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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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过去的现在性”　　　　
　　　　在其总结一生所学的大书《管锥编》的开篇，钱钟书对“周易”的“易”字兼具“易”与“不易”两层相反含义的语言现象，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解析。他指出，古人赋予“易”字以“易”与“不易”这两层相反含义，恰恰说明古人对“心理事理”的“错综交纠”　深有体会，因而借融会“易”　与“不易”之相反二义于一字；以示“相反者互成”之理，正如德语中的扬弃（Aufheben）一词，往往兼含“灭绝”与“保存”二义，以指“分裂者归于合、牴牾者归于和”或“矛盾之超越、融贯”。钱钟书进而指出，“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固古人言天运之老生常谈。”如《管子•；内业》称“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公孙龙子•；通变论》有“不变为变”之辩，《礼记•；中庸》有“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之论，《文子•；十守》又有“化化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之说，苏轼《前赤壁赋》则发浩叹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钱钟书最后还举出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勒斯（Heraclitus）所谓“唯变斯定”（By　changing　it　rests）及其他西方哲人的类似观点，以与中国古代文人学士所体悟之“易而不易”之理相对观。（3）　　　　
　　　　钱钟书又在分析中国文化史上的“复古”现象时指出：宋道学家或唐古文家的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原则上并非“复古”，因为，永久不变的道（如柏拉图所谓　“理式”）或“永久不变的美”才是他们的真正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宋道学家或唐古文家的“复古”思想，与法国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Boileau）所谓法古即是法“自然”之说，在思路上有相通之处。（4）钱钟书进而指出，由于“复古”思想往往包含着借标举“永久不变的道”与“永久不变的美”以改造当前文化的用意，因此，“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钱钟书的这一看法显然包含着对如何于不变中求变这一问题或所谓“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5）的深刻体认，否则，他就不会紧接着提出如下论断：“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和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肯定不会成功。”　（6）　显然，钱钟书由对“易而不易”、“复古即革新”的体认转入对“民族保守性”与“历史连续性”的思考，与博尔赫斯由“变而不变”之思推出“各民族的历史有其内在的连续性”这一结论，有着惊人的逻辑一致性。　　　　
　　　　此外，钱钟书的辨证革新论与博氏的“内在连续”论均包含着变迁与对抗这两个维度。差别在于，钱钟书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之传统变革这一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因而变迁（传统的革新）与对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这两个维度便被整合起来。与此相应，上文提到的1）如何把握对抗或对话的尺度与2）如何于不变中求变这两个问题也便被统一起来。如果以此认识为依据，则钱氏之论便可以表述为：如何在妥善协调中外文化关系尤其是中西文化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传统的革新。　　　　
　　　　具体到中国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来看，笔者以为，欲解决好上述问题，首先要求学者具备“维持一种难以维持的张力的能力”（7），也就是在新/旧、中/西、科学性/审美性等对立要素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essential　tension）（8）的能力。换言之，中国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不是简单地以新换旧、以西化中或以科学性排斥审美性（笔者按，“科学性”与“审美性”的紧张主要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由于它与“西学东渐”以来的“科学化”趋势密切相关，因此，笔者将其与中/西关系联系起来考察，详见下文），而是应在诸对抗性要素或可变性与不可变性之间，维持一种均衡关系。　　　　
　　　　在这一点上，与波普尔（Karl　Popper）齐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的传统和变革的相关论述，无疑颇具启示性。他指出，“与一种流行的印象正好相反，科学中的大多数新发现和新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现有科学知识货堆的补充。为吸收这些发现和理论，科学家必须经常调整他们以前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抛弃他以前的信念和实践的某些因素，找出许多其它信念和实践中的新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新关系，接受新的就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因而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所以，它们确实要求思想活跃、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如果不是大量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活跃和思想开放的性格，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9）　　　　
