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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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汝窑有这么高的地位，这么名贵，这么稀少，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比它更名贵的瓷器呢？有，就是柴窑。柴窑谁也没见过。明代宫廷在整理古董的时候，有本书叫《宣德鼎彝谱》，里面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六种瓷器，第一是柴窑，是排在宋代五大名窑之前更名贵的瓷器。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里也说“世称柴、汝、官、哥、定”，把钧窑给去掉了。
柴窑据说是后周柴世宗（柴荣）所烧的御瓷。柴荣在位仅六年，他死了以后，赵匡胤陈桥兵变，拿下江山，当了宋太祖。清人朱琰《陶说》中记载：“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当时底下人跟皇上请示，瓷器要做成什么样的呢？柴世宗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者”，相当于今天的“这”。就是说按照下雨后天放晴的那个颜色，把瓷器做出来。这只是古书上的记载，没有实物传世。包括历史上的宫廷收藏中，都没有实物。当赵宋王朝取得天下一百多年以后，汝窑就出现了。所以当学者论及古代陶瓷的时候，往往将柴窑和汝窑相提并论。
柴窑既没有发现实物，也没有发现窑址。清代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说：“今论窑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久不可得矣！得残器碎片，制为冠饰、绦环、玩具，亦足珍贵。”找不着柴窑，能找到个碎片，都已经很珍贵了。我后来就回想，我在20世纪80年代买过一件类似的东西，孔雀蓝色的四个残片，完全用金属镶在一个铜的方杯里，方杯底下有四字篆书：“世宗遗物。”我当时还真不知道它是什么，对柴窑也没有了解，后来看书才看到。欧阳修在《归田录》里就说：“柴氏窑……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欧阳修说，宋代都没有柴窑，弄到个碎片，用金属把它包起来。我当时把这个东西没太当回事，买得也便宜，我印象很深，80块钱。隔了多少年以后，我再翻箱倒柜，怎么也找不着了，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惜，要不然也可以给大家看看。但我可以肯定，那东西肯定不是柴窑，只是个想象中的柴窑。
现在有专家研究，认为景德镇的影青瓷就是柴窑。这点没有定论，只是有一说而已。还有说陕西的耀州窑是柴窑，都属一家之言。
明朝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的记载，特别文学化。他说：“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知然否？”文震亨认为柴窑非常贵，世上根本看不见。他描述了听说的样子后，自己又问了自己一句：我也不知道这对不对，反正谁也没见着。
理论上讲，汝窑的颜色最接近于柴窑。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谁见过柴窑啊，不都说雨过天青色吗？想一想，也就是汝窑比较接近了。
最后讲讲汝窑的成因。汝窑是宋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瓷器，当时为什么要烧这种青瓷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徽宗的追求。当时奸臣蔡京和各种道士都在撺掇宋徽宗信奉道教，导致宋徽宗后来笃信道教，他大力推行道教，称自己是“教主道君皇帝”。史书记载，宋徽宗设道观二十六等，等级非常多，你一年爬一级，也得爬二十六年；又设立了道学，每年举行大考；把古今道教事迹编成《道学》一书。政和七年，宋徽宗集道士2000人，一起释讲道学。他是真信，不是假信。那么，道教主张什么呢？“静为依归”、“清极遁世”，就是要很清静的这种感觉。道教仪式中，给天神写的祈祷词叫“青词”，又叫“绿章”。青词、绿章，道教都是追求这个颜色。今天台北故宫所藏的宋人书札中，有这种天青色的纸，是淡淡的一种蓝灰色，用来写道教的祈祷词。道教对青色的追求，直接影响了宋徽宗的审美。
欧阳修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饰。”意思是说：我们追求的道，就是返璞归真；我们追求的理，不用加任何装饰。这个追求的道理不仅影响了汝窑的烧造，也同样影响了宋代其他官窑的烧造。下一讲就讲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窑、哥窑。
凡事都得有人先定个调子。宋代官窑的这个调子，并不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定的。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他在立国初期，对文化并未过多顾及。赵匡胤当皇帝可能不是经过深谋远虑的，而是临时的一个冲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当皇帝。所以，他一开始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治国上。
赵匡胤在当皇帝之前，虽然对读书很有兴趣，但是对艺术的感受并不很深。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赵匡胤平定四川以后，俘虏了后蜀国王孟昶，把后蜀皇宫里的很多宝物运到汴梁。其中有一个黄金做成的盆子，上面镶满宝石，古书上记载是“七彩宝石”，都镶满了。赵匡胤就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大臣说：“这是孟昶的便盆。”赵匡胤就说了：“他拉屎都用这个，吃饭该用什么呀？使这种东西，不亡国才怪呢！”说完他就把便盆摔了。赵匡胤显然对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非常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内心对艺术还有一种抵触或是排斥的情绪。我想，每个朝代的建国初期，皇帝的心态大致都是这样，觉得艺术不重要，当不了饭吃。
鉴于南唐李后主和后蜀孟昶的亡国教训，宋朝初年，全国范围内对艺术品，以及生活中对艺术的感受，都不是很追求，尤其是统治者，对艺术的感受都比较淡漠。民间倒可能有一点儿追求。
宋朝刚建立时，赵匡胤并不认为江山稳固，所以忧心忡忡，就去找大臣赵普，征求治国方略。赵普是宋代非常有名的大臣，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赵匡胤就问赵普，国家怎么去治理，怎么才能避免五代十国那样的战争频繁，皇帝一朝朝地换。赵普就跟皇帝说，主要问题就是大臣兵权太重。我们知道，唐代对武力就比较推崇，尤其晚唐到五代十国时期，大家都是谁胳膊粗谁拿下天下。针对这样一个背景，最后赵匡胤定下的治国方略就是强干弱枝。所谓“干”，就是指中央集权。宋代的中央集权非常明确，所有事情都是中央说了算。“枝”，指地方势力。赵普认为只要削弱了地方的军事势力，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所以就有了后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国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尽管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国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而且长达三百多年。
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清明上河图》这件作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当时没有录音、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画卷，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把整个汴梁的繁荣，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全部反映出来。当时有客栈，有民居，有店铺，有作坊，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宋代的官窑制度，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
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谁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来指挥烧窑；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确的记载。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确。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由于不明确，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尽管如此，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
