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文化美国八个故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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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公路、桥梁、河底（火车）隧道、教育等等公共方案。这些建设主要应归功于战后纽约州长史密斯（Alfred ESmith）。他非常有远见地看出，美国的未来在它的城市，因为美国本土已经没有新疆域可再征服，失业或无助人士不可能再像十九世纪初那样，前往西部开发和淘金，去外面闯天下。这些人多半只能留在本地，因此州政府和市政府有责任提供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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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欧战之后成为世界惟一的债权国，几乎每个国家都通过华尔街与美国有了各种形式的贷款关系。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因报道战争和分析局势，各大报纸杂志的国际新闻和资料多了好几倍。一直以贸易赚钱为主要目标的纽约人也发现，无论是欧洲还是远东的政治或局势，最终都会影响到美国，甚至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和利益。不少连纽约市都没有跨出一步的人，却去过英国、法国、德国……哪怕是去打仗。但他们退伍回来就不会再对外面或外国有什么戒心。换句话说，一直以自己为中心的纽约开始真正向外看了。
史密斯州长先后将近十年的任期，刚好吻合一个繁华而混乱、充满活力而又充满黑暗的十年，就是那个一九一九年美国开始禁酒到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的“爵士年代”（Jazz Age），那个“纵酒狂歌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禁酒”（the Prohibition）本来就是一个奇笨无比的立法，在纽约造成的反效果尤其突出。它不但改变了黑社会的组成，从以爱尔兰人为主变成以意大利人为主，同时，因为酿私酒和走私酒，就像今天的毒品一样，太容易赚取暴利，而使黑社会的实力更为坚固，实际上成为一个大企业。禁酒同时腐化了政府，例如，联邦警探在查封一家酿私酒厂时不得不临时放弃这次偷袭，因为他们发现荷枪实弹的守卫和保镖人员全是纽约市警察。禁酒之前，纽约市大约有一万五千家酒吧和餐厅可以零售酒；而禁酒之后，非法地下酒吧却有三万两千家。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光顾这类所在的有上流社会的绅男仕女、地下社会的老大老幺、追求时髦的摩登男女和来自各地的淘金女郎。所谓的Cafe Society诞生了。
这个表面的太平盛世，这个你可以去百老汇听歌、看戏或好莱坞默片，可以去格林威治村或哈林听爵士，可以去任何地下酒吧喝酒、赌钱、跳舞的“无法无天的十年”（Lawless Decade），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黑色星期四”后一去不返。这一天的华尔街股市暴跌，单单“通用汽车”一家公司就失去了二十亿美元，投资者则损失了二百亿，相当于美国参加一次大战的全部军费。继之而来的是持续到二次大战的全国经济大恐慌。
纽约市在这个长达十年的经济危机中受伤惨重。不要说三分之一的男人失业（黑人则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光是纽约一个都市的二十亿美元债务，就几乎等于全美四十八州的债务总额；而此时此刻担任市长的却是一位下午三点以前不上班、任期内贪污了两百多万美元、每晚都去夜总会跳舞或上百老汇舞台演唱（他曾写过不少流行歌曲）、打扮时髦而且有无比魅力的花花公子，吉米·华克（Jimmy Walker）。
在这种情况下，纽约算是有幸，有另一个罗斯福——小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股市暴跌前一年就任州长。小罗斯福不但调查华克市长的贪污和失职，还调查整个市政府的腐败。同时，在任州长时就开始小规模地搞他的“新政策”了——就是他为失业人民设立的全国第一个“临时紧急救济总署”。在一九三一年他投入了将近四百九十亿美元来执行公共工程方案。等他在一九三二年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还提拨联邦经费，使纽约可以继续建造各项庞大工程。
事实上，纽约从大恐慌前夕到三十年代末，公私建筑工程一直未曾间断：一九二七年，荷兰（河底）隧道（Holland Tunnel，以其总工程师命名）联结了被哈德逊河分割的纽约和新泽西；一九三〇，现已半垮的西城公路（West Side Highway）通车；同一年，七十七层的克赖斯勒大楼（Chrysler Building）落成；一九三一，乔治·华盛顿大桥（George ashington Bridge）落成，至此才有了一座比布鲁克林大桥更长的桥；同一年，一百零二层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落成；一九三一，洛克菲勒中心第一幢大楼、三十一层的RCA Building落成；同一年，纽约地铁各基本干线完工；一九三六，三区大桥（Triboro Bridge）通车；同一年，第一条地下供水系统开工；一九三七，东河公路（East River Drive，现改为罗斯福公路［FDR Drive］）建成；同一年，哈德逊河另一个汽车道，林肯隧道（Lincoln Tunnel）通车；一九三九，白石大桥（BronxWhitestone）通车；一九四〇，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neter）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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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罗斯福于大恐慌最惨痛的一九三二年当选总统，几乎立刻在全国实施了他在纽约州执行过的“新政策”（New Deal）。