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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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我惹毛了他之后拼命地跑，从院子冲进屋里躲到了父亲的书房，回手锁上了门。哥哥晚了一步，只好隔着门上的方块玻璃看着我喘粗气。我看看父母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就决定暂时不出来了，于是坦然隔着玻璃冲哥哥做鬼脸。哥哥当场崩溃，连工具都顾不上找，直接赤手空拳打碎了玻璃，拎着血淋淋的拳头进来把我做掉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懂事之后，我又渐渐发现，当一个人择善固执的时候，这种欠揍找揍的滚刀肉性格，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要不是这样的一个王八蛋，他也坚持不了这么久”，我办网站的时候，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因为大米不够，所以家里经常要用其他的粗粮充主食，经常吃的就是玉米面煎饼和玉米面的面条。为了让家人咽下这些多年后被称为“健康食品”的劳什子，家庭主妇们发挥聪明才智，把它们料理得花样百出。但是在食用油和白糖这样的调味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年代里，这种难为无米之炊的挣扎通常换来的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们上了饭桌后残忍的反应：“妈，怎么今天又是玉米面啊？”
除了永远都吃不够的肉之外，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就是水果罐头和麦乳精。在那时候，这些都是只有生重病的住院患者才有资格享用的奢侈品，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重病的人显然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想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水果罐头和麦乳精（也许还有其他的好东西）都被那些吃不出什么味道的人吃掉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不诡异的。
因为有些回忆的细节拿不准了，所以我写作时给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谈到缺衣少食的话题时，母亲的嗓门顿时提高了：“你可没赶上过缺吃的！你哥哥姐姐好像都赶上了苦日子，但是你没有，你一直都吃得很好！因为我后来去了食品公司上班，所以就连猪肉，你也是经常吃的！我还经常从单位买内部处理的酱肉给你们吃的。”
除非是赶上一个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时代，否则每一代人好像都会觉得下一代吃的那一点点苦是微不足道的。母亲去了食品公司后，我们确实吃到了比一般人家多一些的猪肉，但是我不提醒的话，她已经不记得了：那些每隔一个来月才能给全家人吃上一次的酱肉，都是用病死的猪经高温消毒后做成的，这在今天应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了。而且所谓“经常吃”的猪肉，也只是偶尔在炒青菜时，点缀一下而已。所以过节的时候，摆满了一桌子的青椒炒肉片、韭菜炒肉丝，总是一眨眼功夫，就全成了素菜了，就连技术上显然难以被轻松地这样操作的洋葱炒肉末也是同样的下场。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渐渐发现饭后的剩菜里居然有肉，于是大家感慨起来，觉得日子真的过得好一些了。
那时候有一个风靡全国的小人儿书（因为当时全国每年也就出那么几本书，所以好像所有的书籍都是风靡全国的）叫《七把叉》，讲述的是一个贫民窟长大的巴西苦孩子，天生大胃王，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后来参加吃货大赛成了明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最后在一次国际大赛中活活撑死了。我相信整整一代的营养不良少年，都曾经希望过自己能像七把叉那样，生得胃大，死得饱满。
我比同龄的大部分孩子看书要早一些。只看小人儿书的孩子们，习惯把没有图片全是文字的书籍叫做“大书”。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看过很多本“大书”了。我发现这能让我在学校里获得很多意外的满足感，比如女同学敬佩的目光，还常常伴随着悦耳的感慨：“罗永浩，你懂得可真多啊。”这种和阅读本身带来的快乐同样强大的力量，驱使我读书读得更勤快了。我这辈子做过的绝大多数看起来不错的选择，都不是完全被一个纯粹而又崇高的动机所驱使的：当我勤奋读书的时候，除了喜欢读书，我也知道这会换来一些现实的好处；当我择善固执和坚持原则的时候，除了清楚这是我希望坚持的，我也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好的名声和影响力；当我努力把事情做得漂亮又敞亮的时候，除了确实想把它做好，我也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喜欢上我；当我对朋友够意思、对女朋友关心体贴的时候，除了我愿意这样，我也知道这会让他们受到感动……很惭愧，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浑然天成、清澈纯净而又全无自知的真人。
因为买不起太多的书，我把家里能看的旧书都看完了之后，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县委机关图书室去借书看。负责借书的阿姨长得很清秀，不知道她是真喜欢我，还是因为她是父亲的属下，总之她对我很好，经常跟我开个玩笑之类的。可惜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总忍不住要在大人面前抖个机灵的那种讨厌孩子。也许是因为我卖弄得太多，后来她见了我就不是很有兴趣跟我说话了。长大以后，我也见过一些像我小时候那样喜欢卖弄的孩子，感觉讨厌得不得了。由衷祝愿那些被我的童年折磨过的无辜的长辈们，在后来见不到我的岁月里，都能过得好一些。
