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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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海内外钱钟书研究者已从中西文化关系、“比较文学”或中西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等视角，对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实绩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不过，其中能将“中西会通”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转型”这两个视角整合起来而对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实绩加以总体考察的论著却并不多见，这就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根据笔者的总结，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或“现代转型”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模式：1）传统文学观念和方法的现代变迁；2）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诠释；3）传统文学研究形态的现代转型。本书核心部分系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的三种模式为参照来加以组织。此外，陈寅恪对王国维文学研究法的具体总结（“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以及王瑶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与中西“会通”之关联性的宏观描述，为我们考量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近现代文史大家的学术成就，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方法论指南。以此认识为依据，本文在考察钱钟书会通中西的治学模式与治学理念时，始终注意说明其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的关联性。
第二章 “新旧中西子竞通”：钱钟书的知识修养第9节 国学的熏陶与对西学的接受（1）
钱钟书的基本治学风格，即是于古今中外及各人文学科之间“纵逸自如”，有学者因而拈出“化境”二字加以形容，并指出，钱钟书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乃是其“深厚的学养之必然”。（2） 另有文学研究界的学者曾开过如下公式：何其芳的“理论素养”＋钱钟书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3）。可见，钱钟书作为一名兼长“国学” （4）与西学的“通人”（5），确乎为后来者们提供了一个相当醒目的参照。
自然，钱钟书所拥有的“深厚学养”或“丰富知识”，不可能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和他早年受学、问学的经历密切相关的。就其“国学”根底的培养而言，其父钱基博从小的督教，老辈文人陈衍的指点，都起了重要作用；就其对西学的接受而言，“林译小说”最初的推动作用，教会中学优越的外语学习环境，清华外文系的系统培养，留学英法期间的进一步深造，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当年清华外文系兼重中西、以“博雅”为尚的教育模式对当今人文教育方式的启示，尤值得一提。
此外，由于笔者考察钱钟书“知识修养”的目的，主要在于说明其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是以怎样的知识准备为基础的。因此，对其“知识修养”的具体内涵就有必要加以简要介绍。这还连带涉及到一个“多闻之学”（以“记诵广博”为特征）等不等于“真学问”的问题。（6）由于这一问题关乎对钱钟书“知识修养”的性质的勘定，因而亦需加以反思。
第一节 国学的熏陶与对西学的接受
1、国学的熏陶
钱钟书那一辈学人往往从小就奠定了“国学”根底，这就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研究中涉及到本国传统（传统文化、传统学术）时，很有底气，也卓有识见，不致于人云亦云或屡屡出现常识性错误。因此，考察钱钟书“国学”根底的培养过程，便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知识修养”，也有助于我们看清造成前辈学人和新进学者之间差距的根源。
在《槐聚诗存》的序言中，钱钟书介绍了他写诗的缘起，并连带提及了幼年时家庭教育的大致内容：
“余童时从先伯父（钱基成）与先君（钱基博）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7）
从这段描述可见，钱钟书从小所受的“国学”教育相当全面，既关“经、史”，又涉诗文。反观我们这一代学人，年少时读过一些“古文”名篇、背过几首唐诗的人大概不少，但“经、史”方面的书籍则很少有人碰过。因此，我们便很难想象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一书居然是特为“中学校”“授课之用”。（8）而缺少“经、史”方面的涵养，对从事人文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在研究能力上存在着“先天不足”。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一些有识之士何以建议人文领域的年轻学人应加强“经、史”方面的修养。（9）