“禁酒时代”也通过立法正式结束。自动辞职的华克市长的下一任，大概是纽约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一位市长，“小花”拉瓜地亚（Fiorello LaGuardia），于一九三四年就职。在这最艰苦的三十年代，纽约非但在重大公私建筑工程上有辉煌的成就，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也成绩非凡。在扫荡黑社会方面，拉瓜地亚有一位难得的战友，纽约州的总检察官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公共建设方面，他又有纽约有史以来最引人争议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摩西的职位虽然只是容易令人误会的“公园主任”和后来的“港口管理局长”，但今天纽约大部分的公园、海水浴场、高速公路、各大桥梁等等都是他的手笔。从当时人们挖苦他的一句话就可看出他的势力之大，“（罗伯特）摩西以为他是上帝，但他只不过是摩西。”
为庆祝开国之父华盛顿总统在纽约就职一百五十周年，纽约市经过三年的筹划和建造，花费一亿六千万美元的投资，于一九三九年在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地（Flushing Meadows）举办了空前的“纽约世界博览会”（New York World’s Fair）。这是一个肯定今日成就、展望明日世界的展览。问题是，当这个充满希望但大赔特赔的世界博览会还在开放的时候，希特勒的纳粹部队已经占领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
拉瓜地亚市长在开幕典礼上说，他希望所有参观人士注意一个展览——纽约市本身。如果当时在场的，有一对外州来的夫妇带着正在念小学的儿子，听了市长的话，好好地参观游览了一下纽约，那么这个小学生，现在也不过六十岁上下而已，如果他在半世纪后的今天首次重访纽约的话，会有什么感想？
他可以发现纽约还是那么挤，那么吵，那么乱，那么脏，生活步调又快又紧张，人人都有点神经质……但就物质纽约来说，或许他对变化不大的格林威治村、上东城和下东城的几条街，以及一幢幢世界知名的建筑陆标还会有点印象。除此之外，就算他还记得三号大道或六号大道，但也不一样了，至少上面的高架铁路早已拆除。中城一带，取而代之的是马路两旁一座座没有多少特色的玻璃盒式的办公大楼和公寓。麦迪逊广场公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也不在麦迪逊广场了，而在新的（而且也即将拆除重建的）宾州车站之上。地下铁倒是如旧——所以才这么旧；但车资却是早已从当年的五分涨到今天的一块一毛五。他去了他小时候曾经去过的下曼哈顿金融区和时报广场一带的百老汇之后，会发现这些地区固然还在，但早已面目全非。
很简单，直到六十年代，纽约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想到应该去保存某些老建筑。原因之一是，直到二十世纪初，曼哈顿的建筑多半基本上是欧洲某种传统的现代翻版，例如新古典、新哥德等等，似乎不值一提。纽约由于本身没有历史，干脆将欧洲古建筑物，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搬来纽约重新安装（如The Cloisters，中古世纪修道院）。有钱人士要看真东西的时候，就乘邮轮前往欧洲西方文明发源地观赏真的古迹和真的文化。而纽约自己则非常实际地、或有时并不切合实际地向上和再向上发展。空间不够或成效不够的话，就拆了根本还是很好的房子而重新在原地建造起更大、更高、更赚钱的大楼。理由是，反正拆除的既不是罗浮宫更不是“帕德嫩”（Parthenon），只不过是些普通的老房子而已。
直到一九六三年，在已经拆毁了无数重要的老建筑之后，又以经济和成效的名义拆除了“最后一根草”——就是那座才五十几年的宾州车站，当时最伟大的一座公共建筑，才引起众怒；迫使市政府于一九六五年成立一个“陆标保存委员会”（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ssion），来负责指定和保存并保护任何具有历史、建筑、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建筑和区域。今天四十二街的大中央车站之所以没有走上它前辈的厄运，正是因为它被指定为陆标。老的宾州车站可以说是今天纽约所有建筑陆标的先烈。纽约市的建筑和都市发展，自“一八一一年计划”规定了格状市区之后，又受到一次大战之后定下的《地区划分法》（Zoning Laws）的管制。这些确定某一地区的性质、建筑场地的面积、建筑物的高度和体积，以及人口密度、环境和交通影响的法律规章，非常复杂，经常改变；而且不断被地产商和开发者们滥用。然而，它却决定了纽约天空线的改变，决定了纽约的市容，甚至于本质。近三十年来一个最早而且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苏荷”（SoHo）。因市政府接受现实而修改了该区的《地区划分法》，使一个原来满是典型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铸铁（Castiron）厂房和仓库，一百多年来只能做生产、制造、运输用途的（不能居住）轻工业区，在没有几年的时间内转变为一个西方艺术中心。