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南开-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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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后的门外，已经像商场门前等待抢购的胜景一样，黑压压站满了人，大多是背着书包的学生，男生女生都有，男生还略多于女生。也有一些岁数更大一点儿的人，有本校的青年教师，还有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本校的，而是来自社会上的自学者。人人脸上都是一副望穿秋水、望眼欲穿、望断南飞雁的表情，眼巴巴地盯着大门，期盼着它早点儿开启。随着7：00开馆时间的临近，人群有点儿骚动，刚才捧着书的，这会儿纷纷把书收起；刚才嘴里叽里咕噜念外语的，这会儿也闭上了嘴巴，大家都做出一副骁勇善战的士兵状，随时准备跃起冲锋。 这是干什么？——占座！
6：59分，穿着蓝大褂工作服的图书馆值班员终于出现在玻璃门里。只见他快步走到门前，侧转身，背对着我们，站定，左右打量了一下，也做出一副准备冲锋的姿势，然后突然一运气，说时迟，那时快，左腿弓，右脚登，快速猫下腰的同时，右手后出，摸到大门的插销上，猛地往上一拉，随即撒开丫子就跑，没命地逃向他的值班小屋，真好比吓破了胆的败兵。而此时，我们已经顾不上他败兵不败兵，一起发一声呐喊，拔腿向五层的大阅览室冲去。我按着斜背的书包，不使它左右摇晃跑起来碍事，冲在最前面。二层、三层，一直到四层，还在领衔，终于有一个强壮的男生跑过了我，先我一步冲进阅览室。 我很不服气，以003 秒之差屈居亚军。说来那时我20啷当岁，身体真好，一口气跑上老式大楼的五层（怎么也得顶现今新建楼的七层吧），口不喘、心不乱、腿不软，还有速度，真够健将级水平了，要是搁在今天，还不早喘成风箱里的老鼠了？所以说年轻真好，青春万岁，一寸光阴一寸金！我瞄准一个临窗的位置，流星一样“嗤”地滑过去，把书包往大桌面上一放，坐下，三下五除二，取出书、本、笔、讲义，就“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头扎进楚山楚水楚天楚地，跟着屈原大夫“排空驭气奔如电”去了…… 今天，当我给上初中的女儿讲起这些，胸中还隐隐有种莫名的激动，可她却没什么热情地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好玩”。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既有如春天的暖湿空气吹过碧绿的河面，温煦地荡漾起缅怀、向往、留恋的涟漪，又仿佛夏日山洪倾泻而来，平地升腾起“当年——今天——白驹过隙——光阴荏苒——人生易老——时光不再”的排浪，就起起浮浮泛起丝丝缕缕忧郁浓浓密密惆怅，反正，可不是一个轻轻松松的“玩”字能够了得的！ 代沟呀，今天的孩子们，怎能理解我们当年的心情！
那是1978年初冬，我踏进南开园已有两个多月了，自豪感、新鲜感、陌生感等等都已成为明日黄花，同学们都进入了卧薪尝胆囊萤映雪头悬梁锥刺骨的苦学苦读阶段。说来，也许今后中国的历史上，也都不会再出现我们这奇特的“七七级”和“七八级”了。这两届应考的学生中，包括了从1966届到1978届在内的将近20届高、初中毕业生，由于“文革”浩劫，大学从1966年起就没有招考了，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卓越政治家的超人眼光和胆略，力排“左”的干扰，决定恢复高考，把中国救了，也把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青年救了。以我为例，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文革”了，学校关门，失学在家，没娘的孩子似的，整整晃荡了两年。后来名义上虽说上了两年半初中，其实只是挖防空洞、下乡劳动和不停地斗私批修、写大批判稿之类，基本没学过什么文化课，所以我上大学前的学历只是小学五年级水平。1970年6月，据说是因为上面几届学生插队的插队，兵团的兵团，造成北京各个工厂劳动力严重匮乏，频频告急，所以决定从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一半，提前分配工作，于是刚刚过完15岁生日的我，就进了一家工厂，成为一名小青工。这一干就是8年。人生能有几个8年？青春又有几个8年？在那看不到一丝光明的梦魇一般的岁月里，谁还能想到这辈子还有机会进大学读书呀？ 再以我们班为例，全班76人，从“老高三”到应届，全有，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居然差了一半。上学前的身份嘛，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编辑、售货员、机关干部、学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好几位都已成家，有了儿子闺女。还有一位老大哥，他进大学，儿子进小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父子兵，在他的家乡和我们学校里传为美谈。以我24岁进大学、28岁毕业的大龄履历，今天多次被我女儿不解、不屑、不认同，可当时在班里，却还只能排个中等，算是峰腰吧。所以，你说，我们怎能不玩命地学习、学习、学习？珍惜这梦一样美的、一生一世再也不可能有的上学读书机会，榨干分分秒秒，争取在仅有的4年时间里，补上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所缺的7年的课程，还必须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4年的学业。易乎！信乎？ 所以，那时我不分冬夏，每天清晨6：00起床，略事梳洗，不吃早饭，6：20准时迈出宿舍门，有课时就到教室早读，没课时就走向图书馆，一边等待开门一边或背古文古诗，或读英语，或看各种书报杂志。《离骚》全诗，就是我站在楼道里背下来的，今天想想简直是匪夷所思，可当时凭着一股劲儿就硬是背下来了；还有《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文心雕龙》《唐宋词一百首》中的某些篇目、片段等等，都玩命地背了一些——这些，对于过去的读书人来说，都是四五岁就开始背诵的童子功，可我们20多岁才开始“恶补”。幸哉？悲哉！