回忆起少年时代，让我总想忏悔的另一件事情是，当我牙尖嘴利地修理那些跟我抬杠的男同学时，班里不懂事的女孩子们的傻笑每次都能激发我愚蠢的冲动。于是一场单纯美好、全无恶意的小孩子斗嘴活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通过侮辱朋友来讨好女生的兽行。我会永远为此感到羞愧，年轻不是理由，至少没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见过很多没这么傻的小朋友。在意识到我的这种愚蠢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作为一个擅长逃避责任的文艺青年，我又把我小时候犯下的错归咎于那些没有判断力、只知道傻笑的女同学们，认定她们是“命运安排给我的阴谋”，经常心中抱怨，总觉得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些傻姑娘，就断然不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到了二十五六岁，我才想明白要求那时候的她们比那时候的我更懂事也是非常无耻的，这使得我人到中年回忆起青年时代，再一次羞愧不已。我希望类似的反省能使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少做一些晚年的时候想起来又要“一张老脸，涨得通红”的事情。
没过多久，县委机关的图书室里，我有兴趣看的书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和龙县公共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是父亲的旧识，所以父亲就让我去县图书馆找他借书看。去了几次之后的那个暑假，父亲的那个朋友让工作人员以后直接放我进书库自己挑选书籍。盛夏时节，一个人在巨大阴凉的书库里自由自在地徜徉翻看，是我童年时期最幸福的几个回忆之一。
今天回想起来，大部分引起我最初对阅读的兴趣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糟粕，比如《杨家将》、《兴唐传》、《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等等。这些书籍里充斥着弱智的历史观和军事观（如果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去借一把宝刀也算是军事活动的话），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建迷信。那时候的大部分书籍，在前言里都会加上官方的八股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撇开这种思想审查和控制的合理性不谈，这些观点今天有很多我都是同意的。我总觉得看着这样的垃圾长大，虽然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变傻，但在启发智力、启发思考的方面，多半是没什么好处的。希望后来的孩子们，能够在童年时期有更好的传奇故事和魔幻作品可以看。
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所有外国小说，也都会注明“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我们进行了适当的删节和处理，以免对青年读者们产生误导……”。后来发展进步为“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但相信广大读者能够自行甄别，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删节和处理，希望大家阅读时注意……”。同一时期的社会进步还包括，“怎样用革命精神克服*恶习”的扯淡，经历了“*真的对身体有害吗？”这一纳闷儿阶段后，最终演变成为大大方方的“医学专家黄教授认为：适当*对身体并没有危害”。再晚一些的时候，《知音》、《家庭》这类杂志上的婚姻爱情问答里，赵*老师的忠告“切莫将身轻许人”也变成了“怎样开明地看待婚前性关系——与温曼丽博士一席谈”。
我这辈子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和龙县胜利小学。当时的和龙县城里，一共有四个小学，名字都很热情，分别叫作胜利、前进、建设、光明。
刚入学没多久，老师教导我们，早晨上学的时候，在门口、操场或是走廊上，总之除了教室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见到老师，要记得主动敬礼问好。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发现，如果见到老师的时候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老师表扬，会被说成是“懂礼貌的好孩子”。于是很多孩子到了学校后不急着进教室看书，而是到老师可能出没的所有地方去巡逻，希望能“碰上”老师，这样就可以“顺便”敬礼了。开始的时候，我也兴致勃勃地在路上“遇到”过好几回老师，也相应地受到了几次表扬。我小时候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很喜欢老师夸我，但总觉得长期寻衅滋事般地找老师去敬礼是一种很别扭的行为。有时候几个孩子排着队“遇到”老师，争先恐后敬礼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是传说中的拍马屁，所以后来就不太好意思再去了。
有一阵子学校里天天教“五讲四美三热爱”，我对这个“五讲”和“三热爱”没什么感觉，但对“四美”的印象就很深刻，因为我觉得我的同班同学里，凑巧有四个女孩子长得都很美。每次老师说“五讲四美”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把她们挨个念叨一遍。写到这里，我赫然发现，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她们中的三个人的名字，而全班三十来个男同学的名字，却只能记起两个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因为跟某个名人重名才记住的。
