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6-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国民党将领改造纪实-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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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邱行湘真正的苦恼，并不在康泽身上——康泽并没有挡住他的去路——在一定意义上，康泽为他的行驰大开绿灯。
这是在小组学习的时候。学习的资料多以报纸为主。康泽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就照着报纸读。非但如此，他的声音又特别小，别人要他读大声点，他就大声吼：“你高兴听就听，不高兴听就不听！”于是乎，学习落后者，康泽也——这就成为整个小组的公论。
邱行湘在发言时，可以不看报纸，把当天社论或头条新闻的内容大体复述一遍。可是若有人问及社论的指导作用、新闻的社会意义，他就结结巴巴，喃喃作语了。
宋希濂、陈长捷、文强、沈蕴存等人就与前二者大有区别。譬如说，宋希濂可以将马克思关于在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时，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应当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的思想来解释共产党“勤俭建国”的长远方针；陈长捷可以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所阐明的关于真正的财富是在于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但价值尽可能少，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尽可能短的劳动时间内，有尽可能大的物质财富的余额创造出来的道理来赞赏共产党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根本措施……
别人在发言中所具备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使邱行湘大吃一惊。相形见绌，他完全明白，倘若不是康泽在他后面保驾，他必定要成为全组的尾巴。这对于比一般的军人性子更急、脾气更躁的邱行湘来说，简直是要老命的事。他不能容忍人们仅仅从洛阳战役来认识他，他需要人们从一组之长来承认他。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拿起了别人已经放下的书。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针”——读到列宁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连连摇头，哀声叹气。
“理解，是多么的可怕，当理解者从它得不到好处的时候”——读到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连连点头，拍案叫绝。
这时候，功德林的学习改为自学为主。倘若邱行湘能够像洛阳战役的尾声那样，“哪怕多坚持几分钟也好”，那么他可能对世界的认识更科学一些。但是，他的才能并不表现在读书方面。正如他不适宜当参谋而适宜带兵打仗那样，他是一个实干家。当然他毫不怀疑他的智力，他担心的是他只读过几年私塾的根底，要在功德林里充状元，康泽也比他更有条件。于是，他在望尘莫及之余，想起了兵家的一句名言：扬已之长，攻彼之短。
邱行湘之长，是他的在学习小组里已经具有绝对权威的力气。关于这一点，组员们是无一不折服的。当他眼睛鼓圆的时候，人们怀疑他一只手可以连根拔起一株柏树来。就在人们的折服之中，邱行湘尽情地发挥着他的优势：在翻新粪池时，他第一个跳下粪坑，把几十斤重的石头，高高地举过了头；在挑水送饭时，他肩挑两个深铁桶，在碎石路上轻轻地迈开了腿……这实在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坚信条条胡同通大门。共产党人常说改造看行动，他不正是有行有动么？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八章 碎石路上（4）
败军之将话战场，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难以启口。如果说梁培璜、林伟俦对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同邱行湘一样不感兴趣，那么他们三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却是津津乐道。
梁培璜作为国民党临汾防守司令，谈到了临汾战役的情景。他说，他凭借临汾高十四米、顶宽十余米、底宽三十米的城墙，构成三道防线，配备各种火炮五百多门，自以为“固若金汤”，却不料解放军重兵压境，以十万之众对付他的两万人马，尽管他奋力死战，到底是寡不敌众。他惊叹道，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如此规模的攻坚战。
梁培璜是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原是阎锡山手下一个优秀的将领。他是河南人，没有山西将领的习气，比起功德林一位未来的客人、另一个阎锡山的老将、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孙楚，更显得锐气逼人。所以邱行湘安慰他道，临汾失守，不能怪梁培璜才力不济，正像他邱行湘失守洛阳，不能怪他没有经验一样。
