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看懂荀子-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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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根据什么来区别名称的同异呢？回答是：根据人自然具有的各种感觉器官。凡是人类，情感都相同，他们的感官对事物的感觉印象就相同。所以通过各种比喻，说得大体相似，就可以互相理解，这就是人们共同约定事物名称，而互相交往的原因。物体的形状、颜色、纹理，靠眼睛来区分；声音的清晰与含混、细微与洪大等各种特殊的声音，靠耳朵来区分；甜、苦、咸、淡、辣、酸等各种特殊的味道，靠嘴来区别；香、臭、芬芳、腐气、腥、臊、马膻气、牛膻气等各种特殊气味，靠鼻子来区别；痛、痒、冷、热、滑、涩、轻、重，靠身体的感觉来区别；愉快、郁闷、喜、怒、哀、乐、爱、恶和欲望，靠心来区别。心有验证感官认识的能力。虽然心有验证的能力，可是要依靠耳朵才能认识声音，依靠眼睛才能认识形状，可见心的验证能力一定要靠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后才能发挥作用。五种感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识，心感知了而不能加以说明，那么，说他无知，人们是不会不同意的。这些就是事物的名称之所以有相同也有相异的原因和情况。　　　
　　在人们取得了认识之后，就要给这个事物起名称：相同的事物就给予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就要给予不同的名称；单名足以让人明白的就用单名，单名不能使人明白的就用复名；单名与复名的性质不相违背，就用共名，虽然用了共名，对了解事物也没有什么妨害。知道不同的事物应有不同的名称，所以就给所有不同的事物取不同的名称，不可错乱，正如同样的事物没有不同的名称一样。所以万物虽然众多，有时想把它们全部概括起来，就把它们叫做“物”。物是大的共名。推而广之，可以给单个事物归成类，给同一类的事物起一个共名，不同类的东西还可以再归成更大的类，起一个更大的共名，这样归纳下去，直到无法再加上共名时为止。有时想把万物中的一部分如飞禽走兽概括起来，就叫做“鸟兽”。鸟兽是大的别名。推而广之，一类事物可以加个别名，个别的事物还可再起个别名，这样推论下去，直到无法再加上别名为止。名称本来没有一定要用这个才算合适的道理，人们共同约定给某个事物命名，约定而成了习惯，也就认为合适了，违反了约定和习惯就是不合适了。名称本来没有一定指称某个实物才算合适的道理，人们共同约定给它取个名字，约定而成了习惯，就成为代表这个实物的名称了。名称有本来就起得好的，直接易懂而不会使人误解，这就叫做好名称。有的事物形状相同而实质不同，有的事物形状不同而实质相同，这是可以区别的。形状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事物，虽然可合用一个名称，但仍是两个事物，形状变化了而实质无差别，这叫做变化，有形状的变化而没有实质的区别，这就叫做同一事物。这就是要考察事物的实质来确定数目的原因，这就是制定名称的关键所在。后王制定名称，是不可不考察这些的。　　　
　　“被欺侮并不是耻辱”，“圣人不爱惜自己”，“杀死强盗不是杀人”，这些说法的错误在于用名称的表面相异扰乱了实质的相同。只要考察一下名称的由来，再比较这种说法和通常的说法哪种行得通，就能禁止这种论调了。“高山和深渊一样平”、“人的情欲本来很少”、“猪牛羊肉的味道并不甘美，大钟的声音并不使人更快乐”，这些说法的错误在于用个别事实扰乱了一般名称。只要考察一下名称为什么有同有异，再看看这种说法和通常的说法哪种符合事实，就能禁止这种论调了。互相排斥，却说是互相包容，又说“牛、马不是马”，这些说法的错误在于用名称的不同扰乱了事物的实质。检验一下名称约定的原则，用这些名称所包含的内容来反驳人们所排斥的内容，就能禁止这种论调了。凡是偏离正道而擅自私造的邪说谬论，没有不和以上三种错误相类似的。所以贤明的君主知道了名称与实物的区别，就不去和他们争辩了。　　　
　　民众可以用正道来统一而不可跟他们讲明这样做的原因，所以英明的君主用权势来统治他们，用正道来引导他们，用命令告诫他们，用言论来启发他们，用刑法来禁止他们。所以民众受正道的感化迅速而又自然，哪里还用得着辨明解说呢？现在圣王不在世了，天下混乱，奸言四起，君子又没有权势统治人民，没有刑法来制止人民，所以只好用辨明解说了。人们对实物不明白，就给它起个名称，有了名称还不明白，就加以举例，举例还不明白，就加以解说，解说了还不明白，就进行辨明。所以举例、命名、辨明、解说，是实际运用中的重要形式，是成就事业的开始。听到名称就了解了实物，这是名称的用途。联属名称而成文章，这是名称的组合。名称的使用和组合都得当，这就是懂得名称了。名称是人们互相约定加给各种实物的。辞句，是连缀不同事物的名称来表达一个意思的。