所以，我在南开上了4年学，也就是说在天津生活了4年，毕业离开时，根本说不出天津的东西南北，搞不明白小白楼和南市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班大部分同学也都如此，也就是上体育课时游游泳、滑滑冰，平时很少娱乐，连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一进食堂尽拣短的队伍排，一门心思发奋读书，真像从精神到身体，都虔诚到家模范到家彻里彻外的苦行僧。 所以，图书馆门前才会每天早上都拥满了人，要在一开门时就冲上去占座，稍晚一会儿就没地方了。这也是因为当时全社会都有苦读风气，跟今天人人都在谈赚钱、谈歌星影星明星、谈养生健美化妆术一样。当时书店门前经常排起长龙，一排就是三五里地，什么《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哎呀多了，都是那时排长队买回来的。多少年没见过这种书了，一开禁，人人都兴奋得像小孩子买炮仗一样，抢着买，比着买；买回家来，全家老少个个笑逐颜开，争着读，不撒手。回想起那日子，真像天天下金雨似的，舒心，痛快！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套13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一共才13多元钱，是母亲抢购回来的。她进家时神采飞扬，眉毛扬得高高的，眼睛放着光，简直就像是把大英帝国的皇杖拿回来了的感觉！那时的书价是多么便宜噢，悔不当初，我怎么没把新华书店搬回家呢？
不过说真的，那时我们没钱，而且，差不多全国人民都没钱。“文革”结束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国家穷得什么都发票，连瓜子都是过春节才配给二两，今天说起来，连我们自己也疑疑惑惑地不敢确信是不是有过那回事。老百姓们个个穷得窝头咸菜劳动布，要买一辆自行车，得全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少吃一口赚一口，攒上好几年的钱，才能梦想成真。 我还好，有8年工作挣的钱垫底，又赶上国家对“七七级”和“七八级”实行带工资上大学、连续计算工龄的特殊恩宠政策，每月可以领到二级工的4171元工资，又没有家庭负担，在班里，就算是地主资本家了。又加上那时大家都一门心思读书，没有现在的吃喝风气，也没有这时装那化妆品的大举入侵，所以有钱就买书，出手时可以不必锱铢必较，有用的和喜欢的都放手买，因此，我那时还真存了不少书，像6卷本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6卷本的《中国通史》、4卷本的《中国历代诗歌选》、3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等等，毕业时运回北京好几纸箱，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用。当时国家还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每个月发给生活补助，共有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是2250元，根据每个学生家庭的平均收入数评定。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每月由我去学校领回助学金发给大家，所以，我很清楚许多同学的经济状况，实在是非常窘迫。 班里有一半以上来自农村，华北、西北一带偏多，最远的有青海、新疆、西藏的。这些同学大多是男生，每月2250元的助学金，除了吃饭，买日用品、衣服、参考书以及一切零用之外，还要把每年回家探亲的路费省出来。这就是说，他们得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不能再去跟家里要钱了。还有更贫困的，比如F同学，听说他家里只有老父亲和一个妹妹，上学前主要靠他挣工分养家，现在他不能挣工分了，父亲和妹妹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他每月还要从那点助学金中省下一些接济家里。今天想来，简直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1998年，我随中国文联代表团去新加坡访问，抽空到同班R同学家去做客。R比我小6岁，来自河北农村，是一个淳朴诚实、勤奋有志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第一次独自离家在外生存，感到很寂寞很无助，在班里就认我做了姐姐。他已落户新加坡好几年了，如今，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了四室两厅的房子，有了汽车，娶了爱妻，生了娇女，日子过得富足、愉快。 我坐在他宽敞的客厅里，他兴奋地跟我叙着旧，依然是那个淳朴诚实、勤奋有志的弟弟，一点儿也没有变色。叙着叙着，他突然告诉我，4年大学生活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挨饿，“在学校时，就靠那么点儿助学金，根本不够吃，老觉得饿、饿、饿，可把我饿坏了！”我浑身一激灵，霍然变色，凄然问：“当时怎么没听你说过，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喃喃道：“哪儿好意思？……” 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心里还楚楚作痛，自责我枉担了姐姐的空名。