林伟俦作为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谈到天津战役的种种。他说，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在天津成立指挥所后，催促天津警备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筹备构筑天津城防碉堡工事。上官云相说：“美军走了，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没有坚固碉堡工事能守得住吗？我早年在江西‘剿匪’时，所得经验教训太多了。”当年夏天，天津市长杜建时和他（时任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为迅速完成工事，由天津市政府工务局主持，按照各碉堡大小图型和护城河的宽深土方多少，进行投标雇工承包建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线，长达八十四华里，挖了一道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墙内每隔三十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三百八十多个，连同市内纵深的碉堡先后完成一千多个。陈长捷从西北调来天津任警备司令后，又加筑水泥钢筋碉堡几十个，分布在天津市郊的主要地区，企图凭借坚强工事而作顽强抵抗。
林伟俦又说，他没有想到解放军发展如此迅速，从少到多，从无到有，装备成了优势，炮火力量强大；更没有想到天津会被围成一个孤立据点；总以为将来主力作战会在天津外围一百里或几十里的地区，认为天津是后方而不是前线，以一个师或两个师必要时一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所以在一九四七年开始建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就是以一个军九个团的兵力配备位置而进行构筑的。所以解放军开始总攻天津时，一举就突破了陈长捷自夸为“大天津堡垒化”的城防线。
邱行湘听得很仔细。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军在天津登陆后，接着空运他所在的国民党九十四军接收天津。一到天津，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就召集了第五师、第一二一师两个师长研究修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的计划。作为第五师师长，邱行湘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也有与林伟俦、杜建时以后规划的相同的部分，当时因美军驻天津，方案尚未实施。邱行湘认为，他在天津的方案可以不比林伟俦高明，但是应该比他在洛阳的方案低劣。
邱行湘即使在战败之后也十分欣赏他在洛阳战役中的布置。此间他说，青年军士兵既缺乏作战经验，兵力又不足，他不得不特别寄希望于工事的加强。他刚到洛阳时，对洛阳的守备，究竟是以主力守西工（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校址，距城两三公里），还是以主力直接守洛阳城，尚举棋不定。至于外围据点的龙门、邙山，则决心不守（而蒋介石的意见，是要他必须守龙门、邙山的），以免分散兵力。起初，他认为如以主力直接守城，因为没有宽广的射界，难以发挥火力，又难以形成多数的独立支撑点，一门突破，全城瓦解。故有意以主力据守西工，以一部控制城垣。利用飞机场和西工四面八方的宽广的操场作为依托，又能独立支撑。但因为西工没有既设工事，又为时间所限，他最后仍决定以主力直接守城，以一部控制西工，并指定较有作战经验的第四团一个营配合民工构筑工事，采取“小而坚”的办法，在各据点之间的联系为解放军隔断之后，保证每一个据点都具有独立支撑的条件……
说来说去，三人的脑袋最后挤在一起，在林伟俦手中的划了红线的文字面前默默无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三人的脑袋分散开来的时候，邱行湘告诉梁培璜、林伟俦一个小笑话：一九三一年陈诚率十一、十四两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入赣围剿苏区，结果兜了三个月，一仗未打。而部队疟疾流行，损失过半。十一师副师长周至柔对邱行湘说：“饭可以不吃，烟不可不吸。我掉队是为了吸烟；觉可以不睡，屎不可不拉。总指挥（陈诚）掉队是为了拉痢。”
邱行湘现在认为，国民党军队不是没有人才的。陈诚要算一个人才，蒋介石要算一个人才。其所以蒋介石永远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其所以共产党军队无坚不摧——有洛阳战役就有“洛阳营”，有临汾战役就有“临汾旅”，有四平街战役就有“四平街连”，有襄阳战役就有“襄阳特功团”……那是因为在这些骁勇将士的后面，屹立着一座不可逾越的由思想和意志建造的长城。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九章 碎石路上（1）
杜聿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他的单人房间外面，不时响着多人的脚步声——或许是管理员给他送鲜牛奶，或许是科长给他送“大前门”牌香烟，或许是医生给他看病，或许是护士给他送药打针……
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果子酱与面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炖鸡与烧鱼。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三种。
他有结核病，包括肺结核和肾结核。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国外进口的链霉素多来自苏联，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美、英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过关，可是对中国大陆封锁禁运。为了抢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以及即将来到功德林的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第一流的药物。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一种。