辨明解说，是对同一事物展开争论，说明是非道理的。体会、命名，是供辨明、解说是非道理时使用的。辨明、解说，是心对道的认识的表达。心是道的主宰。道是治国的根本方法。心意符合于道，解说符合于心意，言辞符合于解说的用意，名称正确而容易举例说明，合乎实际情况而容易理解，辨明事物的差异而没有过错，推论事物的类别而不发生矛盾，这样听起来就合于礼法，分辨起来就尽量推究事情的缘故，用正确的道理分辨奸邪，就像用绳墨衡量曲直一样；因而邪说不能扰乱正道，百家的谬论也无处隐藏了。有兼听各家言论的明智，而没有傲慢自恃的态度；有兼容各家学说的度量，而没有自夸美德的神色。学说能实行，天下就走上正路，学说不能实行，就宣传正道，自行退隐，这就是圣人的论辨解说。《诗经》上说：“体貌谦恭，志气高昂，有如宝玉珪璋，多好的声誉，多好的名望。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是天下的榜样。”说的就是这样的人。　　　
　　谦让的品德具备了，长幼的礼节恰当了，忌讳的言辞不讲，邪怪的话语不说，以仁爱的心去说话，以求学的心去听别人的言论，以公正的心去辨别是非；不因众人的非难或赞誉而动摇，不因旁观者的议论而迷惑，不被贵者的权势所收买，不被邪僻小人的奉承话所引诱，所以就能遵守正道而不背离，讲话率直而不屈服于外力的胁迫，口齿流利而不漫无边际，重视公正的言论而轻视庸俗的争吵，这是士子君子的辨明解说。《诗经》上说：“长夜漫漫啊，我久久地思考着自己的过错，对古人的道理没有怠慢啊，对礼义没有违反，又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君子的言论，深刻而精确，中肯而有条理，表面千差万别而道理是一致的。他选择正确的名称，运用恰当的辞句，来努力表明他的思想。名称和言辞，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只要能沟通理解就可以了；乱用名称和辞句标新立异，就是邪说了。所以名称足以反映实物，言辞足以表达主要思想就可以了。离开了这个原则而讲些费解之词，这是君子所抛弃的，而愚者却捡起来当成宝贝。所以愚蠢的人，说话轻率而又粗野，喜欢争吵而没有条理，喜欢多言而乱说一通。他们搬弄诱人的名称，炫耀迷人的言辞，而思想内容却十分浅薄。所以玩弄各种名称和言辞却没有主要思想，非常劳累却没有任何功效，贪求声誉却没有好的名望。而聪明人的言论，考虑起来容易理解，执行起来容易做到，坚持这种主张容易站得住，最后就必然能得到所希望的结果，而不会得到厌恶的结果。而愚蠢的人正好相反。《诗经》上说：“你若是鬼或是怪，那就无法看见你！可你有脸又有眼，人们终会看清你的真相。我做这首好诗歌，尽情地揭穿你这反复无常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凡主张治理国家要靠除掉人们的欲望的人，这是无法引导人们的欲望，反而被欲望困住了的人。凡主张治好国家要靠减少人们的欲望的人，这是没有办法节制欲望反而被太多欲望困住了的人。有欲望跟没有欲望，是不同类的，这是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的区别，而和国家的治和乱没有关系。欲望的多和少，是不同类的，是情的多少问题，而和国家的治和乱没有关系。欲望并不是因为有可能实现才产生的，但追求欲望的人总是从可能实现的方面去努力。欲望并不是因为有可能实现才产生的，它是生来就有的；追求欲望的人从可能实行的方面去努力，是受心支配的。人生来就有的单纯的欲望，受内心的多种想法所制约，所以很难和天生的欲望相同了。人最强烈的欲望是要活着，人最厌恶的是死亡。然而有人放弃生存而去求死的，并不是不想活着而想死，而是因为当时不可以偷生而应当去死。所以欲望非常强烈而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心制止了行动。心正好符合道理的，那么欲望即使多，与治国又有什么妨碍呢？欲望不强烈而行动超过了它，这是心支配了行动。心里认为可做的却不符合道理，那么欲望即使少，又怎么能阻止国家的混乱呢？所以国家治与乱的关键在于内心所认为对的是否符合道理，而不在于欲望的多少。不从关键方面寻找国家治乱的原因，而从与国家治乱没有关系的方面去寻找，虽然自以为找到了，实际上是丢失了。　　　
　　性，是自然生成的；情，是性的实质；欲望，是情对外物的感应。认为自己的欲望是可以达到的而去追求它，这是人情所不可避免的。认为自己的欲望是对的而去实现它，这是人的智慧所必然要求的。所以虽然是看门人，也不可能没有欲望，这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虽然是天子，欲望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欲望虽然不可能完全满足，却可以得到大部分满足，欲望虽然不可以排除，对欲望的追求却是可以节制的。所想得到的虽不能完全满足，追求欲望的人还可以大部分得到满足；欲望虽不可以排除，如果所追求的得不到，想满足欲望的人就会节制追求。掌握礼法的人，条件允许就尽可能满足欲望，条件不允许又能够节制欲望，天下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好的了。　　　
