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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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器有芒，并非因为工艺的问题，有这么几点理由：一、如果是覆烧的工艺出现问题，很简单，把它正过来烧就是了。二、查遍所有的辞书，包括一些古书，“芒”这个字的解释里没有涩口一解，只有我们后人生这样的解释。三、就是我刚才说的，白瓷与最高统治者的审美开始冲突，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今天艺术品的欣赏范围非常广泛，但在古代，可供艺术陈设的东西没有现在这么多，他们的审美目标都比较集中。尤其宫廷当中，使用哪种瓷器都是皇家去定调子。皇家谁去定调子？皇上。皇上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他欣赏某一种东西，所有的人都会跟上，就是所谓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当皇上对白瓷没有兴趣，一定会改为青瓷。
宫廷中使用的定窑不仅仅是白色，当时还烧造了各种颜色，根据颜色不同，被后人定名为红定，现在叫紫定；墨定，现在也叫黑定；还有绿定，古籍上都有记载，非常少见。再有就是刻花的，仿照磁州窑的效果，宫廷跟民间在某种时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讲一下红定。苏东坡在《咏定瓷》中有这样一句“定州花瓷琢红玉”，说的是什么样呢？谁也不清楚。因为这里有两个字扰乱你的视线，一是“花”字，二是“红”字，到底是一个红定窑，还是一个花定窑呢？谁也说不清楚。后来经过大部分学者的统一，认定是一个红定窑。我讲过，钧窑是对瓷器上出现红色作出划时代的贡献，在钧窑以前所谓的红，其实都是酱色，日本人叫柿釉。有人认为，这个“定州花瓷琢红玉”就是红定描金。
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仁宗宠遇贵妃先于六宫，其责以正礼尚如此，可谓圣矣。”故事说的是宋仁宗，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就是“狸猫换太子”里的那个太子。宋仁宗是个非常俭朴的皇帝，有一天他跑到他的宠妃张贵妃那里，突然看见一件定州红瓷器。他就问：“你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啊？”这妃子就跟他说：“是一个叫王拱辰的大臣送的。”皇帝生气了：“我经常告诉你，不要接受大臣的馈送，你为什么不听呢？”说完以后，手持柱斧，当场把它打碎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面，皇上非常愤怒，张贵妃非常愧疚。宋仁宗非常宠爱张贵妃，尚且这样严厉地批评她，可见是个圣主。旁人对皇上有这样一个评价。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首先说明这个红定瓷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东西，要不然皇上犯不着着急上火。家里多一个瓷碗搁那儿，你就发火，是不可能的事儿。当时定州红瓷器在烧造上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底下的大臣才开始拍马屁，去送礼。想送皇上，因为皇上节俭，不敢送，所以就送了贵妃。结果惹皇上生气。这段记载是北宋人的记载，所以非常可信。
宋代有个人叫周密，他在《志雅堂杂钞》上有对瓷器的描写：“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用大蒜汁描金，烧完以后永远不会复脱。这显然是对科学知识的一个误解。用大蒜汁描金，烧完肯定能脱落。当时你看着很漂亮，但是经过使用，很快就会脱落。
为什么用大蒜汁调呢？大蒜的黏度非常高。一般的瓷器破损可以用大蒜来修复。如果一个碗摔了，抹上大蒜粘上，你用手掰不开，不信你回家可以试。但是有一点，不能让水泡着。过去我在早市上买过残器，有的时候农民扛着碗来了，路上不小心就碰碎了，碎了以后卖得很便宜，就一块钱、两块钱。我买回去为了看整体的形状，就用大蒜粘起来，粘起来以后非常结实，你用手拿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能拿水泡，一泡就掉。这是我实验过的，大蒜有相当大的粘结度。
宋代五大名窑到这儿就基本讲完了，我们来做一个小结。
一、五大名窑这个说法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叫《宣德鼎彝谱》，上面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宣德皇帝是一个雅好艺术的皇帝，当时宋瓷的款式典雅者，都要画成图让皇帝看，说明那时已经非常重视五大名窑了。
二、柴窑至今没有发现窑址，又无可信的实物，今天依然是个谜。故五大名窑里没有柴窑。
三、北宋的官窑、哥窑，至今没有发现窑址，但都有实物存世。世界级的大博物馆，包括北京故宫、台北故宫里都有大量实物存世。
四、汝窑、钧窑、定窑，窑址先后都被发现，传承关系非常明确，不存争议。
宋代的审美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宋代的宫廷审美，它代表着官方和贵族的利益。青瓷的收敛、温厚、宁静、含蓄，以颜色作为表现形式，强调的是内心的一种感受。青瓷受到宋徽宗个人的喜好而提倡，这是宋代官方陶瓷美学的一个写照，注重精神至上。宋代的民间审美则跟官方不同，百姓都比较实际，强调世俗的感受，所以重纹饰，比较艳俗。比如民窑瓷器对文字的装饰就特别感兴趣，表达直接，可以取悦于大众，取悦于市场。
这两种审美，构成了宋代陶瓷美学的丰富多彩。下一讲，就从宋代的民窑中体会宋代的民间审美。
明代末期最后两个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一个是天启朝，一个是崇祯朝。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崇祯，一直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这三朝统称为“过渡期”。过渡期以1644年为界限，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1644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崇祯，第二个是李自成，第三个就是顺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史称“甲申之变”。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将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明确的界限。陶瓷史上没有这个界限，瓷器风格在1644年前后二十年间慢慢过渡，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时期叫做“转变期”。由于政局动荡，这个时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约束，但品种较为单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间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单色釉。