不过，从钱钟书本人及其父钱基博、其夫人杨绛的有关介绍（10）来看，钱钟书在承学过程中，似乎对“经、史”而外的“集部之学”更为用心。如《谈艺录（补订本）》中有一段涉及自身经历的文字：
“余十六岁时与从弟钟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桃坞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会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及入大学（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专习西方语文，尚多暇日，许敦宿好。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11）
此处所谓“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与钱钟书在《槐聚诗存》序中所提到的“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均表现出钱钟书对“集部之学”的偏好。显而易见，这种对“集部之学”的偏好，又以钱钟书对文学创作及“词章之学”的由衷热爱为直接动机。如他之所以发愿泛览家藏“清代名家诗集”，乃是为了探索诗艺；又之所以于“专习西方语文”之余，择取总集、别集中“有名家笺释者”予以研读，乃是为了借此“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以资其“操觚自运之助”。而从《管锥编》中可以看到，钱钟书固然对《楚辞洪兴祖补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总别集中的谈艺之资格外留意，同时又将注意力扩展到了经部、史部、子部，并热衷于从中抉发文心、探究诗艺。需要点明的一个常识是，集部之作未必与文学研究相关，非集部之作亦未必与文学研究无关，如《管锥编》所考论的《毛诗》、《史记》及《老子》，一则与“楚辞”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源头，一则被公认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一则与中国传统美学渊源甚深。由此可见，《管锥编》所评论的十部大书，虽横贯经史子集，但基本上不超出中国古典文学之内在研究和外在研究所辐射的范围，取舍之间，足见钱钟书的匠心所在。
当然，钱钟书对“集部之学”的偏好，除了审美天性的驱动外，亦深受其父钱基博的影响。
钱基博乃近现代学术史上建树颇丰的一位文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骈文通义》、《文心雕龙校读记》及《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而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尤著名。仅从以上开列的书目，便可以窥见钱氏父子学术传承的一些端倪，如《管锥编》所“考论”的十部典籍中，便包括与《周易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相对应的《周易正义》、《老子王弼注》，其考论典籍之法亦表现出重“解题及其读法”的特征；而由《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骈文通义》等著述，可以联想到钱钟书在乃父督促下诵读“《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的经历；至于《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一书，则不免让人揣度导论中提及的钱钟书对章学诚为学贵通之论的认同，是否有家学的背景。
钱基博曾自述过为学之道，言辞之间颇为自负：
“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俟。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 （12）
又在一则日记中不无得意地记述道：
“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章学诚）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钱大昕）之史学以后先昭映，非夸语也。”（13）
由此可见，钱钟书对“集部之学”的偏好，确有受乃父影响的一面。所谓“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云云，可以钱穆先生称许其世侄钱钟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14）一语作旁证。按钱基博本人的评价，其父子在“集部之学”上造诣甚高，可与乾嘉时期“吴派”学者钱大昕的“史学”成就（15）前后相辉映。此说是否有夸大之嫌姑且不论，可以认定的一点是，钱氏父子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们在“集部之学”上的修养密不可分。
在上引日记中，钱基博还提到其子承其学，能以章学诚的“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可见钱钟书之受章氏影响，确与乃父有关。且钱基博自谓“论学”“务为浩博无涯俟”，“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此种贯通经史子集、以“浩博”为务的为学风格，实上承章氏之余绪，下启乃子之路径。此外，钱钟书在其主要学术著作如《谈艺录》、《管锥编》中所显示出的深厚的古文写作功力，亦受益于乃父从小督教。这从前述引文中所涉及的诸如童年从父读“古文”、中学暑期为“文课”之类细节中可以窥见端倪。不过，钱钟书对乃父督教，亦非百依百顺。如杨绛就透露过，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喜欢“嵌些骈骊”。（16）这种在“古文”写作中时嵌骈骊的作法（17），是《谈艺录》、《管锥编》的基本语体风格。钱钟书本人对此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他所提出的“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18）这一文体论意义上的重要命题，就足以表明他的态度。