可是即使这样，我们班所有的同学，男生女生，老的少的，全都悲壮地艰难地用功地发奋地玩命地读着书，没有一个打退堂鼓，没有一个吊儿郎当混日子，没有一个虚度了4年的时光。真的，眼见着，我们的水平在提高，就拿我那位R弟弟来说，初进校时，写的文章还很幼稚，等毕业时再看，已经老道得叫我吃惊了。现在他在新加坡，于工作之余，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此，他的爱妻在自己的娘家人面前，骄傲得像个公主。教过我的各科老师都曾发自内心地评价说：“七七级”和“七八级”这两届学生，对于中文系来说，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我的脚踏在梯子上是最上一级， 每一级是一束年岁， 一步比一步代表更大的一束，一切在下的都正常地走过去，而我仍然在往上攀登。 （惠特曼：《自己之歌》）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只是南开的匆匆过客，南开的主人南开的基石南开的精魂南开的主宰，还是我们的老师们。毕业十多年来，我曾几次找机会回到魂牵梦萦的南开园，去重新感觉走进校门的快乐，重新寻觅当年的足迹，重新体味一间间教室所辐射出的吸引力，重新抚摸新开湖的滢滢碧水。最主要的，是去探望那些亲爱的老师们。南开有着极棒极出色的一个教师群体，我从他们那里终生受益，至今心心念念，有一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殷殷亲情。 初上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时，大家都没重视。况且，宋老师一上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板着硬脸，很严厉地斥责我们班上一位逃课的男生： “进大学，是叫你们读书来了，不是让你们写小说来了！不好好上课，躲在宿舍里写小说，歪风邪气！不想上课的，退学！把位置让出来，有的是人想进来呢！” 当时倒抽一口冷气：这老师可真够厉害的！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了抵触情绪，因为谁上大学不是冲着作家梦来的？何况当时新时期文学又是初露端倪，写小说之风特别兴盛，像我，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写了好几年，发表过两篇了，怎么舍得就此罢笔？再说，我从小学起就讨厌语法，什么“主、谓、宾、定、状、补”，多么枯燥，不懂它们怎么了，那么多作家不照样写小说？全照它的模子套，还写不出来了呢！ 可是本能又告诉我，宋老师说的可能是对的，搞创作，上完大学还可以继续，眼下这课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自己的基础本来就差，再不全心全力上课，一辈子都会跟不上趟。我当时心里矛盾得很，不知道怎么办好？谁想宋老师不仅毫不客气地训我们，还苦口婆心地教，还讲究方式方法，更有高超的教学水平，没几天，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把我们全班大大小小一股脑儿全装进他的“牢笼”里，我们全成了他的“俘虏”。他讲课的时候，也不声高也不卖弄也不急躁也不斥责也不喋喋不休也不拳打脚踢，而是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循循善诱出神入化的，就把我们领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宏伟殿堂。这时候再看“主、谓、宾、定、状、补”“偏正结构”“把字句”，不但不再使我们绕着脖子也弄不明白因而厌烦之痛恨之，反而成了吸引我们钻进去探险的“仙人洞”。有一阵子，同学们特爱在一起分析汉语“玩”，有的同学还“玩”上了瘾，后来，居然就将它选择为终生职业。于今想来，20年都过去了，我还是没搞明白，当初宋老师到底给我们施了些什么“魔法”，怎么就让我们全体乖乖地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完成了这门功课？可以说，现代汉语语法是我在南开4年里学得最好的一门课，实实在在学到了东西，吃进肚子里面去了。当我大学毕业进光明日报社以后，正赶上报社不少同志补上夜大学，他们拿来了不少语法分析难题，请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大学的“七七级”和“七八级”做。有人吟哦半天做苦思冥想状，我呢，拿过来俱一挥而就手到擒来迎刃而解，大大为我南开露了脸。我心里真怀念宋老师，后来才听说，他教我们时，正是他的家境极为艰苦的时期，经济上比谁都拮据，搞得他精神负担极重，可他还是那么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呕心沥血卖命不要命地教诲我们，表现出高尚的教师人格。 中文系还有号称“四大才子”的4位古典文学老师，风格很不同，有内向深沉型的，也有翩翩才子型的。宁宗一先生是典型的文人才子，平日里但见他把腰杆一挺，头发一甩，就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大概是我行我素惯了，有时才气外露到咄咄逼人的程度，也一点儿不惧怕外界舆论，他可能是绝不认同“夹着尾巴做人”的处世哲学的。郝世峰先生则是深不可测的一口井，高高的身躯只给人一个“高”的感觉，不傲，不急，不躁，很谦和很沉稳很有书卷之气，后来他果然就主政中文系，搞得很有中兴的气象。鲁德才先生倒是常能见到，听说他的学问很好，心里面存了尊敬。还有一位大才子罗宗强先生，他原来是中文系的人，可我们上学时被调到《学报》去了，“七七级”有同学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非常出色，罗先生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可惜这四大才子一个也没有教过我们，只能远远地仰望——那时我还是一个非常羞涩的小女生，没事的话，绝不敢主动去跟老师们瞎搭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