　　大凡人没有不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而抛弃自己认为不对的事的。明白了没有比“道”更好的，却不遵从“道”，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假如有人想往南走，不管路多么远也要去；假如有人不想往北走，不管路多么近也不去。哪能因为往南走没有尽头就掉转南行的方向而向北走呢？人对自己所喜爱的，再多也不嫌多，对所厌恶的，再少也不要。哪能因为欲望不能完全满足就放弃努力而去追求所讨厌的东西呢？所以欲望符合道理而去满足它，哪能因为欲望增多就天下混乱了呢？欲望不符合道理的就抛弃它，哪能因为欲望减少就安定了呢？所以明智的人只讲欲望是否符合于道就可以了，而各家邪说的宣传就自然消亡了。　　　
　　大凡有人所求取他所希望得到的，往往不能完全得到；有人所抛弃他所厌恶的，往往不能完全去掉。所以人无论什么行动，都不能没有一杆衡量的“秤”。秤不准，虽然挂上重物，反而会仰起来，而人就误以为是轻物；或者挂上轻物，却低了下去，人就误以为这是重物，这是人对轻重产生迷惑的原因。衡量人行为的秤不准，祸害就会包含在欲望中，而人却认为这是幸福；或者幸福包含在他所厌恶的事情中，而人却认为这是灾祸，这也是人对祸福产生迷惑的原因。道，是从古到今衡量一切事物最准确的标准；离开道而凭自己的内心来选择，就不知道祸与福隐伏在什么地方了。　　　
　　交换，用一个东西换一个东西，人们说：“这没有多得，也没有吃亏。”用一个东西换两个东西，人们说这没有吃亏而是多得了。用两个东西换一个，人们说这没有多得而是吃亏了。会计算的人愿意以少换多，会谋略的人却按照自己认定正确的去交换。用两个换一个，人们都不愿这样做，因为明白数量的多少。依照道去行事，就像用一个东西去换两个东西，哪里会吃亏呢？离开正道而依自己的想法选择，就像用两个东西换一个东西一样，有什么好处呢？积累多年的美好愿望，去换来一时的满足，可是却有人这样做，是因为他太不明白其中数量的关系了。　　　
　　我又曾深入地观察到一个隐蔽而不易觉察的道理：内心轻视道理而又不看重财物的人也是没有的；一味看重财物而内心无忧虑的人是没有的。行动背离道理而不遇到危险的人是没有的；遇到危险而内心不害怕的人也是没有的。内心忧虑害怕，就是嘴边吃着肉，也尝不出滋味；耳朵听着钟鼓之乐，也不觉得悦耳；眼睛看着华丽的服饰，也不觉得美丽；穿着轻暖的衣服，躺在平坦的席子上也不觉得舒适。所以享受了万物的好处却不能感到快乐，即使暂时感到快乐，而忧虑害怕的心情还是不能排除。所以享受万物的好处却忧虑重重，兼得了万物的利益却隐藏了很大的灾祸。这样的人，他追求财物，目的是养生还是损寿？本想满足欲望却放纵了性情，本想怡情养性却危害了身体，本想保持快乐却损伤了内心，本想提高名声却败坏了品行。这样的人，即使封了侯，当了君王，也与盗贼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乘着轩车，戴着礼帽，也与砍掉双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叫做让外物役使自己。　　　
　　内心平静愉快，就是看到极平常的颜色，也很悦目；就是听到极平常的声音，也很悦耳；就是粗茶淡饭也很可口；就是穿着粗布衣、粗麻鞋，也很合体；就是住着狭小的屋子，用着芦苇帘子、稻草垫子、破旧的桌凳，也可以养身。所以，没有享受万物的好处却可以保持快乐，没有权势爵位却可以保持名声，让这样的人管理天下，那他必然为天下操劳多，他个人的享乐少，这就叫做尊重自己而役使万物。　　　
　　没有根据的言论，没有见过的行为，没有听说过的计谋，君子都要慎重对待。　　　　　　　　
十一、性恶　　　
　　主旨　　　
　　对于人性的不同认识，是战国时代学术界争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荀子持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荀子从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欲望两个方面出发进行了论证。在他看来，人有善良的表现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从而强调了教育和环境影响对人的道德观念形成的作用，也强调了人应当努力去改造自己的自然本性。既然人本性是恶的，那么顺着它自然发展，就会“争夺生而辞让亡”，导致社会混乱。因此，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必须在政治上“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的主张。荀子的这些主张，对推动社会前进是有积极意义的。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