　　　　库恩转而指出，“革命仅仅是科学进步的两个互相补充的方面之一。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也不会是原来就设计好了是革命的，而且即使这样，也很少真会有这样的效果。相反，常规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这种意见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可以肯定，在典型情况下，这种收敛式的或者说受一致意见制约的研究工作终将以革命告终。于是，传统的方法与观念就要被抛弃，由新的取而代之。但是，科学传统的革命转换，相对说来还是罕见的，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这一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准备。”因此，“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10）　　　　
　　　　显然，库恩所谓“必要的张力”，主要是指“常规研究”（受一致意见制约的收敛式研究）与学术创新（依赖于以“思想活跃”和“思想开放”为特征的发散式思维）或“科学传统”　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均衡关系。他所谓“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然同时显示维持传统和反对偶像崇拜这两方面的性格”（11），正表明维持“必要的张力”的能力，乃是科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虽然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而发的（12），但它对于我们思考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也颇有助益。例如，库恩所谓“科学家必须经常调整他们以前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抛弃他以前的信念和实践的某些因素，找出许多其它信念和实践中的新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新关系，接受新的就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如果对“智力装置”、“操作装置”等语词进行适当转换，就基本适用于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或称“创造性转化”）。具体言之，人文学术或文学研究领域之所以会出现变革的趋势，恰恰是因为人文学者或文学研究者以前所信赖的观念和方法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而促使人文学者或文学研究者调整其观念与方法的动因，或者是因为人文学术或文学研究自身演变的需要，或者是因为外来思潮的冲击，以中国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现代变革而言，应当说是两者兼而有之。此外，就变革的方式而言，人文学者或文学研究者在调整其观念与方法时，也应当抛弃他以前的观念和方法的某些因素，而在接受新的观念和方法时，也同样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观念和方法”。由此观之，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为钱钟书“辨证革新论”的注解。区别在于，库恩的科学革命论主要着眼于科学传统自身的纵向演变，而钱钟书的“辨证革新论”还兼顾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横向关联。再从学者的素质而言，人文学者与文学研究者又何尝不应兼具“维持传统”和“反对偶像崇拜”这两方面的性格。　　　　
　　　　经验证明，中国人文学术或文学研究在进行现代变革之时，一味趋新或一味效仿西方都缺乏可行性。合理的作法，应是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尺度，并对“过去的现在性”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显然，注重“过去的现在性”，不同于以“怀旧”（nostalgia）的心态面对“过去”。“怀旧”的特点在于，“只留意于过去的积极意义”（looks　only　at　the　positive　in　the　past）。这无疑会使人“丧失分析变迁动机的能力”（disables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changes）（13）相反，对“过去的现在性”的强调，其着眼点恰恰在于“现在”，其深层的关怀，则是旧中开新或传统转化的可能性。


第七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1）第38节　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及其限度

　　　　前文提到，中国人文学术传统或文学研究传统的变革，不是简单地以新换旧、以西化中或以科学性排斥审美性。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科学性”与“审美性”的紧张关系（14），主要是针对文学领域的现代变革（尤其是“科学化”趋势）而言的。　　　　
　　　　笔者以为，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的现代变革的基本趋势之一即是“科学化”。并且，这一趋势是与“西学东渐”的过程密切相关的。为了说明“科学化”的具体特征，不妨先来看看钱钟书对上世纪初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所出现的“科学化”趋势所作的描述：　　　　
