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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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派父亲“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动摇。”次日，父亲即启程。
２２日，父亲到达长沙，先后与马也尔、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会面，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按临时中央指示精神改组省委。并于当晚向中央书面报告，分析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原因，指出：“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鉴于株洲、萍乡铁路方面暴动已完全失败，平江、浏阳已不为工农军掌握，长沙有敌军九千余布置严密，能起来暴动的群众仅千余人左右；湘东初败，很难立时反攻，此时立即发起暴动“必大遭失败”。特向中央建议“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并同马也尔一起拟定《湘省今后工作计划》，指出：今后工作“原则还是进攻的”，但一定要有“相当时期准备与工作，方能鼓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因此，总暴动的时期不能此时规定（因为规定得太近乎于自欺）”。
父亲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客观上拥护了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撤向农村。
当然，父亲当时对中国革命现状的分析也会有历史的局限，但是，他是尊重事实的，处理问题是审慎的。
不久，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湘，调父亲回中央。这时，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往上海。利用这一机会，父亲回老家湖南湘阴探亲。
这是父亲自１９２０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赴莫斯科东大以来第一次回家。
故乡青山依旧在，却平添了祖父的坟冢；秋风无力吹黄天井里栀子的绿叶，岁月却让祖母的青丝染霜。
在家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大约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父亲恨不得包揽祖母的全部操劳：担水、烧饭、打扫房间……为了感谢亲戚朋友多年对家庭的照顾，父亲特意以为祖母作５０岁生日为由设家宴，宴请大家。
1．初到中共中央机关（2）
父亲还想为祖母做更多更多的家务，然而，他必须走了。祖母不善言谈。父亲临行前一日，祖母只说：“我留不住你。”说罢，坚强的祖母，强收住已淌下的泪水。她给父亲雇了一抬轿子，从唐家桥抬到白水火车站，往岳阳方向去了。
祖母和父亲却没有料及，这一别竟是永诀！尽管后来母亲把我和大妹远征先后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但直到祖母去世，父亲也没有机会再见到祖母！
父亲回到武汉，中共中央已迁至上海。１０月１９日，父亲接到通知：务必于１１月７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中央紧急会议。
这一阶段，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对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而对中国实际国情不甚了解的共产国际代表更作出了许多错误指导，“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通过１１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段时间内对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
盲动主义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的损失。仅团员即由团“四大”时的３？郾５万人减少到１万余人。
有过亲身考察湘东暴动实践的父亲经过冷静地观察思考与分析，终于在１９２８年１月完成了《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青年》第４期），批评盲目暴动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暴动行为，探讨失败原因，总结策略方法，视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工作方针。
父亲批评“一切斗争皆成暴动”的观念非常危险，“极容易走向冒险主义或玩弄暴动的错误。”
父亲特别强调“不去注意群众工作，只凭主观要暴动，硬把一切斗争变成‘暴动’，认为除暴动外没有出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只有暴动才有机会做，便是极大的错误。”“由这样而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真等于革命的罪过！”
他分析各地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群众本身既无有效组织，更无暴动夺权意识。因而他指出目前最紧迫的工作是“组织群众，引导他们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去培养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意识，巩固阶级组织”，“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可磨灭的伟大的阶级力量。”
父亲的文章发表不久，１９２８年２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又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批评盲动主义和罗米那茨的错误。４月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收到上述决议案后，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通告，承认中共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
大约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底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率先提出从团中央调人到党中央工作。此后几个月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瞿秋白、李维汉等都曾提出调父亲做党的工作，瞿秋白倾向父亲到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在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更明确地说：“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
不久，父亲正式调到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
2．留守·被捕·到苏区（1）
父亲到中央工作负责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和李维汉、罗登贤在中共“六大”期间留守国内（从１９２８年４月到９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止），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当时中央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从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可以上去。留守中央就在它不远处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他们每天上午９点碰头，处理日常工作。
如果说大革命时父亲主持团中央工作是他走上政治家、组织家道路的开始，那么，留守中央，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则是历史向他提供了一个实践锻炼的机会，这一年，他２４岁。
革命陷入低潮后的种种问题一一摆在父亲的面前。留守，不是被动的支应；留守，要指导各省工作，要制定事关全局的策略方法……父亲开始了较之作为团中央总书记时更高层次的“亭子间指挥革命”。他们除了及时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大”期间来自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指示外，更多更具体的是对国内的现实问题作具体指导。
为了复兴被大革命失败严重挫折的工农运动，他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提出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在斗争中获得工会的群众，以形成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整顿与发展农村工作，防止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倾向，注意城乡及各区间配合发展等等。
