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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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语，《管锥编（全五册）》，页446…447）
无反则无动：引与拒、智与力、爱与憎，无之人不能生存。
在钱钟书的英文论文中，时时可见其对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及佛经如《莲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的片段译文，下面录一首他所翻译的古诗：
AlldaylongIlookedvainlyforasignofSpring
Mygrassshoesraisingcloudsfromthedustofallfields
Returninghome；ISmilinglypickaplum…blossomandsniffit
Andlo！hereonthesprigisSpringinitsfullness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鹤林玉露》卷六梅花尼子悟道诗，译文出自钱钟书
《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见附录二）
除了译艺颇受推崇外，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界也深受重视。其“化境”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更被视为对翻译实践具有“深远意义“的译学思想。（47）倘若以上举译文与“化境”论相对观，不难看到，钱钟书在避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的方面，几近完美，在精确传达原意方面，也无可挑剔。但钱钟书的译文是否达到了“完全保存原作风味”的目标，则见仁见智，颇难定论。平心而论，翻译的“化境”作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审美境界，让人向往，却不易企及。以英国文学汉译而论，朱生豪先生倾尽毕生心血所译之莎士比亚戏剧，庶几近之。
前文曾提到明徐光启的如下观点：“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无疑提示着“翻译”（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原著的注解和阐发）作为引进外来文明的手段，在发挥沟通中外文化的功能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即，通过引进外来文明以改造本土文化，从而达到超越自身传统（“旧学新变”）乃至超越外来文明的目的。对于这一点，“缘起”部分已有论述，兹不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钱钟书作为一名在会通中西的实践中隐含着改造旧学的深层意图的人文学者，并非乌托邦式的“世界公民”，而是有着深切民族关怀的文化赫尔墨斯。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5节 钱钟书的历史定位（3）
3、古希腊哲人式的“爱智”者
钱钟书的学术研究就其总体而言，与许多古希腊哲学家的学问一样，都有不受学术分科限制的特征，因而都是“综合性”的。有学者指出，古希腊学术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知识，而古希腊人所谓知识，代表真理全部，不是局部。（48）如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之学便覆盖了当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范围内的诸多领域如美学、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而且在运思过程中，都是自如地出入不同领域，不受学科界限的约束。柏拉图的文艺研究就是美学思考与政治关怀相结合的范例。他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及文艺的社会功用的论述，均从其反民主党的政治立场出发。他在《理想国》中控诉诗人有不示人以真理及伤风败俗等两大罪状，所针对的其实是他当时的政敌−；−；前者针对着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学者把诗当作寓言的论调，后者针对着民主政权治下的戏剧和一般文娱活动。他所创构的用以表现剧场观众势力的“剧场政体（Theatrocracy）”这一范畴，无论从文学社会学或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古希腊时期美学、哲学、伦理学之类的分野不像现代学术体制中那么明确，他们对世界的体知感觉和今人的分门别类很不相同，我们说希腊学人不受学科限制，是一种回溯式的追加判断，这就好比我们把中国古代人文学者“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解释成打通文学、史学、哲学一样，也是一种追加判断，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哲学等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钱钟书曾经指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不同的科学。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诗可以怨》）尽管钱钟书将学术分科或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称为“没有办法”避免的选择，但从他跨越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诸人文学科的学术实践来看，他显然是以“通人”而非“专家”为其学术目标的，其学术的“综合性”特征也是与此直接相关的，可以说是颇得古希腊学风之神韵，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传统的再现。如果将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上述特征与其学术著述的充满机趣、及其论学谈艺的盎然意兴结合起来看，他简直就是一名古希腊哲人式的“爱智”者（希腊语“哲学”一词的原义即“爱…智”）。