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窑址不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我们推测，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没有找到，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我们参考其他窑址，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比如瓷胎画珐琅，就在紫禁城内烧造，位置在西华门附近。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宋徽宗时期，社会生活非常富足。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酷爱艺术。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学家们认为：在绘画技巧上，宋徽宗高于李后主；在诗词技巧上，李后主高于宋徽宗。李后主最著名的词就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
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设有各种作坊，分工达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怎么分？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个门类中，反而没有“陶作”，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所以能够容忍。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
北宋官窑比较罕见，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又经过靖康之难，很多东西都毁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
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见过一个。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卖会上，有一个官窑瓶子。这个瓶子最早在扬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来拍卖。这瓶子有一个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种玉礼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这个字念错，念成“宗”，应该念“从”。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琮用来礼地，璧用来礼天；琮外方内圆，璧外圆内圆。琮式瓶，就已知的资料来看，全世界只有四件，一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件在英国大卫德基金会，一件在台北故宫，最后一件就是这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里都没有收藏这样的琮式瓶。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件东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烧造的。我就比较执着地认为它一定是真实的，就是北宋的，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运。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艺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们忽略。它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瓶子，你从里面看是圆的，从外面看是方的。南宋以后，工艺上就可以烧造外方内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艺中，拉圆非常容易，搁在轮盘上，随着轮盘一转，立刻就能拉成圆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点点拼接起来。北宋时期的工艺还不够先进，所以要先拉成一个圆，然后单做四个三角，粘在四个角上，最后挂上釉去烧。我首先从工艺角度上看，认为这个琮式瓶是北宋的艺术品。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北宋的，总觉得是后人仿的。我们要知道，仿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有主观的愿望，就是我为什么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历史上也确实有这种人，就是想造假，造出来显示个人的成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绝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在赢利的前提下，就有一个成本问题。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就不会赢利，造假也就不会存在了。这个原因导致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热的时期，就是我们说过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兴到民国初年以及现在。那么，宋代官窑，在宋代没有人去造假，没有这个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时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对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几乎没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对宋代官窑非常感兴趣，所以摹制了很多。清代宫廷主要是摹制，不追求一模一样，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时期大量仿官窑的器物上，就写着“大清雍正年制”，说明本朝喜欢这种审美风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从这点推断，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没有造假的动机，所以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后来，这件琮式瓶被拍卖，现在在一个收藏家手里，被公认是北宋官窑。
从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很多时候真理其实就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当你的道行深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鉴定的这个东西的真实面目。问题出在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瞎活儿，但还坚定地认为是真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还非得要这么认为，那就出问题了。我觉得收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有把握，那就坚定地认为真理在你手里；但当你没把握的时候，就不应该执迷不悟。简单地说，瞎子拿一个瞎活儿，就更瞎了。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当时为了区分，北宋官窑就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南宋官窑有两个烧窑的地方，一个是郊坛下，一个是修内司。这两个窑址都是20世纪发现的，一个是20年代，一个是90年代。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袭徽宗旧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为有芒，不好用，于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间，京师自己安排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明明是吃了败仗，被迫跑到南边，但说得很好听。所谓“袭徽宗旧制”，就是沿袭了徽宗时期的形制，先后在修内司、郊坛下烧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样，新官窑跟旧官窑有不一样的地方。
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他“中兴渡江”的时候已经21岁，是成年人了，对以前那种富足生活有极深的印象。他到了杭州以后，非常怀念北宋时期那种奢靡的生活。宋代林升的诗有这样的描写：“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南宋人的心态，还是非常怀念北宋的生活。实际上，赵构是力图把杭州建成像汴梁一样的城市，体现大宋王朝的一种精神。
从瓷器烧造上讲，南方的条件相对来说比北方优越。当时南方有越窑，有秘色，有龙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