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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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传统中国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步履蹒跚地走上了现代化之途。历经百年沧桑之后，中国社会至今仍然走在现代化的途中。因此，诸如“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等命题对于关注本民族命运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始终是具有切身性的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纯理论思考中的抽象范畴，更非可供把玩的时髦话题。
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在其名著《西潮》中的一段回顾之言，最足表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进程或“现代化”命题的切身之感：
“半世纪以前（指19世纪末，——笔者按），这些轮船曾经把自来火、时辰钟、洋油灯、玩具，以及其他实用和巧妙的外国货带到中国。我童年时在安宁的乡村里就曾经玩过这些洋货。我们天真而不自觉地吸收这些新鲜的玩艺儿，实际上正是一次大转变的开端，这次转变使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同时也经历了相伴而生的苦难、扰攘、危险，以及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失。”（1）
不难看到，蒋先生对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进程的体认，一方面交织着其童年记忆，另一面也融合着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人文忧思。通过他的表述，我们可以相当感性地体察到近代中国变迁的几个重要方面：西潮的冲击；“步上现代化之途”；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等。显然，对蒋先生而言，“现代化”乃是传统中国被迫跨出的一个历史性步骤，其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是“相伴而生”的。至于说“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之一是“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失”，则无疑是对乡村生活的怀旧意识在作祟。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Foucault）曾对此类心理作过考察，他指出：“在对现在或不远过去的的憎恨中，包含着将过去彻底神话的危险倾向”（2），他举例说，“只要你对欧洲的农村建筑作过很好研究，你就会发现，试图回归到小茅屋时代的企图，完全是一种空想。”（3）从《西潮》一书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蒋先生对西潮冲击下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他对“现在或不远过去”并无憎恨之情，但他在表现自己对现代化进程的忧虑时，确有将“过去”加以“神话”的倾向。事实上，在那些对传统社会或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中，这种倾向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往极端了发展，便会演变成以“反现代化”为基本取向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4）。
笔者以为，尽管传统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是外力逼迫的结果，但它确实因此迎来了有可能导致质变的发展契机。无论人们或基于“文化守成主义”理念抵触“现代化”进程，或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理念批判“现代化叙事”，均无法抹煞中国社会已在“现代化”的途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历史事实，也无法抹煞传统中国因“现代化”进程而焕发的生机和希望。因此，笔者无意加入现代化是否是传统社会的必然发展途径的探讨，而更倾心于思考中国社会如何合理地实现“现代化”以及传统文化（含传统学术）如何合理地实现现代转型（5）。作为人文领域的研究者，笔者自然对自身领域所发生的现代变革尤为关注，因而便格外倾向于从中国人文学术（含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这一视角切入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而在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这一论域内，王瑶先生所构想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便于理解该课题的理论前提，不妨回顾一下先生本人的有关论述：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红搂梦评沦》、《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都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国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6）
王瑶于十余年前所作的这番关于近代以还中国文学研究大势的论述，至今仍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性。倘若仅就“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课题而论，则王瑶上述高屋建瓴的论述至少可以解析为三个层面：首先，肯定了近代以还中国文学研究一个基本发展趋势即是“现代化”；其次，点明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与接受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密切关系，如他先则提纲挈领地将“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鲁迅、钱钟书”等文史专家定位为“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继则判定他们之所以能有超越前人的学术造诣，基本原因之一即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复次，简要概括了具有现代色彩的文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对“文学”的界定更为明确，“叙述和论证”更重“条理化和逻辑化”等。
显然，王瑶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的构想，为考量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框架，也为总结诸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鲁迅、钱钟书等近现代文史大家的学术成就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思路。其要点在于，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与中西文化的会通加以理论整合。究其原因，则诚如一位学者所言：“由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就显为双重性的：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亦是中西之冲突。”（7）因此，无论是研治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学者，便都不得不在新/旧、中/西这双重维度所构成的坐标中运思，有人因而形象地将此类研究描述为“背负十字架的思考”。（8）
