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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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中称：“其时中学校率有‘国学概论’一课，此稿特为讲堂授课之用”。
（9）1998年9月，叶至善先生主持创办了“圣陶学校”，以教授中国传统文史或经史书籍为主（《北京教育报•；校园周刊》，2000年3月4日）；而和钱钟书甚有渊源的近代诗人陈衍则明确强调：“为学总须根柢经史”（见钱钟书《石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0）笔者在介绍钱钟书的生平与学术时，尽量直接引用钱钟书本人及与其渊源甚深者（如其亲属、师友）的记述。
（11）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P346。
（12）见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P12。
（13）钱基博日记，1935年2月21日，见《钱钟书与近代学人》，P24。
（14）钱穆《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1986，P111。
（15）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在清代汉学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著有《潜研堂文集》、《廿二史考异》、《元史艺文志》等。其于史学上的成就，世所公认。江藩称誉其“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上海书店，1983。）
（16）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见钱钟书著《围城》附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7）“古文”与“骈俪”对举时，有特定所指，即与骈文相对的文章体裁，而不能等同于以文言文为语体的文章。前文提到钱钟书古文写作能力的古文，则指后者。
（18）《管锥编（全五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陈文卷七》。
（19）（21）见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无锡国专丛书。
（20）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著有《石遗室诗集》、《石遗室诗话》及《续编》、《宋诗精华录》等。
（22）见钱钟书《石语》。
（23）张尔田《海日楼诗集钱注序》（转引自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诗派》，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P7－8）
（24）《续怀旧》，郑朝宗著《海夫文存》，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25）见吴忠匡《记钱钟书》，《随笔》，1988年第4期。
（26）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
（27）夏敬观《忍古楼诗序》卷二。
（28）（29）（30）（3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修订本）》。
（32）（33）爱默《钱钟书传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3月初版，P25。
（34）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35）闵卓《一个开拓者的生活道路》，《人物》1980年第5期。
（36）如夏志清《追念钱钟书——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见《不一样的记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37）《清华周刊》1935年6月14日向导专号，刊发了吴宓所作《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吴在文中提到“按查本校外国语文系课程，系在开办大学部时，审慎编定。今仍遵用，无大更改。” 而清华“大学部”创建于1925年（见《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1925年10月20日第360期），比钱钟书考入清华（1929年）早了四年，因此，吴文虽刊于1935年，其时，钱钟书已毕业两年，但仍可以借以说明钱钟书在清华四年所受教育。
（38）（39）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
（40）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先生认为，钱钟书在牛津毕业后得到的是“文学士”学位，亦可译“副博士”。见许渊冲著《追忆逝水年华》，北京：三联书店，1997。
（41）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
（42）据李慎之回忆：钱钟书“十分关心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学，而及于哲学。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什么时新玩意儿，他都十分熟悉。”“80年代初，中国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经，实践学派正在走红。我去请教钱钟书，他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送我了一本Praxis。前几年，中国兴起了解释学。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学大百科全书，竟然没有Hermaneutics这个辞条。他又告诉我：‘其事未必不然，其理未必然。这就是解释学。’”“关于后现代主义，我看他知道的也不会比别人少，……现在的时髦青年老爱挂在嘴边的‘解构’（deconstruct）原来还是钱钟书应别人之请翻译的。”（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广州：《东方文化》，1999年第2期）
（43）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44）钱钟书在致张文江的信中说：“近人的学术著作（包括我的在内）不必多看……”，见牟晓朋等编《记钱钟书》，大连：大连出版社，1995。
（45）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
（46）《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注（3），见《七缀集（修订本）》。
（47）见《管锥编（全五册）》P167，P525，P837。
（48）（49）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
（50）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清华大学一览》1937年。
（51）（53）（54）（55）（56）（57）何兆武《也谈“清华学派”——〈释古与清华学派〉序》，见徐葆耕著《释古与清华学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52） 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一文在提到早期清华大学在中外学术交流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时说：“清华昔为留美预备专校，特重英语英文，教员督察谨严，学生讲谈写作恒用英语英文，亦成习惯。西文文学书籍杂志购订甚多，积久益丰。又教授中各国人均有。且以以办留美学生事多年，对欧美学术界教育界素常接洽，声气较通。外国大学之遣派员生来华留学，或求聘吾国人士赴彼土授汉文或作讲演者，每多向本校接洽或统托办理。是故清华以国立大学，而实具国际文化之空气，当中外学术交通之枢机。”
（58）乐黛云先生认为，“如果回到当年清华外文系的办学模式，超越钱钟书还是有可能的。当时的清华外文系，注重培养中西兼通的人才，对学生的古典文学基础和欣赏水平都很重视。还采取了双语教学的模式。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借鉴。”见拙文《不挂招牌的比较文学家——乐黛云教授谈钱钟书》，收于《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钟书在一起》。
（59）夏志清《追念钱钟书》。
（60）此处提到的《谈艺录》应是《谈艺录》早期版本（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而非补订本，因为，夏志清在写《追念钱钟书》一文时（1976年），《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初版）尚未面世。
