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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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因此，“不得修饰辞藻”这一学术律令便是科学研究对“审美性”予以排斥的明确信号。从钱钟书的表述来看，他并不赞同将“不得修饰辞藻”作为文学学科的学术律令；就其文学著作的表达方式来看，他在兼顾辞达的前提下，格外讲究文字的润饰、辞章的经营。前文提到，钱钟书曾提出过“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这一文体论意义上的重要命题；并且，于“古文”写作中时嵌骈骊的作法，恰恰是钱钟书主要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的基本语体风格。（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一节）笔者以为，钱钟书对词章及“词章之学”的重视，一方面固然与他对古人“义理”、“考据”、“词章”并重之说的认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作为“作家型学者”的特点有关。与同时代的鲁迅、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类似，钱钟书也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两方面均有建树。由于对创作艺术的个中三昧颇有体认，钱钟书在学术文章的写作上便体现出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谈艺录》、《管锥编》中的某些片段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某些片段一样，都堪称美文。此外，基于对创作艺术的浓厚兴趣，钱钟书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往往习惯于从操作的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他曾指出，他之所以择取总集、别集中“有名家笺释者”予以研读，乃是为了借此“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以资其“操觚自运之助”。（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一节）　　　　
　　　　由上可见，钱钟书在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这两个层面上，对“不得修饰辞藻”这一“科学化”诉求均有所否定。此外，钱钟书对逻辑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也提出了质疑。由于对逻辑方法、逻辑思维的强调也是“科学化”趋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钱钟书的上述质疑自然也可以视为对“科学化”在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的反思。　　　　
　　　　钱钟书指出：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一到哲学思辨里，就变为缺点——不谨严、不足依据的比类推理（analogy）。讲究名辩的《墨子•；经》下说“异类不吡，说在量”，“毗”即笋比”，《经说》下举例为证：“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逻辑认为“异类不比”，通常口语以及文学词令相反地认为“凡喻必以非类”，流行成语不是说什么“斗筲之人”、“才高八斗”么。宴几道《清商怨》“要问相思，天涯犹自短”；又《碧牡丹》“静忆天涯此情犹短”，　不就把时间上绵绵无尽期的长“相思”和空间上绵绵远道的“天涯”较量一下长短么？明人诗“鄂君绣被寒元香，江水不如残夜长”（刘基《江上曲》），清人词“人言路远是天涯，　天涯更比残更短”（《全清词钞》卷三徐尔铉《踏莎行》不就更直捷爽快地用同一尺度来侧“量”“异类”的空间和时间么？外国成语不也说一个瘦高个子“象饿饭的一天那么长”么？可见“智与粟”比”“多”、“木与夜”比“长”，在修辞上是容许的。所以，从逻辑思维的立场来看，比喻被认为是“事出有因的错误”，是自相矛盾的谬误，因而也是“逻辑不配裁判文艺”的最好证明。（22）　　　　
　　　　对钱钟书赞同“逻辑不配裁判文艺”之说的立场，不应胶柱鼓瑟的理解，否则，难免会推出钱钟书的文学或文艺研究不讲逻辑的结论。笔者以为，钱钟书的这一看法从实质上来说，乃是对逻辑方法在文学或文艺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局限性的反思。由于文学研究的对象即文学作品或审美活动（以形象思维为其重要特征）有其特殊性，因而，适用于“哲学思辨”或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或原则未必完全适用于文学研究。后文的论述将表明，钱钟书既对逻辑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有所反思，又借助逻辑方法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了独到阐发。