而且，更是日后无数小区“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一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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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经济理由，还是为了“城市复兴”，或是“清理贫民区”；纽约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乘着胜利的威风，充满信心地进行一个个大型建设。从四十年代公私共同发展的“住屋计划”（Housing Projects），如一号大道之东十四至二十街的斯泰维森城（Stuyvesant Town），到五十年代为了“清理贫民区”而展开的“哥伦布圆环”（Columbus Circle）重建计划。前者至今仍然是一个典范，而后者在短短三十年又被拆除。其中几个新计划因受到市民和公益人士的激烈反对而至今尚未定案。六十年代，纽约更是基础建设与开发项目双管齐下。先后完成了肯尼迪国际机场和两座大桥，而其中之一，一九六四年通车的维瑞查诺海峡大桥（Verrazano Narrows Bridge）更是当时世界最长的吊桥。与此同时，林肯中心于一九六三年破土，世界贸易中心在一九六八年动工。但市政府和地产开发商并没有忘记曼哈顿只是一个狭窄的小岛，面积有限，因此在建造双塔、各一百层的世贸中心大楼及世贸三、四、五、六……办公大楼的时候，将所挖出来的土石，加上其他垃圾，填平了哈德逊河一片东岸，以便在八十年代建造世界金融中心和炮台公园城（Battery Park City）。结果，今天曼哈顿最南端几乎比荷兰殖民时期宽了一倍。
疯狂的八十年代——房地产暴涨，“优皮”与“垃圾债券”同时泛滥成灾……早因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黑色星期一”的股市暴跌而成为过去。目前纽约正面临着可能是一九七五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财政危机。现在它问自己的是：这一次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不但自拔，而且继续在金融、广告、通讯、娱乐、服装、出版、媒体、制造等等各个领域保持其首要地位？还是，这是没落的开始？
从内战到越战，纽约差不多享受了一百年的黄金世纪；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城市，尤其在公共工程方面，可与其相比。是这些基本建设，从大桥隧道、市郊公路、地下铁、输水管道，以至于公园、学校、图书馆、美术博物馆等等，为纽约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才吸引了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各个领域最佳的人才。纽约之所以被称为“大苹果”（The Big Apple），正是因为不论你混哪一行，如果你不能像当年搞爵士的，在他们称之为“大苹果”的纽约混出头，那你算是一文不值。
如果纽约在经历了一九七五年的财政危机，在那几乎破产的情况下，却又能在短短几年工夫主要靠自己努力又成为“帝国之都”，甚至于如当时的郭德华市长（EdKoch）所自夸的，是“世界首都”，那么弹性和耐力极强的纽约仍应具有这个能力。当然，这次不可能像大恐慌当年，去依靠现在连自己的预算都无法平衡的联邦政府；也不能像七十年代那样喊几句“我爱纽约”（作用是有，但不是靠它）就可以渡过危机。今天全美国经济都在衰退，纽约以其两百亿美元的债务，前景应该是相当暗淡的。然而它却在裁人、裁经费、裁服务的同时，勒紧腰带，重新安排优先次序。这次不是盲目地去搞新的、不合实际的庞大工程建设（如终于在一九八五年被迫放弃的西边公路［Westway］和庞大的小区发展计划），而是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已经存在但被忽略了二十多年的基本建设的维修上——机场、地铁、桥梁、公路、街道、下水道、输水道，和住屋、学校等其他项目，并且光是在一九九〇财政年度，就投下了一百二十亿美元。
一位苏格兰生物学家兼社会学家，帕特瑞克·盖地斯爵士（Sir Patrick Geddes），一生从事性的演化和城市的演化的研究，并设法结合此二学科来造福都市规划。他在一次大战前夕制定了一个有名的都市发展方案，认为一个城市的兴亡过程有五个阶段。首先出现的是Polis（套用了古希腊城邦的名称），一个年轻的城市；下一步发展到Metropolis，一个庞大而健康的城市；然后又发展到Megapolis，一个过大而不健康的城市，且倾向于自大狂；从而变成Parasitopolis，一个寄生城，吸取着全国的生命液；最后变成为Pathopolis，一个近死之城，充满疾病，日益萎缩，趋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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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纽约从哈德逊船长登陆而“发生”至今，已经“发生”三百八十多年和八百万人了。按照这个理论，目前大概是一个过大而不健康，并倾向于自大狂的Megapolis。但纽约不大可能有机会走向一个吸取着全国生命液的寄生城；因为，从联邦到各州的全国，根本不允许纽约如此寄生。最好的证明是，纽约在一九七五年向华盛顿福特总统求救的时候，所得到的答复被目前正在罢工的《纽约日报》当时头版头条一语中的：“去死吧”（Ford to City：Drop Dead）。而且因为纽约，不论它多么自满自大，在它该清醒的时候总会及时清醒过来，而绝不沉醉于往日的光辉。而且因为纽约，不论它目前的处境是何等困难，它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危机了，而且在每次危机之后反而会有新的血液、新的活力加入。从它几百年下来建了又拆、拆了又建的一贯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