（61）《宋诗选注》相对于钱钟书的其他重要学术著作如《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而言，直接援用或涉及“西学”处可算极少，但细细翻检，也有十来处，罗列如下：1、提出“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高明”的观点时，参照了亚里斯多德《诗学》中的相关论点（《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2、提出“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后人挑衅”的观点时，以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为喻（《宋诗选注•；序》）；3、评价宋代诗人“资书以为诗”的习气时，以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心目间“只浮动着古罗马大诗人的好词佳句”的人文主义作家为参照（《宋诗选注•；序》）；4、以宋代诗人“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捉”的喻象，与勒那《博物小志》中所谓“捕捉形象的猎人”一语相对照（《宋诗选注•；序》）；5、描述宋明诗人“向古人集中作贼”的风气时，以文艺复兴时代的理论家诸如“抢了古人的东西来大家分赃呀！”之类的议论为参照（《宋诗选注•；序》）；6、谈到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虽“错误百出”，但“毕竟也供给些难得的材料”时，引了德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文艺批评家莱辛的一句俏皮话：自己读了许多无用之书，倒也干了一件有用之事，值得人家感谢，因为他读了这些东西就免得别人再费力去读（《宋诗选注•；序》）；7、谈到文同“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时，指出“西洋要到十八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宋诗选注》，页30）；8、以恩格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及歌德“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的说法与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议论相参证（《宋诗选注》，页42）；9、将苏轼诗作的“博喻”之法与“莎士比亚式的比喻”相提并论（《宋诗选注》，页74）；10、以刘彦冲一身而兼诗人与道学家的实际情形与柏拉图所谓“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的理论表述相对照（《宋诗选注》，页168）；11、分析范成大“田园诗里提到官吏榨逼农民”的手法时，引入了司汤达所谓“音乐合奏时来一声枪响”的妙喻（《宋诗选注》，页219）；12、指出《沧浪诗话》的主张“跟十九世纪欧洲颇为风行的一派诗论接近” （《宋诗选注》，页298）。此外，诸如“形式”与“内容”，“形式主义”与“古典主义”，“否定命题”与“肯定命题”等西学范畴在《宋诗选注》中也时有出现，这无疑显示出钱著对西学隐性吸收的一面。
（62）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P68－73。
（63）《释文盲》一文见《钱钟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64）见《清华年刊》（1932年）。
（65）钱钟书跨学科的中西学素养在清华读书时就深受瞩目，如其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回忆说：“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心理学，……”（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围城》附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而当时任教于清华哲学系的冯友兰教授则评价说：“钱钟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地，真是个天才。”（孔庆茂《钱钟书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P42。）
（66）《管锥编（全五册）》中屡见“谈艺”一词，如在论“全梁文卷三八”一则即出现了三次之多。
（67）钱钟书《诗可以怨》，《七缀集（修订本）》。
（68）伦理学乃哲学的分支，两者本不应并提，但由于以人性为关注重心的伦理学极受以解析人性、探究人心为己任的钱钟书所重视，故单独列出。
（69）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
（70）（71）（72）（73）钱钟书《谈交友》，《钱钟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74）（75）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横通》，据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76）郑朝宗《续怀旧》，P83。需要说明的是，该引文出自钱钟书为徐燕谋诗稿所作原序，该序因郑朝宗先生“抄录”而得留存。
（77）《谈艺录（补订本）》三则。
（78）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说：“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七缀集（修订本）》）可见钱钟书对“具体鉴赏”的重视。
（79）《宋诗选注》王元之《村行》注（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80）（82）《谈艺录（补订本）》八八则补订三。
（81）《谈艺录（补订本）》八四则。
（83）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P2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84）见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钟书》，《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85）《管锥编（全五册）•；老子王弼注•；四零章》。
（86）参见M。H。Aba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ture Term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1； p84。
（87）《管锥编》第五册，P146。
（88）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广州：《东方文化》，1999年第2期。
第三章 “善沟夷夏谈何易”：钱钟书的中西文化与文学观第13节 超越本土情结的中西文化观（1）
钱钟书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还有不少老辈文人对西方文学的价值缺乏认识。如上一章提到的民初大诗人陈衍就曾向尚在清华外文系攻读英国文学的钱钟书提出过疑问：“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1）从表面上来看，这一说法固然体现出作为旧诗人兼旧式批评家的陈衍对“外国文学”（基本等意于西方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借鉴意义缺乏了解，而从深层来看，它又显示出陈衍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中体西用”意识。因为，根据钱钟书的记述，陈衍对学“理工或法政、经济之类有实用的科目”者“懂外文”并无异议（2），换句话说，他并不反对在实用性的学科上“向外国去学”，只是不赞成在非实用性的学科如“文学”上借鉴“外国”（主要指西方）。这表明，陈衍仍然抱着精神文明是中国的好、物质文明是西方的好之类老套观念，其思想境界实未超出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论者如冯桂芬、孙家鼐、张之洞之辈。
与此形成对照，钱钟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坚决的反“中体西用”论者。他在《谈艺录》初版序中就明确提出了“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3）这一与“中体西用”论针锋相对的观念。而他对三十年代中期“本位文化”论者的批评，则显然可以视为其反“中体西用”立场的自然延伸。无疑，钱钟书对种种保守的中西文化观所作的反思，为其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依据，反之，他在治学实践中超越中西町畦的种种努力，则是其开放的中西文化观的具体体现。
此外，钱钟书对其重中西互证的文学研究也有着方法论意义上的明确认识，如他上承章学承为学贵“通”之说（4）所提出的“打通”论即是重要体现。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提出“打通”论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将其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区别于“比较文学”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钱钟书排斥“比较文学”研究。例如，他曾在总结自己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时概括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他的“专业”，“比较文学”是他的“余兴”。（5）并且，他还多次肯定了“比较文学”的意义，并对“比较文学”的一般方法以及如何发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多有论述。以笔者之见，钱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