我能记起来名字的女同学里，有两个是长得非常难看的胖姑娘。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几乎全班同学的小报告，她好像还是个什么班干部。另外的一个我记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我一个人的小报告，而且她也是我的同桌。那天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称呼要空两格写，不要顶格写。于是我举手站起来表示，这个说法和语文教科书上的不符，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写信的时候，称呼好像都是顶格写的。老师满脸不耐烦地跟我辩论了几句之后，粗暴地要求我闭嘴坐下，并提醒大家以后要按照她的要求写信，不许再啰嗦，最后还撂了一句：“老师三十多年都是这样写信的，还没见谁说过我写得不对呢。”我忍无可忍，就在下面嘀咕了一声：“三十多年都写错，只能说明狗改不了吃屎。”结果被这位孙姓的胖姑娘告到了老师那里，转天老师就派了她上高中的儿子课间的时候过来暴打了我一顿。
我小学时印象比较深的两个男同学，都是胖子。其中一个叫周胖子，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只记得他只是因为他脸上永远都是夸张无比的骄横之气，经常在一副粗黑框子的眼镜后面瞪着一双牛眼睛，突然走过来问你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知道‘里根’的‘里’是哪个里字吗？”你要是感到莫名其妙因而有些发愣，他就会不屑地用眼角瞥你一下然后走开。
另外的一个胖子姓魏，比我还胖得多，所以我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玩。魏胖子少年老成，也读过很多书，经常给我讲做人的大道理。我偶尔“积极要求上进”的时候，会听得心里暗暗佩服，但大多数“拒绝进步”的时候，又会把他那些金玉良言全都损得一钱不值。很多年后，周星驰红了，很多艺术理论工作者们开始研究他。这些人模狗样的评论看得多了，我就学会了一个词，叫做“消解”。（后来我的年纪大了，就把“消解”搞得比较严肃和有意义了，比如我总去打我的博客文章的著作权官司，在中国，著作权官司的审判结果总是很荒谬，很“助长歪风邪气”，讨厌的是做出这么弱智的判决的法庭还总是板着脸假装神圣。于是我就一直坚持打，因为每一次法官宣读一个愚蠢的审判结果时，都不得不当庭念出我的博客名字：“*老愤青”，于是“*”这个被认为是“脏话” 的字眼就会一次次地从法官神圣的嘴里冒出来，冉冉升起，在法庭上空游荡。）
魏胖子的母亲是饭店的大厨，印象里他家常年都是扑鼻的饭菜香气。只是我生性腼腆，从来都不好意思在别人家吃饭，所以很多次在饭点儿去他家，在他母亲盛邀我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流着口水咬着牙坚称“真的不吃了”、“刚在家吃完”、“很饱，一点也吃不下了”。后来四表哥从外地过来在我家里住了一阵，其间他第一次上班赚了钱，知道我馋饭馆里的菜，就请我吃饭。我们去了魏母掌勺的那家餐馆，吃了两盘堪称人间至善的锅包肉和溜肉段，令我终生难忘，但那一次回家后，两人被母亲一起骂了一顿。她认为我还小，肠胃的抵抗力弱，而餐馆的东西卫生又差，所以不该去吃。我小的时候人品方面有很严重的缺陷，一看到母亲发作，就赶紧把可怜的表哥卖了，谎称我本不想去，是表哥非要我一起去之类的。他为此有将近一个月都不怎么理我，今天想来，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他。再一次，我觉得年龄不应该成为行事如此糟糕的借口，在我的同龄小朋友里，我也见过很多人是不像我那时候那么不堪的。
除了总吃好东西，魏胖子的家还有一点让我羡慕不已，那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家里的烟花爆竹总是非常多，除夕夜要放掉大概二十多块钱的样子。这些钱能买足足好几个大口袋的量。那时候大家的月薪水平都是三四十块钱。这意味着魏胖子家过年，单是烟花爆竹，就要烧掉一个人二分之一的月薪。这在每年只被允许燃放一两块钱鞭炮的我看来，实在是值得为之战栗的幸福。那时候我永远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对春节期间扰人的鞭炮恨之入骨。
魏胖子的邻居家里，也有我们学校的两个孩子，弟弟跟我是同班的，哥哥要大出三岁。本来大家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天天放学都会一起走。有一天在路上我和那个弟弟打闹，闹着闹着不知怎么俩人就急了眼，明明是那个弟弟先惹的我，但大三岁的哥哥居然不劝阻，而是冲过来不由分说跟弟弟一起殴打我。旁边的好朋友们好歹拉住了他们两个，但事后在我表示不解的时候却纷纷批评我的“糊涂”：“操！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当然要揍你啦，换了咱们是他哥也会这样的啊。”我本来想说：“谁说的？换了我是他哥，我就不会这样。”但是看了看他们的表情，就没有说出口。这时候魏胖子说：“谁说的？换了我，我就不会这么做。”这是我对“知己难求”和“吾道不孤”的最初体验。
上了初中之后，我不得不面对更多这类涉及到是非判断的暴力问题，在去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回想起来好像无限漫长的青春期里，除了每个孩子都会感到迷茫的性问题之外，暴力问题也常常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在我校某个同学被“敌校”的某些同学打伤后的报复行动的计划会上，我以我认为很正常的方式询问了受伤同学挨打的原因，结果换来的是一堆白眼和“这个节骨眼上，你还问这个有劲吗？”的表情。为了不被伙伴们孤立，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