最后一种病，就是发现未久的脊椎结核。不过离痊愈的时间也不远了，为了矫正杜聿明已经畸形的躯体，他只须静静地躺满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四种病，完全可以被共产党治好。共产党对于他，除了他一九四六年被割去的那个腰子无法寻回外，一切都给他了。
杜聿明曾问过护士，共产党治好他的病，总共花了多少钱？护士虽没有作答，他心里亦自然明白——总不止两个铜板吧。而他本人，曾有过没有两个铜板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底，蒋介石下野以后，杜聿明也无一官半职，与妻子曹秀清、大女儿杜致礼三人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救济十二元过日子。一日上街，年仅三岁的大女儿拉着父亲的衣角，嚷着要吃臭豆腐。一块臭豆腐需要两个铜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只掏出一个铜板来。杜聿明的心，也是肉做的，他在大女儿嚎啕大哭的时候，也忍不住鼻子发酸……
杜聿明并不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刺激他的神经，却也震荡着他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的退后三十公里，再打一次试试。现在，共产党军队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终于缓和了“试试”的心理冲动，放弃了“再打”的精神准备，懂得了“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的常识。
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共产党不通过武力收复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封建联姻，只能是汉藏两族的政治结合，说不上谁统治谁。特别是近百年来，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长期受到国外侵略势力的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泽”融不进雅鲁藏布江，蒋介石的宝剑的寒光，射不进喜马拉雅山，而共产党的一张谈判桌，就使西藏真正进入中华民族的怀抱。
共产党在大陆的成就，是治疗杜聿明心脏的链霉素。他尚存的那一个腰子如果代表他的军事眼光的话，那么他失去的那一个腰子应该代表他的政治头脑。关于这一点，杜聿明是在他肾结核痊愈之后的一个清晨，当缕缕阳光照进他的小屋的时候，自我感觉到的。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那是因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清党以后，终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夸奖她终于摆脱了“妇人之见”；杜聿明曾经责难过他的弟弟。那是因为杜聿德也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北暴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像太阳那样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最低的权利。而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蒋介石那里，恰恰失去了这个权利。一九四七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征得蒋介石同意，启程去美国就医。行至上海，适逢美国记者访问了他，他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亟需美军扶持的谈话，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殊不料此举铸成大错——蒋介石迭电上海而外，派人找上门来，言及杜聿明见解高明、策略精当，正可谓“国难当头，需用大梁”，故不允离去。杜聿明遵命不误，不过他事后听说蒋介石对他在上海的言论极为不满，认为他动摇意志、扰乱军心，作为一次惩处或者说一次报复，断然收回成命。
杜聿明长了脑袋，也长了眼睛。前不久，刚刚入夜，他发了一场高烧。医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站立在床边的一动不动的姚处长的身影。杜聿明生病从来没有呻吟的习惯，可是他终于发出如同呻吟的声音。
军人是讲究干脆果断的。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的病情时，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顿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呵！
杜聿明的肺腑之言，回荡在胡同之间。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禁百感交集，啧啧不已。这句话，他记起孙殿英在黄埔村喊过——那是为了鸦片；现在，这句话由杜聿明在功德林说出——这是为了良心！当年邱行湘率第五师驻东北时，曾到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杜聿明那里开过会，他深知杜聿明其人脚不站稳不走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话说回来，杜聿明被俘时，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承认，六年之后，他承认了共产党的伟大。在邱行湘看来，共产党给他安在病床的石膏架，不是矫正他的躯体，而是矫正他的灵魂；共产党不是给他注射药剂，而是给他寻回失去的腰子；杜聿明不是慢性自杀，而是快性复苏。
邱行湘是倾向有节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