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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我的父亲任弼时-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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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肖劲光、卜世奇等数名“东大”中国留学生也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这是父亲在旅居莫斯科期间第二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年轻时父亲性格很活泼、思维很活跃。特别是旅居异国,对国内来的代表,更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会议期间,只要稍有空闲时间,他就去探望代表们,并与代表们探讨革命理论,利用星期天陪代表们参观莫斯科市容,并想尽一切办法款待代表同志们。
  这期间,全苏尚未从饥饿中摆脱出来,尽管苏联人民节衣缩食,把最好的食品供给会议代表,但人们仍难免受饥饿的困扰。一天,张国焘、高君宇、王烬美等中共代表正在宿舍休息,父亲、刘少奇、彭述之等8名同学捧着一盘马铃薯来了。一进门,不知谁大声地说:“同志们,对不起,实在没有好吃的,就请用一点马铃薯,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心意!”在座的代表们愕然了,他们深知这盘马铃薯的分量,这必定是几个同学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来的,非任何贵重物资所能换到,是同志们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直至几十年后,被慰问者仍满怀异常亲切的感情深切地记忆着。
  1922年12月7日,中共旅莫组召开会议。由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任弼时、王一飞、彭述之为中共正式党员。
  如果说“东大”艰苦的物质生活对父亲是一种革命意志的磨炼,那么,旅莫支部的政治生活则成为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锤炼革命牺牲精神的熔炉。
  有系统、有组织的训练开始于旅欧支部派员赴莫斯科后。
  1923年4月的一天,父亲偕王一飞、萧三等人来到莫斯科火车站,在熙来攘往的旅客中迎来旅欧支部第一批赴“东大”的同学: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王圭、佘立亚、袁庆云、王凌汉、郑超麟、高风、陈九鼎等12人。异国他乡迎同志,自是别有一番亲热劲儿,尽管他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父亲挽着新同学的手,揽着新同学的腰,大踏步地一路走、一路用他特有的高音向同志们介绍“东大”的学习和生活。 
                  5.莫斯科“东大”(3)
  旅欧同志的到来,壮大了旅莫支部的队伍。党员从13人增至23人,占当时中共党员总数的5%,团员亦达35人。随即,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成立了支部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及《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规定了政治理论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范围,开始了对支部成员的严格教育。
  不久,“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东大”,同学们群情激愤。父亲当年的老师,今日的学友萧三和另一同学当即合写了一个剧本《二七罢工》,反映这一动人心魄的事件。父亲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五四”时期宣传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样,登台参加演出,向全世界无产者宣传。他们在“东大”礼堂、在莫斯科老布尔什维克疗养院……迎得各国各民族及老共产党员的掌声,赢得了世界无产者对中国工人阶级兄弟般的声援。站在舞台上的父亲感受到了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力量,也感受到青年一代革命者肩上担子的沉重。
  1924年1月,莫斯科,一个极其寒冷的冬月。
  22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父亲和苏联人民一样,悲痛万分。拾起搁置数年的画笔,注满崇敬、爱戴与痛悼之情,描摹领袖肖像,放在自修室和宿舍楼梯口,供大家瞻仰。
  列宁逝世后,考虑到人民对伟大导师的沉痛哀悼之情,苏共中央决定将列宁遗体移至莫斯科工会大厦大厅三日,以便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界人民向列宁告别。
  可能因父亲俄语讲得好,也曾担任中国支部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局的人熟悉的缘故,他得到可以随“东大”支部局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父亲找上萧三一同去了。
  荣幸的是,当他俩随队伍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时,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护灵”。这是葬仪中一个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4人,每次5分钟。4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父亲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垂头默立。60多年后,萧三回忆当时的情景,不无激动地说:“在短短的5分钟内,感想千千万万,我低着头,眼睛望着安详静睡的列宁,5分钟内没有眨一下眼。”
  是的,今天的人们的确无从得知他们想了些什么;然而,父亲却用毕生的实践告诉我们:他无愧于东方民族的代表,他接过了列宁的旗帜,并把它高高地擎起。
  3天后的支部大会上,父亲与华林一起介绍傅大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3月。春,以其勃发的生机叩开久为冰封的莫斯科的大门。这不禁激起不满20岁的父亲思乡、念土、恋亲人的别绪,给早已莺歌燕舞的南国家人寄去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父母亲大人及诸妹妹:
  一月以前,曾寄单挂号信一封并附有照片,可否收到?你们近来的健康如何?
  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自当谨慎,你们尽可放心。
  莫城天气渐暖了,街衢的积雪渐溶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的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
  禹彝叔去年由法来俄,现与我们同校念书,他的情形还好。
  我今天本来是没话可寄,不过因为有便人回国,特草数行以慰你们的望念,旁不多及。
  此祝健康,近好!并望回音!
