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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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还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的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而“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71）他指出，进行这项工作必须深入细致，不能望文生义。因为，同一术语在不同的人用起来含义也不同，若不一一辨别分明，必然引起混乱。此外，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大多数是实践家，兼“能作”与“能评”于一身，因此，要了解其理论必须同时读其诗文。（72）显然，钱钟书早期的“人化文评”说，可以视为“比较诗学”领域内“导夫先路”的重要成果。钱钟书指出，“人化文评”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所谓“人化文评”，指的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也就是以“气骨神脉”等等人体的“机能和构造”来评论诗文。（73）如刘勰《文心雕龙•；附会篇》所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曹丕《典论•；论文》所云：“孔融体气高妙”，钟嵘《诗品》所云：“陈思体骨气奇高，体被文质”，均是传统“人化文评”中的显例。概而言之，传统文学批评中常见的术语如“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作为“人化”的诗学范畴或“生命化名词”，均是“人化文评”的体现。（74）随后，钱钟书从“西洋文评”里找出了若干带有“人化”色彩的“代表性例子”，并把它们“分为三类”，而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人化现象”，作了“由浅入深”的“逐类辨析”，以指明西方文评中带有“人化”色彩的术语或命题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人化现象”往往“似是而非”、“貌同心异”。如法国文论家布封的“风格即人”说，表面看来类似于“人化文评”，但究其实质，两者存在着明显差异，因为，布封所谓“人”，是指“人格人品”，不过《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见”一节的意见，并不指“人身”人体。又如，罗马大雄辩家兼修辞学家西塞罗曾云：美有二种：“娇丽者”，“女美也”；“庄严者”，“男美也”。这无疑契合于中国传统文评中“阴柔”“阳刚”之美的区分，但在各自所指的对象上又有所不同，因为，西塞罗“根本是在讲人体美”，而并非说“文章可分为阴柔阳刚”。（75）总之，通过对中西方文论或文评中类似现象的深入比勘和辨析，钱钟书既充分论证了“人化文评”乃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又明确界定了“人化文评”的内涵。如果说，钱钟书的“人化文评”说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而言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那么，其晚期的《诗可以怨》一文，则堪称中西“比较诗学”领域中的一篇具有典范性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钱钟书旁征博引，用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和西方都认为最动人的诗是表现哀伤或痛苦的诗，很多诗人和理论家在说明这一点时不仅看法相近，而且取譬用语也常常巧合，这就指出了东西方诗学中一个根本性的规律。
此外，钱钟书还认为：“语言比较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大的部门”，并特别指出，他“对此曾经花过心力。” （76）通观《管锥编》，可以看出，钱钟书确实极为重视“语言比较”。如《管锥编》开篇之《论易之三名》一则，即在论证“一字”而“融会相反两意”这一语言现象时，以古汉语中的“易”字兼训“不易”，“乱”字兼训“治”，“废”字兼训“置”，与德语中“奥伏赫变（aufheben）”一词兼训“灭绝”与“保存”二义相对观，从而既推翻了黑格尔断言中国语文“不宜思辨”的依据（77），又显明了一字而“融会相反两意”这一语言现象的普遍性。再如，为了说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再如，为了说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钱钟书列举了十多位中外哲学家、文人“责备语文”的观点 ，如黑格尔所谓“语文宣示心蕴既过又不及”，尼采所谓“语文乃为可落言诠之凡庸事物而设”，故“开口便俗”，歌德所谓“事物之真质殊性非笔舌能传”，陆机所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所谓“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黄庭坚所谓“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诸如此类。（78）又如，为了表明中国诗家惯用之“回鸾舞凤”格乃修词通例，钱钟书以古希腊修词学所谓“丫叉句法”与之对观。（79）
那么，钱钟书何以对“语言比较”格外重视呢？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如试图从根本上把握文学活动的“普遍规律”，便无法绕过语言研究，尤其是对语言特性、语言现象（包括修词现象）的比较研究，而钱钟书的基本学术旨趣即在于抉发东西方共同的“文心”、“诗心”，因此，他主张“语言比较”应为“比较文学”一大“部门”并为之付出“心力”，便是很自然的事；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种“转向”亦波及到了文学研究，而钱钟书对西方现代学术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前沿理论一向感知敏锐（80），因此，他对语言研究及“语言比较”的格外重视，也很可能和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语言学转向”有着一定的关联性。笔者以为，钱钟书的语言论或比较语言学是一个尚待深入考察的课题，限于篇幅与学力，本文不拟展开讨论。
综括而言，在钱钟书看来，（1）“清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2）“相互阐发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术语，（3）“语言比较”，乃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事实上，这三项任务对发展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古代文论”研究以及“文艺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让我们以钱钟书致一位“比较文学”学者的肺腑之言共勉：
“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国外已经有较长的历史，而在中国还得走不少路，可做的事还多得很，无论是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或其他方面。总之，必须认认真真地、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作，切忌浮光掠影，夸夸其谈。” （81）
第三章 “善沟夷夏谈何易”：钱钟书的中西文化与文学观第17节 “出位之思”与文学研究（3）
注 释：
（1）（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3）《谈艺录（补订本）•；序》。
（4）钱钟书“打通”论的理论渊源当不止于章学诚的贵“通”之说，而应包括唐杜佑、刘知几，宋郑樵等的尚“通”之论在内，但章学诚的影响显然最为直接。这一点下文还会展开讨论。
（5）钱钟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钱钟书散文》。