柏拉图《会饮篇》借助神话讲述了对哲学的理解：哲学就是爱欲（eros），它的父亲是Poros（“有路”可寻的丰裕），母亲是Penia（“无路”可走的匮乏），因而它自己处于匮乏和丰裕之间，是个永远在中间奔跑不息的东西。“爱欲”就是奔跑不息的，当它停下来时，也就无所谓爱无所谓欲了。哲学就是这个奔跑不息的爱欲。他欲爱着世上本不存在的最美的东西：eidos（理式）。这就是哲学之为“爱－智”（philia－sophia）的根本原因。终止欲求而得到的只不过是死寂的“智”，而不是“爱－智”，因而它算不上哲学。
钱钟书长期处于浮士德式的书斋问学论道的状态；在非现实的、超越古今中外界限的知识领域奔跑不息；驱动他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爱欲；对知识的爱欲；对智识不断积累的爱欲，由于其他爱欲受时代环境、超我人格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得不压抑；这种形而上的爱欲也就特别强烈。从学术境界着眼，他可以说是一个走在求知求真之路上的得趣者，但并非得道者。和孔子、庄子、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福柯等中外学者相比；钱氏之学还是庞杂了些；没有那种“吾道一以贯之”的大境界；也就是缺乏治学的整体关怀。福柯的学术关注面也相当宽，但他的整体关怀则是支配各个话语领域的权力结构。钱钟书所谈论的话题出中入西，林林总总，却很难从中抽绎出一种总体意识，这和体系不体系并无关系。
“爱智”这个提法和孔子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颇为神似。爱智者是把哲学当成爱欲，乐知者是把求知当成乐趣，其实质都是把情感取向作为理性认知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是融“可爱”与“可信”于一体，而不是笛卡尔式的将理性与激情判然而分。爱智与乐知还意味着一种超功利的求知心态，也就是一种知识学意义上的游戏精神，较之当今人文学者在学术评审体制压迫下的苦心经营，或投机作业，实有云泥之别。究竟哪一种求知心态更能推进人类的智性事业，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可以在此断言，如果继续强化对人文学者的体制化压力及专业化限制，而不是营造出一种可以令他们悠游不迫、纵逸自如的学术氛围，中国人文学术就将堕入干涩偏枯的专家话语，元气淋漓的思想将越来越无容身之地。
钱钟书在借助还乡隐喻考察认知过程时指出，道家与禅宗视“业已参悟终极真理的得道者即如安坐炉边的王者，得大自在于人生的终旅。”此种观念恰与莱辛式的认知趋向形成对照，后者宁愿放跑真理以求追逐的快感。钱钟书并未由此轻言东西方精神之异，他只是戏谑地评论道，“为了追逐之乐而追求真理，其所求者乃是乐趣，而非真理；这类似于小猫围着自己尾巴打转的游戏。”（《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或许钱钟书是在讽刺莱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受追逐之乐驱使的爱智者或乐知者，他不是说，偏见是思想的放假和星期日娱乐吗？他本人就大有把日常的学术劳作从精神状态上全部转化为星期日娱乐的派头，他在《宋诗选注》中对王安石、苏轼的评价，就颇有一些夫子自道的意思，理解其人其学之风格，这是关键所在。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6节 钱学大观（1）
1、钱学简史
总览“钱学”（QianStudies，钱钟书研究）的格局，基本可以依照人们对钱钟书“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两方面成就的注释、分析和评价，区分为两大版块，即：1）关于《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初版）的研究，兼及其他文学作品如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初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开明书店，1946；初版）、旧诗集《槐聚诗存》（三联书店，1995，初版）等的研究；2）关于钱钟书学术的研究，具体研究对象则是《谈艺录》（开明书店，1948，初版；中华书局，1986，补订本）（49）、《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初版；1986，再版）、《七缀集》（含《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初版；1994，修订本）、《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初版）、《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初版）等。
从“钱学”的发展来看，笔者以为，国内“钱学”史大致可区分为如下四个阶段：1）民国时期，属“钱学”初兴期；2）建国后至管锥编初版（1949…1979），属“钱学”萧条期；3）《管锥编》初版至钱钟书逝世（1979…1998），属“钱学”勃兴期；4）钱钟书逝世之后，“钱学”走向缅怀与深化期。