　　　　“老式的文学批评家并不是不讲科学方法的，譬如硕果仅存的古董先生Saintsbury教授各言谢书，第一辑中便曾说过非对于几何与逻辑有研究的人，不能做文学批评家——虽然老头子，所谓几何，不过指欧几利得（通译欧基里德），　所谓逻辑，不过指Aldrich。但是老式的批评家只注重形式的或演绎的科学，而忽视实验的或归纳的科学、只注意科学的训练而并不能利用科学的发现。他们对于实验科学的发达，多少总有点“歧视”（不要说是“仇视”），还没有摆脱安诺德（即Matthew　Arnold；英国19世纪著名文学批评家——笔者按）《文学与科学》演讲中的态度。这样看来，瑞恰慈先生的《文学批评原理》确是在英美批评界中一本破天荒的书。它至少教我们知道，假使文学批评要有准确性的话，那么，决不是吟啸书斋可以了事的。我们在钻研故纸之余，对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应当有所借重。换句话讲，文学批评家以后宜少在图书馆里埋头，而多在实验室中动手。麦克斯•；伊斯脱曼先生（Max　Eastman）称瑞恰慈为‘旷古一遇的人——教文学的心理学家’（Literary　　Mind第五十七页），诚非过当，便是伊斯脱曼自己，也同样地表示着科学化的趋势；他在《文心》（Scribner．1931）一书中，利用Jean　Piaget儿童心理的研究来解释近代诗之所以难懂，利用Jennings下等生物的研究来说明诗人的心理，诸如此类，都十分地创辟。”（15）　　　　
　　　　显然，钱钟书所描述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领域所出现的　“科学化”趋势，主要是指借助实验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等）的理论或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学术取向，如英国现代文学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的《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便是以“心理学”和“生理学”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开风气之作，该书因而被钱钟书视为当时英美批评界中一本“破天荒的书”。（16）美国现代诗人、“对科学高唱赞歌”（radical　celebration　of　science）的麦克斯•；伊斯脱曼（Max　Eastman）（17）则通过利用“儿童心理”和“下等生物”研究领域的成果解说诗艺和诗人心理，而在文学研究中有所“创辟”。　　　　
　　　　从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的现代变革来看，其“科学化”趋势，除了借助自然科学范围内的实验科学（如属于西方心理学重要流派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的理论或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取向之外（18），还包含着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的强调，如逻辑推理、系统分析等。关于系统分析的利弊，本文第五章已有所探讨，兹不赘。此外，以笔者之见，中国文学研究在现代转型之初所推重的逻辑方法，主要以形式逻辑范围内诸如因果律、排中律、矛盾律等规则为依据，并未超出著有《逻辑方法纲要》（1691年版）一书的阿尔德里西（也就是钱钟书所说的Aldrich）的视野。总的说来，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现代变革中的　“科学化”趋势及其特征、以及“科学化”在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等问题，尚有待全面深入的探讨，限于篇幅和学力，本文拟在提出上述问题的前提下，以钱钟书本人的思考与学术实践为着眼点，切入对　“科学化”在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这一问题的考察。　　　　
　　　　钱钟书曾借古人“明体达用”之说阐发曰：“用之学问（所谓technology），日进千里，体之学问（humanities），仍守故步，例如亚理士多德之《物理学》无人问津，而亚理士多德之《伦理学》，仍可开卷有益。”（19）　钱钟书所谓“体之学问（humanities）”即是指“人文学科”（含文学研究），“用之学问”（technology）则是指“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范围内的技术科学。在他看来，人文学科如“伦理学”中的有关思想的有效性，并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丧失，如亚理斯多德关于伦理学问题的思考，至今仍对现代人有所助益，但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却处在不断进步（progress）的过程中，因此，亚理斯多德的“物理学”研究在今人看来，便不再值得关注。钱钟书的论述首先表明他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界限有明确意识（20）；其次，它可以深化我们对不同类型的传统的不同特性的认识，在钱钟书看来，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某种传统的存在往往只是阶段性的存在，亚理斯多德时代的自然科学传统就与库恩所谓“当代科学传统”（自然科学层面）处在不同的阶段，因此，现代科学革命（自然科学层面）所必须依赖的传统，便不是亚理斯多德时代的自然科学传统，与此形成对照，一般所谓文化传统固然也受时间性因素的影响，但不象自然科学传统那样有着明确的阶段性，因此，文化传统可以视为变动中的“一”，自然科学传统则只是某个阶段的“一”。由于人文研究就其所思考的基本命题（如美、正义、价值、人性等）而言，往往具有永恒性，因此，人文研究传统的阶段性也不如自然科学传统那样明显。　　　　
　　　　为了说明自然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学科的差别，钱钟书还指出：“不同的学科对于语言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这许多条件都为学科本身着想，并没有顾到文学，应用它们的范围只能限于该学科本身”，他随后举例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时，有一条规则，略谓本会会员作文，不得修饰辞藻，须同算学公式般的简质（of　a　mathematical　plainness）云云。”（21）可见，在钱钟书看来，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规范。例如，适用于自然科学学科如数学（mathematics）学科的“不得修饰辞藻”这一规则，就未必适用于文学学科，更未必适用于文学创作。究其实质，“修饰辞藻”追求的是表达的美感效果，　“不得修饰辞藻”则以表达的“准确性”　与明晰性为唯一目标。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