第七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1）第39节　“维持难以维持的张力”（1）

　　　　前文提到，中国人文学术或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在妥善协调中西文化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传统的革新。笔者以为，处理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涵养一种在新/旧、中/西、科学性/审美性等对立要素之间维持均衡关系或“难以维持的张力”的能力。　　　　
　　　　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实践表明，他有着比较突出的维持均衡关系的能力。例如，他既在特定的语境中肯定了“逻辑不配裁判文艺”的看法，同时又在其他场合借助逻辑方法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了别有会心的阐发。如在评析王禹偁之《村行》“数峰无语立斜阳”一语时，钱钟书之所以能一眼看出“无语”乃“有语”之反，从而体会出欲语而不语（正而反）、不语而欲语（反而正）的妙处，显然与其长于逻辑思维有关。　　　　
　　　　又如，钱钟书在其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之初，突破当时还比较流行的中国文学优越论以及传统学术所谓夷夏大防，广泛援引了西方著述中的“观念”与“材料”，从而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乃至新境界。此外，其会通中西的研究方法又以“博证”（梁启超评顾炎武语）为特征。从中国学术沿革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以“博证”为特征的中西互证式的文学研究模式，可以说是清代朴学“博证”之法在中西文化相碰撞的历史背景下的合理延伸：既是朴学“实证”精神（“言必有征”）的传承；又是广求证据之法（“证必多例”）的发扬光大。由此可见，钱钟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既融会了中西文化，又维持着新视野与旧途径之间的均衡关系。　　　　
　　　　再如，钱钟书在阐述西方学术思想时，往往还伴以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思考。如他对作为西方解释学基本命题的“阐释循环”的引介，便内含着中国文学解释传统与西方解释学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西方解释学的这一基本命题经由本土诗学话语的重新释义而被“归化”，中国文学解释传统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如戴震的解释观、王安石的“辞之终始”说等，或被质疑，或被赋予了现代含义。这表明，钱钟书并未简单地以西化中、以新换旧，而是力求在妥善协调中西学术思想的前提下推动“旧学新变”。　　　　
　　　　此外，笔者注意到，钱钟书固然对西学东渐以来越来越注重“理论系统”、“历史系统”的建构的趋势有着明确的反思意识，但他的后期主要论著《管锥编》的学术形态又不能简单地以反“系统化”来描述，或价值判断意味甚浓地断之为“不成体系”。事实上，《管锥编》虽在混合了资料汇编（资料集）和心得选粹（思想录）这两种形式的基础上，以传统的“札记体”成书，但这并不妨碍钱钟书在总体上作一定程度的“系统化处理”，它具体表现为：1）某些命题如“学士”不如“文人”、“训诂须兼顾词章、义理”、“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等等在书中反复出现；2）某一题域的诸层面在书中的不同部分一一被触及，如对备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重视的语言问题，书中在中西“语言比较”的视野下论列了汉语的思辨功能、作为指称理论的名实之分、作为意义理论的言意之辨、解释与理解（“阐释循环”、“视界溶化”、“创造性误解”等）以及“语言的牢笼”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又遥相呼应，在实质上构成了钱钟书的语言论体系。因此，《管锥编》的学术形态可以说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它的出现再一次显明了钱钟书在会通中西的语境下推动旧学新变的良苦用心，以及在各种对立项之间维持均衡关系的能力。　　　　
　　　　显然，钱钟书所具有的比较突出的维持均衡关系的能力，与他在妥善协调中西文化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传统革新方面所取得的较大成果，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　　　　
　　　　广而言之，一个社会能否良性发展，一种学术能否良性发展，以及传统文化能否实现“创造性转化”，均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实践者在新/旧（如现代形态与传统形态）、人/我（如西方与东方）、共/殊（如“全球化”与“本土化”）等对立项之间“维持张力的能力”。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则尤其需要在科学性与审美性、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