自1938年夏从海外留学归国之后，钱钟书进入了文学创作及学术思考的高峰期，在49年之前的十年内，他先后出版了《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谈艺录》及包括英文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EighteenthCentury”，分三部分刊于《图书季刊》，1940年12月号，1941年6月号，12月号）在内的各类外文著述，还有各类单篇文章（基本收于《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初版；少量佚文见《钱钟书集》之《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1934年，钱钟书还自费刊印过一部旧诗集《中书君诗初刊》。在民国时期，钱钟书作为学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凸显，他主要因其“诗人”和“作家”的身份而成为时人的关注点。其主要学术著作《谈艺录》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识，有学者甚至只着眼于其值得商榷之处，并归纳出“疏于辩正”、“造语失贴”、“征引未周”、“文有脱误”、“诠释欠妥”、“评语自相矛盾”、“注或衍或漏”等七类问题。（50）与此形成对照，他的诗歌艺术与小说艺术倒是颇受重视，当时旧诗界领袖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选录了钱诗中的两首并若干警句，并下以“多缘情凄惋之作”之断语，更劝戒其“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51）这大约是关于钱著的最早评论之一了。自《围城》出版后，两年内共印行了三版，当时的评论界对该小说既有“赞美”，也有“谴责”，褒之者将其定位为“学人小说”、“新《儒林外史》”，贬之者则指责该小说“有的只是色情”、“只会教人联想到肉欲”。（52）但无论或褒或贬，《围城》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不难理解有人何以会有如下印象：“在抗战末期，钱钟书和张爱玲女士同时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53）
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内，钱钟书继出版《宋诗选注》（1958）一书后，仅发表了《通感》（1962）、《读〈拉奥孔〉》（1962）、《林纾的翻译》（1964）等寥寥数篇文章。这一时期对钱钟书的研究，除了围绕《宋诗选注》发生过一次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争议之外（54），别无可陈。
1979年，《管锥编》初版，钱钟书随后进入了对其已有成果加以整理、增订与补订的时期，新发表的著述则仅有《槐聚诗存》、《石语》及序跋、开幕词等若干短章。在《管锥编》初版之年，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首倡“钱学”，并指导其研究生专攻《管锥编》。（55）此后，钱钟书研究有了广泛、迅速的发展。在钱钟书逝世前的将近二十年内，出版有学术专著《碧海擎鲸录：钱钟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何开四，成都出版社，1990）、《〈管锥编〉述说》（蔡田明，中国对外友谊出版公司，1991）、《钱学论》（陈子谦，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修订版）、《钱钟书〈谈艺录〉读本》（周振甫等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语象论——〈管锥编〉疏证》（臧克和，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人文世界探幽》（胡河清，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季进，上海三联书店，2002）等约八部，论文集《〈管锥编〉研究论文集》（郑朝宗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撩动缪思之魂——钱钟书的文学世界》（辛广伟等遍，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钱钟书评论》（范旭仑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等约三种，研究索引与资料集《管锥编谈艺录索引》（陆文虎编，中华书局，1990）、《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田蕙兰等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记钱钟书》（牟晓朋等编，大连出版社，1995）等约三种，专门学术刊物《钱钟书研究》（钱钟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已出3辑）、《钱钟书研究采辑》（陆文虎编，三联书店，已出2辑）、《钱钟书研究集刊》（上海三联书店，已出2辑）等三种，传记《钱钟书传稿》（爱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钱钟书传》（孔庆茂，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张文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等数种，各类单篇文章数百种。总体来看，在“钱学”史的勃兴期，“钱学”已成为广受关注的学术领域，研究范围较前两个时期有了巨大发展，研究者从文艺学、哲学、史学、语言学、训诂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角度对钱钟书已出版的几乎所有著述，都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研究，这就为进一步深化对钱钟书的研究奠定了深厚而广博的基础。
钱钟书逝世之后，钱钟书研究进入缅怀及深化期。从国内到海外，人们纷纷对这位给他们带来审美愉悦、学术启示和人生智慧，并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