为了开展军事运动，父亲代中央改定《军事工作大纲》（第五十一号通告），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应当大批地加入红军，成为红军的中心成分；红军士兵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一律平等；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苏维埃派政委负责红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代表。苏维埃的军委即党的军委，是这一割据区军事最高机关，等等。
为了党组织适应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减少牺牲，同时又能扩大领导斗争的力量，父亲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总结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规定了从组织形式到活动方式的一整套办法。这些办法下达后，对于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曾这样评价此通告：“今天读起来，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父亲还根据各省委书面工作汇报和与负责人谈话等形式了解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与留守的其他同志讨论研究，将结论形成书信方式传给对方，个别指导工作。我从《任弼时年谱》中就看到他曾复信顺直、河南、江西、浙江、安徽、满洲等数省省委，涉及党内外各种问题。９月初，新中央开始工作，留守结束。
对那一时期全国革命的形势和党的工作，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芽》（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５日）一文中曾这样概括：“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中国的民主革命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行动，在１９２８年５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天在发展的。”
这应当说也是对父亲这一时期工作的历史的肯定。
留守中央的工作结束不久，父亲即受中央委派赴安徽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并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省临委的风潮问题。接着，离开芜湖去南陵县巡视党的工作。
南陵县有党团员２０多人。是年７月，组织遭破坏，县委书记被捕，若干人变节。为了解党团组织的问题，父亲决定参加１０月１５日在县城西北的香油寺召开的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香油寺北靠城墙，南临小河，有金、银两桥通向寺院，不远处即是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夫人的衣冠冢，称小乔墓。
2．留守·被捕·到苏区（2）
１０月１４日，一向谨慎的父亲，化装成年轻的商人，头戴礼帽，身着中式长夹袍，化名胡少甫，在安徽团省委特委书记林植夫陪同下走水路搭漳河夜船到达南陵。１０月１５日下午３时许，在南陵县党团负责人王德芳带领下，父亲来到小乔墓，这时，与会的党团员也陆续云集。不料，他们的行动被国民党县党部发觉，派其组织干事胡学礼（叛徒）、训练干事刘必昌（叛徒）及工会主任许锦章暗中盯梢，派县自卫队持枪埋伏在金、银两桥附近。当父亲觉察到周围气氛不对，准备分散时，敌人已拥上前来，当场逮捕了父亲和林植夫、王德辉、刘显宗四人。
１６日晚，南陵县法院同国民党县党部会审。王德辉、刘显宗承认了共青团身份，林植夫化名徐厚昌，虽然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未供出父亲。
审到父亲时，他镇定自若，沉着应对：
“你叫什么？”
“胡少甫。”
“哪里人？”
“湖南人。”
“什么职业？”
“长沙伟伦纸庄学徒。”
“来南陵做什么？”
“催收账款。”
“到香油寺附近干什么？”
“来看小乔墓。”父亲一一对答。
敌人只搜到父亲身上携带的８０元现款，别无它物，但不肯轻信，残忍地向父亲施“夹棍”和“压杠子”。父亲忍着疼痛始终不改口供。敌人因未掌握其他证据，只好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父亲等解往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
在解赴安庆的船上，意外地遇到了乡亲彭佑亭。彭佑亭是作民叔叔的姨妹夫，常在江浙一带跑点小生意，对祖父和父亲一向敬重。父亲即寻机将被捕概况及口供情况写在巴掌大的一张纸上，彭佑亭随即赶往长沙，把父亲写的条子交给理叔公。理叔公毫不耽搁地电告在上海的我的母亲。
党中央接到母亲的报告，立即派人偕母亲回长沙设法营救。
伟伦纸庄是我的堂舅陈岳云经营的。母亲便暂住纸庄以备对质。同时，请父亲的远房姑父，长沙四大名律师之一的何维道出面奔走。
何大律师赶到安庆后，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把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亲自出庭辩护，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与此同时，党中央多方设法，甚至收买有关官吏。据１９２９年２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载：关向应报告说，为了营救任弼时，国际济难会拨给特费８ ０００元。
终于，父亲获释，回到上海。此时已是１９２８年年底。
不料，未出一年，父亲再陷囹圄。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７日，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父亲在上海被捕。
这天上午，父亲前往靠近杨树浦工厂区的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弄堂里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是新建立的团省委秘密机关，由郭亮烈士的夫人带着他的４岁的遗孤郭志成看守。
父亲走进竞业里，习惯地观察周围，没有发现异常，才推开石库门。那知刚迈了两步，即为门后蹿出来的暗探抓住。押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是一个大统间，三面墙壁，一面铁栏杆。父亲冷静沉着地环顾了四周，发现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周朴农也在里面。他跨过水泥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犯人，朝周走去。周刚要站起来打招呼，父亲立即机警地按下他的肩头、顺势坐在他旁边。
原来，周是先父亲一步被抓来的。他住公平路，距竞业里不远，接到开会通知后第一个到达。刚坐下不久，即冲进十几个巡捕，不由分说将他和郭亮夫人及儿子一起押来。捕房又留下暗探，继续候捕其他人。这样便抓到了父亲。
知道周朴农没有暴露身份，父亲轻声说：注意隐蔽，我们要装作互不相识，看来敌人只是怀疑，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并叮嘱周朴农，敌人审问时，要利用３年前他曾作过内山书店职员作掩护。
2．留守·被捕·到苏区（3）
果然，审问时周朴农按照父亲的关照，一口咬定是内山书店职员，因内山书店的店主是鲁迅的朋友、日本进步文化人士内山完造先生。自然，在对质时得到书店认可。而父亲，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令他从不随身携带任何文件地址类的东西，因而敌人只搜到一张电车月票。这次，父亲化名彭德生，身份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一口咬定是记错门牌推错了门。
当然，敌人不会轻信这些口供，对他两次施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周朴农回忆道：“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则是我在建国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父亲后背因遭电刑落下的伤疤的。尽管时间使伤疤愈合，痕迹已淡，但敌人摧残革命者令人发指的罪恶却无法忘记。
这次的营救工作是由周恩来亲自布置，中央特科具体执行的。特科的同志们调查了解到，这次父亲他们被捕，是因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张永和路遇敌人“抄靶子”，抄到他衣袋中一个竞业里的地址，而前去搜查的，并没有其他什么凭据，只当他们是共产党的嫌疑犯。因此，特科即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等出庭辩护。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２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判。父亲、周朴农、张永和因同案同时受审。他们坚持在汇山路巡捕房时的口供不变，潘震亚据此辩护，指责租界捕房滥捕无辜中国公民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违法行为。法官无言应对，宣布休庭。第二次开庭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父亲４０天监禁。
１９８４年，在搜集有关父亲的资料时，我