陈寅恪曾将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方法精辟地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即《宋元戏曲史》，——笔者按）等是也。”（9）寅恪先生意在说明，王国维在文学研究领域（“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基本原因，即是注重中外（西）会通（“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红楼梦评论》在解析《红楼梦》的悲剧性及伦理价值时，便由于借用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及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的悲剧理论，而屡有新见。与之相似，《宋元戏曲史》在分析中国古典戏曲的美学品格时，也同样借用了西方悲剧理论。需要说明的是，对“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之说，不应作胶柱鼓瑟的理解，若考虑到表述时的互文性，则该论断更为完整的表达应是“取外来之观念或材料与固有之材料或观念，互相参证”。如《红楼梦评论》将浮士德与贾宝玉的“苦痛”与“解脱之途径”相比较，便可以说是中西方“观念”即存在论的互观。
此外，王国维治中国古典文学时，尚有取“外来”之方法整理“固有之材料”的一面。其同时代人傅斯年在为《宋元戏曲史》所作的书评中即指出：“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今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10）傅氏虽因时代及才学所限，未能对《宋元戏曲史》的学术创获有更全面的认识，但他从“中国文学史”“体裁”更新（从旧式中国文学史至“近代科学的文学史”）的视角肯定该书的开创之功，并将此种文学史“体裁”的更新或曰现代转型归因于借鉴“外国文学史”的结果，则无疑是切中肯綮的洞见。他还进而总结说：“盖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乐学书中，《燕乐考原》、《声律通考》虽精，而所说终嫌太少也。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傅。”（11）傅氏此论固然对王书价值有恰切定位，但对旧学的评价（“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却未免有失公允。以笔者之见，旧学固“多破碎之谈”，但却未必不是“根本之论”。因此，如何在“破碎之谈”（如传统的诗话、词话）与“统系”之论（如“近代科学的文学史”）这两种学术模式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12），而不是以学术“现代化”的名义舍彼扬此，乃是笔者在思考中国人文学术现代转型时的基本着眼点之一。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2节 西潮冲击下的中国学术（2）
显然，陈寅恪对王国维文学研究法的具体总结（“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以及王瑶关于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与中西“会通”之关联性的宏观描述，为我们总结王国维、陈寅恪、鲁迅、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近现代文史大家的学术成就，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方法论指南。
需要说明的是，王瑶生前设计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课题，已基本付诸实现（13）。不过，在他所格外推重的“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鲁迅、钱钟书”等六位学者中，独有关于钱钟书学术成就的研究文章付诸阙如（14），这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笔者以为，无论是考察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还是考察“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钱钟书的学术实绩都是一个不容忽视乃至无法绕过的重要个案。该课题基本完成后的总结语中有云：“缺了这三章（钱钟书、刘大杰及冯沅君、陆侃如夫妇等三章）当然很遗憾，起码使得全书显得‘残缺不全’。……或许，正因为‘残缺’，使此课题成为开放的空间，召唤更多的研究者加入。”（15）笔者非常乐意响应该课题的“召唤”，并试图通过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或“现代化进程”这一视角切入对“钱学”（QianStudies；钱钟书研究）的思考，而成为该课题后继的“研究者“之一。
前面提到，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与中西文化的“会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又可以抽象地表述为“旧学”之“新变”。因此，笔者拟在“会通中西”与“旧学新变”这两个相关题域所构成的分析框架中考量钱钟书的文学学术（或称文学研究）。具体言之，笔者对钱钟书会通中西之治学理念与治学模式的考察，不仅仅着眼于中西“比较文学”或中西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而更多地着眼于中西“会通”与传统学术（含传统文学研究）在现代语境下所发生之“新变”的内在关联性。显然，此种类型的钱钟书研究只是基于某个特定视角的审视，而非对钱氏之学所涵盖之所有理论问题的总结，是为“钱钟书文学学术述略”。
由于中西“会通”前提下的旧学“新变”首先发端于中国传统科学领域，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背景。有论者指出，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科学萌发了如下“近代化倾向”：即，“中西会通，引进西学补中国之不足”。（16）而作为“中西会通”之开端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则是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经崇祯帝批准，“开设、督领历局”（1629），“以西法改历”，因此，“中西会通”的工作便首先在天文、数学领域展开。（17）由于“中西会通”的前提是了解西学，因此，徐光启便将其主持下的历局的首要工作定为翻译，并提出了“‘大统’（指《大统历》，——笔者按）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18）这一堪称远见卓识、至今仍具启示意义的指导方针。此后，薛凤祚作了《历学会通》（1664）一书，提出“此会通不可缓也”。（19）清初发生的中西两家历法之争，则促使有识之士对如何进行“会通”予以反思。以梅文鼎为代表的学者试图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以期在不脱离中国学术传统的情况下，择取西说之长，弥补中国传统天文数学的不足，即所谓“见中西之会通，而补古今之缺略”。（20）
较之天文、数学领域的先行者，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在尝试“会通中西”方面，晚了将近三百年。直至十九世纪末以降，王国维、梁启超等近代学人才开始在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中西“会通”（比“翻译”西学更进一步）的尝试。王所著《宋元戏曲史》、《红搂梦评沦》，梁所著《中国韵文的变迁》等，堪称这一方面的开风气之作。前面提到，明末徐光启主持下的“历局”是以“西法”（西方天文历算之法）改历，与此相类，完稿于民初的《宋元戏曲史》（1913）则是以“西法”（西方著书之法）重写文学史。作为王、梁学生辈的钱钟书在注重中西“会通”方面，显然是两位导师的出色后继者，且态度更为坚定，也有着更为明确的方法论自觉，并在“援西释中”的规模方面，远逾前人。其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便均在中西“会通”方面，卓有建树。此外，即便是在“比较意识”不甚突出的《宋诗选注》中，也同样包含着“会通中西”的尝试：如在提出“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高明”的观点时，参照了亚里斯多德《诗学》中的相关论点；在评价宋代诗人“资书以为诗”的习气时，以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心目间“只浮动着古罗马大诗人的好词佳句”的人文主义作家为参照；又以恩格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及歌德“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的说法与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议论相参证；且将苏轼诗作的“博喻”之法与“莎士比亚式的比喻”相提并论，如此等等。（21）此外，诸如“形式”与“内容”，“形式主义”与“古典主义”，“否定命题”与“肯定命题”等西学范畴在《宋诗选注》中也时有出现。这实际上为《宋诗选注》的专门研究者提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从中西“会通”或“比较诗学”的视角予以审视。
上文提到，明徐光启经崇祯帝批准，“以西法改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