除了善作古文（文言文章），钱钟书亦善作古诗，一册《槐聚诗存》便是明证。而在作诗这一点上，钱基博对其子却未曾费心指教。因为，他本人基本上就不作诗。（19）不过，钱钟书在学作旧诗的过程中，亦非只是“独索冥行”，当时极负盛名的大诗人陈衍（20）就给他过颇多指点。如他针对钱氏少作的“绮靡”之风，告诫其“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并劝其“多读书少作诗”。（21）又劝其“下笔”不宜“太矜持”，而应乘“年富力强”时，“下笔直干”，“虽拳曲臃肿，亦不妨有作耳。”（22）陈衍是清末“同光体”的代表诗人之一。“同光体”诗人以“宗宋”为基本诗学倾向，而“以才学为诗”乃是宋诗一大特点，明乎此，便不难理解陈衍何以劝钱钟书“多读少作”。笔者注意到，有人曾在评价“同光体”另一代表诗人沈曾植时说：“沈寐叟邃于佛，湛于史，凡稗编脞录，书评画鉴，下及四裔之书、三洞之籍，纷纷在手，一用以资为诗”（23），无疑，沈氏这种“资书以为诗”的作派正可与陈衍的劝戒对观。
据一位与钱钟书甚有渊源的学者回忆：“他（钱钟书）少年时期，如同一般才子，爱写风流绮靡的艳诗。后来经陈石遗老先生的指点，才幡然易辙，舍唐音而趋宋调，……”（24）这段文字未免有些夸张。照钱钟书本人的说法，他“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处，毋亦曰唯其有之耳。”（25）不过，从《谈艺录》、《宋诗选注》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钱钟书对宋诗、对宗宋的诗人如钱载、对唐诗宋诗之争有相当的兴趣和了解，这多少体现出了与“同光体”诗人陈衍的诗文交谊在钱钟书诗学研究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上一节曾提到清华外文系的系统培养与钱钟书博通西学并“精通多种外语”的“知识修养”有着密切关系。其实，当年的清华外文系除了注重对“西洋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知识作“完备”的传授外，还有着兼重中西、注重培养“博雅之士”的特点。体现在课程安排上，就是强调应与当时清华“中国文学系”的课程“相辅以行”。（48）对此，吴宓在《外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中有具体说明，征引如下：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本系学生毕业后其任教员，或作高深之专门研究者，固有其人。而若个人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的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49）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清华外文系有意引导学生以西洋文学为参照“创造中国之新文学”，又有意引导学生“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50），这样的培养方针就决定了其兼重中西的教育模式。明乎此，对于钱钟书“打通”中西的文学研究意识及其早年的小说创作热情之产生背景与思想渊源，便多了一层了解。
不过，当年清华外文系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的的办学模式，并非孤立的现象，它是和当时整个清华园内“会通古今中西”的学风（51）相呼应的，也是和当年清华大学“当中外学术交通之枢机”的特殊地位（52）相对应的。而从社会大环境着眼，它又是和中西交汇、新旧递嬗之际的时代特征相关联的。
何兆武先生在解释王瑶的“清华学派”之说时，曾将老清华几代学人的“共同情趣和风貌”概括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53），他论证说：“以早期有名的四大导师而论”，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由“西学转治（中国）史学”；陈寅恪先生则继之以德国兰克学派的家法治史，“蔚为一代宗师”；赵元任先生则是把自然科学有意识地、系统地引入人文科学的“近代开山第一人”。（54）他又举例说：“吴宓先生教授西洋文学，陈岱孙先生教授西方经济学，金岳霖先生教授西方哲学，但他们的中学素养都是极为深厚的。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尤其是当时新旧文学界的畛域之分还很深剧、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两位先生都是兼通新旧两个领域的大师。冯友兰先生教授中国哲学史，但他所承袭和运用的理论建构却是西方的新实在主义……”（55）而雷海宗先生讲“中国史”，其理论体系却是脱胎于斯宾格勒史学理论的“文化形态史观”；皮名举先生讲“西洋史”，则每每喜欢引用贾谊政论中的文字。（56）他最后指出，钱钟书作为清华学人，亦“寓于这个会通古今中西的行列”。（57）
回顾百年学术史，早期清华大学堪称文史人才辈出，以清华外文系而言，即培养出了钱钟书、李健吾、张骏祥、吴达元、季羡林、李赋宁、许渊冲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家硕学。这显然与尚“会通”的老清华学风以及当年清华外文系兼重中西的办学模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从教育学的角度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