  各亲属叩安
  二南寄于莫城      
  三月十五日    
  这寄自遥远异国的家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大自然充满生机的春天的热爱和对故乡春景的无限眷恋,蕴含着对父母家人的深沉的思念。然而,一句“但我不惜……”却道出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对革命前途美好憧憬和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豪情。 
                  5.莫斯科“东大”(4)
  这是保存下来父亲在莫求学时唯一的一封家书。
  这一年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自1923年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后,本年初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此时国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即陆续派人回国。
  父亲被安排在第二批返回。行前,被派与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青年国际提出,为便于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东方各国应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父亲等3人鉴于中国国共两大政党合作已形成,并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4年历史的实际,不同意中国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政治色彩的青年组织,得到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中国党代表团的认同。
  7月23日,父亲结束了在“东大”的3年学习生活,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于8月抵达上海。 
                  
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1.团“三大”前后(1)
  有一种说法,父亲是青年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的,任务是加强中国青年团的领导。而事实上,父亲一到上海即被派往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授”,为时不长即参与青年团中央工作。数月之后,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代理团中央总书记,继而担任团中央总书记。
  1924年9月22日,父亲参加团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任弼时担任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区委书记为张秋人。三天后,团中央局会议又决定在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一编辑部,聘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7人为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10月9日团中央局又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自此,父亲开始在《中国青年》撰文,为青年团呐喊,热情地宣传苏俄,同时撰文廓清青年运动内部的糊涂认识,反击敌人的进攻。
  这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面临着一场方针性的争论,即中国是否应当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对此,父亲在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时即持否定意见。回国后,鉴于国内仍有同志主张单独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他在《团刊》上系统地阐明了应否定的观点,坚决反对在中国另建“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认为这种组织在尚未建立民族革命政党、群众也没有团结起来的国家是需要的。但中国的社会实际说明,已建立4年的青年团,完全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之一。倘若另建一“组织上完全独立”,政治上有“独立自主的权柄”的“独立的青年政党”,发展结果将会因成分复杂、政见不一,而“成为一种反革命的组织”。因此,父亲明确指出“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实现之必要。”他的这一认识与主张,不但在1924年统一了团内认识,而且为以后同国民党青年部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决定采取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作为主要方式之一,但在国民党中一直有人反对。他们在政治上攻击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想使国民党逐渐变为共产党,甚至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时间右派舆论甚嚣尘上。为反击敌人,使广大青年了解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吸引青年加入青年团。父亲在《中国青年》第49期发表《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文章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少年国际之一部”。它“绝对不与一班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又指出: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他们明白中国国民革命之必要”。
  1924年11月7日是苏维埃革命胜利7周年纪念日,次日在《中国青年》第52期(苏俄革命纪念特刊)上发表了父亲撰写的三篇文章:《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向中国青年介绍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业绩,号召学习和研究列宁主义;列举事实阐明十月革命后苏联经济、政治地位的巩固及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特别详细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青少年的组织状况、政治和文化教育状况及青年团、童子团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
  由于父亲还担任团中央的俄文翻译,这一时期他还负责翻译有关文章在党和工会组织的刊物上登载。如他曾译赤色国际工会总书记洛佐夫斯基所写的《国际工人运动与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一文,刊于《中国工人》第二期;翻译列宁著《中国的战争》一文,刊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等。
  据不完全统计,父亲自1924年8月回国到1927年先后在党团刊物上发表文章计15篇,探讨革命理论与实践问题。难怪20世纪80年代我访问一些与父亲有过接触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他们常说:“当年,我们是先读了你父亲的文章,后来才认识他的。” 
                  1.团“三大”前后(2)
  1924年,华夏大地大革命兴起。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发展壮大,成为党的得力助手。为了迎接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筹备召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父亲除了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员外,主要时间投入于团中央局的工作,尽管当时他并不是团中央局执行委员,但却担负起团“三大”筹备工作。他与恽代英、张伯简、张太雷、项英、林育南、张秋人等7人组成议案准备委员会,并和张太雷、张伯简、张秋人、恽代英共同负责起草关于非党青年运动草案,提交“三大”讨论。
  1925年1月26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代表团员2 400余人。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代表旅莫斯科地方团组织出席大会,并与华林、刘尔崧、刘伯庄、恽代英组成5人主席团,同时为教育训练问题委员会和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刘伯庄等9人当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父亲又与张太雷、恽代英、张秋人、贺昌5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
  自此,父亲正式走上了团的中央领导岗位。
  共青团“三大”在团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确立党对共青团的绝对领导,按照青年化群众化的要求,即按照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建设团,提出四个口号“学习列宁主义”、“严守本团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此次大会为动员广大青年团员积极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4年冬,家乡传来噩耗,祖父病故。正值紧张地筹备“三大”之时,无法脱身的父亲按捺下思念、悲痛与负疚,全力工作。
  自1920年夏天离开长沙,到上海、去莫斯科,一晃四年有余,一回国父亲就想回故乡看望久别的双亲,看望妹妹们,看望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可是,工作离不开,革命需要他,他没有回去。
  “三大”胜利闭幕。紧张繁忙的工作终于把父亲累倒了,直到2月中旬,父亲仍在康复中。2月18日在给旅莫团的罗亦农、王一飞信中他写道:“现在身体亦感衰弱得很。”这便是父亲的付出。这时父亲只有20岁! 
                  2.叱咤风云亭子间(1)
  自莫斯科回国,父亲就住在上海福康里一个小小的亭子间。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是他的全部家当。然而,正是这小小的亭子间,却成为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领导者叱咤风云的大舞台。
  “三大”结束,正当父亲全神贯注于中国共青团的组织建设时,2月,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取得部分胜利。但日本资本家在工人复工后却不履行所答应的条件。于是,工人在5月间再度罢工。
  5月15日,上海的日本资本家为对抗工人罢工,关闭内外棉工厂。工人按计划去上班,冲进厂内。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野蛮地向工人射击,枪杀了青年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
  事件发生,当即引起团中央的密切关注。这时父亲正代理团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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