明代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祯十年首版发行。宋应星在书中对纺织、印染、铸造、制瓷等工艺都做了详尽论述，对明朝嘉、万以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一本教科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能看到对当时社会科技成就详尽的记载。其中，关于制瓷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风雨飘摇的明朝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颓势。天启皇帝喜欢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讲家具的时候讲过。崇祯倒是想力挽狂澜，但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祯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却一反常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摆脱了嘉靖、万历以来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这种风格也影响到清代青花的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熙青花，最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最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崇祯青花过去不受重视。在我喜欢青花的时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没有人研究了。过去都不知道崇祯一朝烧过青花瓷，往往一说就是嘉靖、万历，后面跟着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馆，都对崇祯青花有误解，认为这类青花一定不是崇祯的，而是后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当崇祯青花写干支款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会推后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时期。所以大量崇祯青花的断代都被推后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祯青花的工作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通过排列，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崇祯青花的真实面貌。
很早的时候，我就对崇祯青花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这个时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样，就开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青花笔筒。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刚允许市场卖古董。当时北京古玩城刚刚开张，还不是楼呢，用铁丝网围着一块地方，房子都是临时的木板房，你一进屋，房子还忽悠忽悠直晃荡。我就在那儿看到一个青花笔筒，非常大。那个人把笔筒刚掏出来，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时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崇祯青花笔筒，上面的画片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非常激动，特别想买。我问他多少钱，他跟我说：“两万块。”要知道，两万块在当时是非常多的钱，我很急，就说：“我有两千美金，行不行？”实际上我在变相地跟他讨价还价，利用美金跟人民币的差价。他说：“不行。”我就开始翻兜里的钱，翻出一千多块钱，搭上了。我说：“我就这些钱了，行不行？”当时美金按汇率折后的人民币以及搭上的钱加起来是一万九千八百块，与他的要求只差二百块钱，严格说，我只打了个九九折，是象征意义的打折。但这个人发现我非常想买，就说：“不行，少一分钱我都不会卖。”这时就需要我当机立断了。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直捅我，那意思就是：你赶紧离开，他就卖给你了。你现在这个态度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想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一旦我迈出这个屋，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一个可能是他反悔说我不卖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说我卖给别人了。无论哪种，我都再没有机会获得这件东西。所以我当时不跟他再嗦，我说：“行，我认这账，不就两万块吗？我差你二百块，下回我给你带来。”我就把这个笔筒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看了很久，我才发现这是崇祯的，是我所知道能查到的最大的一个笔筒，而且，笔筒的壁非常薄，画片丰满，颜色没有挑剔，非常青翠。崇祯青花的青翠，开了康熙青花的先河。整个笔筒没有任何毛病，我就很高兴。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我那朋友不老捅我吗？劝我：“你就别买了，赶紧撤出来最好，能省钱。”我就跟他讲：“收藏有时候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理论上讲，我能出一万九千八百块的时候，那二百块钱对我来说，对他来说，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我们就不能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做什么事，有时你计较一点得失，会失去更多。在收藏这个领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20世纪90年代，我注重笔筒的收藏，买了很多。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明清笔筒》，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笔筒。笔筒是在所有文房用具里出现最晚的一个门类。今天所使用的文房用具，宋代基本都有了，比如笔架、砚滴、墨床，等等。只有笔筒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的，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
理论上讲，笔筒不能搁毛笔，这是所有人忽略的。毛笔怎么搁呢？笔筒里的毛笔是倒着搁，大头朝上。但使用过毛笔的人都知道，毛笔使用以后，一定要悬挂，大头朝下。毛朝下，不能朝上，一旦毛朝上，有两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毛会散，跟墩布似的，下回没法用了；第二个问题：毛朝上，笔头的水会从笔杆里进去。过去的毛笔大都是竹笔杆，只有少数象牙、玉、铜的，那另说。大部分毛笔都是竹笔杆，一旦水积在里头，会把笔杆胀开。所以，笔筒不能搁毛笔，简单地说，笔筒如果搁毛笔，也是搁不用的毛笔；毛笔若用过，一定是正着悬挂。
笔筒在晚明出现时，首先是作为案头的一个装饰。最早的笔筒一定是竹笔筒，我将来讲竹器的时候会讲到，有很多雕刻名家在晚明时期出现。由于竹笔筒的出现，影响到后来瓷笔筒的出现，崇祯一朝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所以大量烧造笔筒。
晚明有个人叫屠隆，他写了一本书来总结文具，叫《文具雅编》。在这本书里，他明确提出了“笔筒”这个词汇。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出现，一定有对应的名词出现。今天能查到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笔筒”两个字，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十一年。屠隆在书中“笔筒”这一条下，说：“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他说的就是湘妃竹的笔筒，镶上紫檀或乌木口的非常雅，其他都不行。
顺治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接下来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没入关之前还有天命、天聪、崇德三朝，天命是努尔哈赤的年号，天聪和崇德是皇太极的年号。皇太极改“金”为“清”。
清朝能建立皇权，很多史学家认为有偶然的因素。明末的腐败肯定会导致明朝的灭亡，但谁能最终拿下政权呢？当时有四支政治力量，第一支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