰亡的史料，以配合人民政府对台湾第二号人物陈诚的了解。　　　　
　　　　当然，杨伯涛是尊重他人生的价值的。如果说，他在近三十岁才结婚，是为了成全他的反共反人民的事业，那么，他在被俘后的表现表明，他在正视现实的前提下，没有丧失人生的进取心。受这样的思想的支配，他几乎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为共产党出力的机会。更何况朝鲜战场上需要的炒米，是他认定湖南人会炒、中国人该炒的呢。　　　　
　　　　此间杨伯涛在灶台前的形象，正像他被俘时候的样子，浑身衣服湿了，满脸污黑，额前的头发还在滴水。不同的是他的服装．更不同的是他的神态——当时是在双堆集的河边上被搜索出来的，现在是在广安门的灶台前自己站出来的。　　　　
　　　　炒米任务完成以后，杨伯涛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题二首七言绝句，题目是：《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炒干粮》　　　　
　　　　调和鼎鼐倍辛忙，　　　　
　　　　为最爱人爨糇粮。　　　　
　　　　只缘此身罪待改，　　　　
　　　　心逐米粒到战场。　　　　
　　　　昼（风加肠右）烽烟夜烛天，　　　　
　　　　挥汗酣战灶台前。　　　　
　　　　千杓万铲浑意倦，　　　　
　　　　大同江畔报敌歼。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六章　高墙内外（4）

　　　　美国战俘不远万里，也进功德林来了。这是一个十余人的队伍。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有美国空军飞行员。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非议决议，美国继续扣留我方被俘人员，而且不断对我方人员进行屠杀。在中国的功德林呢？食堂里为美军战俘准备了西餐，他们睡足午觉，又成群结队打排球去了。　　　　
　　　　中国人给美国人吃奶油、面包，美国人却给中国人吃苍蝇、跳蚤。为了粉碎美国对朝鲜和中国发起的细菌战，中国土地于是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　　　　
　　　　作为中国一块土地，功德林闻风而动。在苍蝇、蚊子面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战犯是同志与战友。在胡同里，走廊壁头上，寝室玻璃上（窗上的高丽纸已经取下，换上了玻璃），院中柏树上，都涂上了一层白粉剂，管理员每天背着喷雾器，在胡同里外巡逻。战犯们则用泥土堵鼠穴，用拍子打苍蝇，用开水烫臭虫，短短时间，功德林以浴后的清洁，宣告了美国细菌战的破产。　　　　
　　　　这本来是值得庆幸的事。可是这天，一位身高一米八的苏联女专家，穿一件中国制的米色华达呢长大衣，走进了功德林。她是来检查卫生的。现在，管理员伴同她走进胡同，走进邱行湘这组寝室里来。她没有踮脚，伸手摸了摸最高一格窗棂，然后用另一只手从大衣袋里勾出条白手绢，当着众人的面，把手擦了又擦。邱行湘看在眼里，苦在心头。这格窗棂，是他踮起双脚，擦了又擦的呀。女专家又走到一尺高的大通铺跟前，弯腰将棕垫一掀，捋下一根棕丝，放在鼻下闻了闻，然后断言说：“这间房里有臭虫！”邱行湘以组长的身份解释说，这里确实没有臭虫了——有没有臭虫，难道在这里睡觉的人还不知道吗！管理员也证实说，经过管理处多次检查，这里确实没有臭虫。　　　　
　　　　苏联女人看也不看邱行湘一眼。身为囚犯，受人奚落，邱行湘只能忍气吞声。可是傲气十足的苏联女人居然也不把管理员（中国共产党干部）放在眼里——就在管理员上前证实的时候，苏联女人皱着眉头，露出烦躁的表情，嘀嘀咕咕，没完没了，邱行湘倒几乎不能忍受了。然而，使邱行湘意想不到的是，管理员也板着脸，当着苏联女人的面，将她掀开的垫子重重还原，然后重重地对邱行湘说：“这间房子没有臭虫！”苏联女人将双手一摊，耸耸肩，怏怏离去。　　　　
　　　　这一场偶然的风波，却动摇了邱行湘多年的意识。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他完全承认，国民党是依附美国的。而且这种依附，完全是奴隶对主人的依附。总统夫人宋美龄的口头禅是：“我向美国友人保证。”国防部长白崇禧的语调是：“美国友人马歇尔将军曾责备我们关外没有打好，国民党军队没用，所以这次大家必得争口气，否则马歇尔将军又将责备我们无用。”重庆市长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美军军官乘着吉普车满街随意强拉、强奸中国妇女是什么“民主自由”、“父母与路人不得干涉”；青年党头目常燕生竟称颂美军的这种兽行可以“改良中国民族的血统”！……与此同时，邱行湘完全确信，共产党是依附苏联的。自从他被押进解放区后，他曾留意观察过解放军的一切，没有发现什么依附苏联的迹象。当时他认为窥一斑不能见全豹，现在他认为全豹只在一斑中，因为事理是明白的：中国共产党是“走俄国人的路”，而不是当俄国人的奴隶。这同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是瑜瑕两分呵。　　　　
　　　　美军战俘很快就离开功德林，被遣送回国了。在板门店交换战俘时，中国被俘人员把俘虏营里发放的衣物抛在地下，昂首挺胸返回国门，又失声痛哭着投入亲人的怀抱。邱行湘在报上看到这则通讯，鼻尖有些发酸。他虽然作为共产党的敌人，与共产党人共同度过了过去的岁月，但是他对共产党人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路，却异常地了解。当他跟在红军长征队伍后面，穷凶极恶地追击红军时，他暗自惊叹这支队伍不死的决心，当共产党刚刚建立政权，为了拒敌于国门之外，又开走了队伍时，他暗自钦佩这支军队战斗的韧性。现在回过头来纵观历史，邱行澜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民族的不死与生存，我们的民族的独立与自由，都与共产党人的足迹紧紧相连。他第一次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发现了泰山的风度，黄河的气魄。　　　　