第七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1）第40节　“维持难以维持的张力”（2）

　　　　注释：　　　　
　　　　（1）　博尔赫斯《德意志安魂曲》，见博尔赫斯著《巴比伦的抽签游戏》，陈凯先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P134…135。　　　　
　　　　（2）　由于博尔赫斯笔下的人物带有激进倾向，因而他刻意突出了相异要素之间的对抗性，其实，相异要素之间亦可以形成一种较为平和的均衡关系，即对话关系。　　　　
　　　　（3）参见钱钟书《管锥编•；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　　　　
　　　　（4）见钱钟书《论复古》，收于《钱钟书散文》。　　　　
　　　　（5）同上。　　　　　
　　　　（6）同上。　　　　
　　　　（7）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指出：“收敛式思维”与“发散式思维”“既然不可避免地处于矛盾之中，可知维持一种往往难以维持的张力的能力，正是从事这种最好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首要条件之一。”（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P223）本文即借用了这一提法。　　　　
　　　　（8）　该命题出自《必要的张力》，P224。　　　　
　　　　（9）　《必要的张力》；　P224。　　　　
　　　　（10）　同上。　　　　
　　　　（11）　《必要的张力》，P225。　　　　
　　　　（12）　作为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思考对象始终以自然科学为主。以“必要的张力”这一论题而言，他在论证了以“一致意见”为前提的“收敛式研究”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迅猛进展后，才简单地点了一句：“本世纪（即二十世纪，——笔者按）所表现的特点，是少数社会科学中第一次出现了部分的一致意见”。并不无揶揄地指出：“人们没有取得坚定的一致意见也能从事科学实践——象从事哲学、艺术或政治科学一样。”（《必要的张力》，P229）　　　　
　　　　（13）　见纽约大学托马斯•；班德（Thomas　Bender）教授为其《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Intellect　and　Public　Life）一书的中译本所写的序（“Preface　for　Chinese　Edition”）。该书现正由笔者翻译，尚未出版。　　　　
　　　　（14）笔者以为，“科学性”可以理解为科学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所显示的特性，相关范畴有逻辑性（逻辑思维）、客观性、明晰性、系统性等；“审美性”则可以理解为审美活动（如文学创作、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所显示的特性，相关范畴有形象思维、主观性、模糊性、愉悦感、性灵、虚构、想象等。　　　　
　　　　（15）　见钱钟书《美的生理学》，收于《钱钟书散文》。　　　　
　　　　（16）　英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瑞恰慈曾“受过精神和心理科学方面的训练”；　见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Terry　Eaesota　Press；　pp31…32　　　　
　　　　（17）　John　Patrick　Diggin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Left；　W。W。Norton&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1992；　pp138…139。　　　　
　　　　（18）　关于精神分析学对中国现代学术及文学的影响，有学者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征引如下：“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重要思想源头之一的精神分析学（亦称心理分析学说），因其创始人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被名之为弗洛伊德主义。20世纪初期，随着这种学说在人文学科中影响的扩大，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与评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一些现代主义文艺流派，如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都打上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烙印。关注着西方文化动态的“五四”人，自然也不会忽略精神分析学说的存在，并给予了热情的引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如张东荪、潘光旦、高觉敷等，对这种学说及相关学说予以积极译介，而文学家、评论家们则在文学创作、评论中尝试运用心理分析。如鲁迅的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便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鲁迅对深受弗氏学说影响的《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产生了浓厚兴趣，既予以翻译，还将之作为教材；周作人对精神分析学及西方性心理学有着更大的兴趣，自称从这类学说中受到的影响最大，尤其是，他能够自觉地运用弗氏学说进行文学批评，对郁达夫《沉沦》的评论便是著名的一例；亦曾宣称信奉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之说的郭沫若，不仅在创作中屡屡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在评论上也写出了《批评与梦》《〈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等有影响的论文。此外，郁达夫、成仿吾、穆木天、朱光潜、汪静之等，也在创作或评论中体现出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陈传才等主编《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P60…61。）　　　　
　　　　（19）见钱钟书《致储安平》，收于《钱钟书散文》。　　　　
　　　　（20）钱钟书进而指出：“西方中世纪有并立和对立的‘双重真理’（twofold　truth）——“来自启示的真理”和“得自推理的真理”，现代也有所谓‘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科学家文化’和‘人文学家文化’，据说苏联还区分‘三类科学’（three　sciences）。”（见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收于钱钟书著《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1）　见钱钟书《论复古》，收于《钱钟书散文》。　　　　
　　　　（22）　见钱钟书《读〈拉奥孔〉》，收于《七缀集（修订本）》。


第八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2）第41节　对话：经典回溯与思想超越

　　　　1、对话：经典回溯与思想超越　　　　
　　　　　　　　　
　　　　甲：钱钟书不愿别人称他是比较文学家，但他确实是最有资格作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出入古今中外及各人文学科之间的治学风格，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化境”。多年以来，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比较文学”似乎始终是一门问题学科。这个专业面太宽，不确定因素也太多，常常会使研究者陷入何去何从的困惑之中。我因此觉得，搞比较文学这一行的人，上焉者或可为通人，为大家，如钱钟书，下焉者则难免“万金油”之讥。钱钟书给我的启发是，没有溯本求源、视通中西的深厚学养，就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超胜。我因此下决心回头读古代典籍，四书，五经，古希腊，古罗马，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只写读书札记，或作一些翻译。钱钟书说他基本通读了“西方的大经大典”，这一点恐怕不容易做到。我的用意只是通过回溯一些属于基本书目性质的中西经典以奠定跨文化、跨学科理论建构和人文审思的坚实基础。你是研究国际政治学的，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你认为回头阅读四书、五经、古希罗典籍对你的学术建构是否有价值？　　　　
　　　　　　　　　　　
　　　　乙：我总觉得学术方向就像天气变化一样没有规律，得不断调整适应。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变动学术方向，本质上个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