（6）钱钟书曾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的人属于苏联日丹诺夫钦定的范畴：‘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passportless cultural tramps）’。他们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钱钟书《被考验者的博取善意》，《钱钟书散文》），这段话一方面说明钱钟书并不排斥“比较文学”研究，他甚至承认《管锥编》是一部“比较文学”领域的“私货”，另一方面也暗示出“比较文学”这一在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中有一定市场的学科曾在前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下受到过非议，这无疑是钱钟书在许多场合不承认自己是“比较文学”学者的外因之一。在一次座谈会上，钱钟书直接点明了“比较文学”在前苏联受排挤的原因，他说：“研究比较文学，有助于对本国文学的了解，这在今日，已经是常识了。但在某些地方——例如苏联，似乎还是禁忌：因为接近‘人性论’，而远离‘阶级论’，甚至有不爱国之嫌疑。”（孔方卿《钱钟书京都座谈记录》，《钱钟书研究》第2辑）
（7）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8）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9）谭嗣同《报贝元徵》，周振甫《谭嗣同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P32。
（10）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说》，王 ？ 主编《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P558－559。
（11）从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重新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这就意味着人们较晚才对西方人在精神领域的成果有所认识。
（12）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
（1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14）《管锥编（全五册）》，P329－331。
（15）（17）《谈艺录•；序》。
（16）钱钟书在谈到中外文化关系时，多次提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如《管锥编》中就至少提到了三次（P8，P329，P969）。
（18）钱钟书所谓“二西之书”，包括佛经与西洋书籍，本论文只讨论钱钟书对西洋书籍的征引、援用。
（19）《管锥编（全五册）》，P8。
（20）《论复古》，《钱钟书散文》
（21）（23）《谈中国诗》，《钱钟书散文》。
（22）《谈艺录（补订本）》第一则。
（24）王新命、萨孟武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同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版，
（25）语出《谈艺录（补订本）•；序》，而其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一语，无疑是化自陆象山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象山全集》附《象山年谱•；绍兴21年》）
（26）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同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27）（28）（29）（31）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P1－8，P109－130。
（30）《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32）罗荣渠等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384－385。
（33）参阅拙作《民族认同与文化抵抗——对张承志的文化社会学评注》，香港：《中国研究》（1999）；《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抵抗——张承志个案》，长春：《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34）如“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就主持过一项大意是美国文化与全球化之关系的研究项目。作为这一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一位华裔学者以麦当劳快餐店、可口可乐等美式饮食文化的标志为切入点，对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作了考察和论证。事实上，美国文化为“普世文化”的论调，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足够响亮的回声：或应和，或抵触。
（35）（37）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散文》。
（36）参见拙译《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论文化多元社会中的阅读活动》，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38）钱钟书在其沟通中外（西）的文学研究中以“求同”也就是揭示出中外（西）文学的相似处为根本趋尚，从《管锥编》中诸如“西方名家涉笔，足相印发”、“异域语可参”、“邻壁之光，堪借照焉”、“会心不远”等类似的表述中即可窥见端倪。
（39）参见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上海：《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
（40）（41）参阅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42）见1979年秋钱钟书致郑朝宗信，收于《钱钟书书札书钞》，《钱钟书研究》第3辑。
（43）钱钟书《诗可以怨》，《七缀集（修订本）》。
（44）有学者在总结钱钟书文学研究的特征时指出：“钱钟书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总背景下加以观照，自然就目光四射，举重若轻。他又把中国文学放在古今学术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就能名其异同，观其通变。在探索某一创作意向时，他又会通各种文学体裁，启人心智，又涉笔成趣。论陶渊明《闲情赋》的‘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二句，除了引诗文作例证外，还引了《聊斋志异》的《青梅》，《绿野仙踪》第60回写齐蕙娘，《儿女英雄传》的第38回。这样的情况在《管锥编》中到处可见。”（傅璇琮《学养深厚与纵逸自如》，《濡沫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这段话颇具代表性地概括出了钱著超越中外（西）“古今”、“文体”以至雅俗界限的特征。
（45）参看注38。
（46）最近的版本为浙江古籍版，1998。
（47）（48）（49）（50）郑樵《通志•；总序》，见郑樵著《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51）郑樵《夹祭遗稿•；上宰相书》，《郑樵文集》卷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P36。
（52）参见章学诚《释通》一文，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P16。
（53）《谈艺录（补订本）》第九一则。
（54）（55）钱钟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版：1997）。
（56）钱钟书《谈中国诗》，《钱钟书散文》。 （57）钱钟书《致胡乔木》，《钱钟书散文》。
（58）钱钟书《美的生理学》，《钱钟书散文》。
（59）钱钟书《围城•；序》（人民文学版：1991年）。
（60）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围城》附录。
（61）（62）（63）（69）（70）（71）（72）参见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64）参见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收于郁龙余编《中西文化异同论》，北京：三联书店，1992。
（65）参见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散文》。
（66）钱钟书《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钱钟书散文》。
（67）如季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