　　　　邱行湘站在胡同走廊里，望着蓝天白云发愣。当他收回目光，面对墙壁时，他顿觉视界扩大，胸怀敞开，忍不住脱口一句：同中容异，异中求同，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国共本是一体，天下哪有什么不能消除的仇恨？话完心惊，他以为这是玩世不恭之戏语，待思前顾后，辗转反侧之余，他认为这是他面对现实的决定。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七章　八角楼下（1）

　　　　功德林丁字胡同的单间里，还有一位没有露面的战犯。这就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之一的先后统率过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　　　　
　　　　他是陕西米脂人，字光亭，黄埔一期生，中等偏高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型，尤其是精干迥异寻常的神情，大有古儒将风度。直到被俘的前一天，他才在换上了士兵服装之后，刮去了嘴唇上的心爱的小胡子。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中，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从陈官庄移到陈庄，随后在陈庄立不稳脚，慌慌忙忙带了十三个随从后退到张老庄村口时被俘的，他开头自报职务为“一个军需”，自报姓名是“高文明”，尔后又拾起砖头，砸破头皮，把血涂了一脸，最终在他的副官的证实下，他承认了自己。　　　　
　　　　他只承认了自己的名字，他不承认自己的罪恶。　　　　
　　　　早在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的时候，解放军攻克沈阳之后，杜聿明开始撤离葫芦岛之前，他就交代工兵参谋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指令葫芦岛的自来水水塔及码头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抢劫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掉。　　　　
　　　　尽管这样，共产党仍对杜聿明保留了余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杜聿明在接到这份文告时，还多少有些犹豫。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却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集中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仍拒不服罪，动辄拍桌子打板凳，以至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将他由济南转至北京功德林时，非给他戴上重重的脚镣不可。　　　　
　　　　杜聿明是带着满身罪恶连同满身病患踏进新中国的大门的。　　　　
　　　　他患有四种病。不过他自己知道的只有三种：胃溃疡、肺病、肾结核。第四种病是他进功德林后被管理处的李科长发现的。那是一天杜聿明正在洗澡时，李科长发现他双腿打颤，忙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一言不发（其实他感到腰胀腿痛已经多时了，他不愿意知道是什么病，更不愿意治疗，他准备来个慢性自杀）。李科长急了，命令杜聿明站起来，双脚靠拢，终于发现杜聿明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于是，第二天，不管杜聿明愿意不愿意，管理处用小车送他去复兴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脊椎结核。管理处没有告诉杜聿明关于他的第四种病——从现在来说，不让他获得慢性自杀的更多的条件，从往后来说，不让他获得漫长生活的更多的苦恼——反正在他的床上安放了一个石膏架子，叫他躺下去，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杜聿明横着眉毛躺下了，由于舒服——生理舒服减去心理不舒服的剩余部分——他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杜聿明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又熟读孙子兵法，不能说没有一点战略眼光。一九四八年十月，蒋介石坚持反攻锦州，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几成把握，蒋说有六成，杜聿明引孙子兵法对蒋介石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而况无算乎？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多少兵力，蒋说少于共军，杜聿明又引孙子兵法对蒋介石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结果，以营口为后方全力攻锦州的廖耀湘兵团终遭全军覆没。　　　　
　　　　杜聿明一九四八年底离开葫芦岛，由锦西机场逃回北平后，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曾有过一次私下交谈。傅问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种种情况，杜作了这样的断语：“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正因为如此，杜聿明在此次回到北平的第二天清晨，见空中飘雪，他认为天都哭了，国民党王朝即将完蛋。他为他心爱的王朝的灭亡感到深切的悲切，于是立刻驱车由住地东城弓弦胡同二号直抵北海公园游览凭吊。他一直跑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